论戏剧诗性——以曹禺话剧为例

朱 洁

（武汉大学 艺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对“戏剧性”这一话题的探讨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著名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当中，其后，各类理论学说对“戏剧性”这一问题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诠释。但“戏剧性”本身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汪余礼教授指出，“戏剧性”涉及四种含义：“戏剧艺术的特性”“戏剧艺术的属性”“艺术的特殊审美属性”和“作为日常生活用语”。从“戏剧艺术的特性”来看，戏剧之所以被称为戏剧，是因为它具有别的艺术门类所不具备的特性，不同学者对其有不同阐述，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戏剧艺术作为一个时空当中有意识的相遇呈现给现场观众，在相遇的过程中，演员和观众相互的输出影响和调动着观众当下的反应和行为，戏剧表演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驱使观众对所见所闻的事件进行即时的反应和评估，因此，戏剧是整个场域中的人相互理解的过程。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指出：“戏剧是一种诗，因为它创造了一切诗所具有的基本幻想……戏剧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也是一种特殊的诗的表现形式。”[1]这一论述说明了“戏剧是诗”的本质。戏剧性指的是，在宏观意义上，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被称为戏剧，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探讨将更为实验性和更具特殊性的戏剧形式纳入戏剧这一概念范畴，在扩大戏剧的范围的同时，并没有探讨戏剧的好坏标准问题，但是，当我们重新评估戏剧的美学意义时，不得不再度将“诗性”一词纳入视野，戏剧如何才能更有诗性，是当下对戏剧创作进行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曹禺是中国话剧史上杰出的代表人物，“以剧写诗”是他的创作理念，1992 年,田本相提出曹禺话剧创作是“诗化现实主义”，并指出，曹禺的这一创作理念影响了整个中国话剧史。曹禺的戏剧创作一方面受五四浪漫文学的影响，一方面又受西方现代戏剧的“现实与诗”潮流的影响。以下，笔者通过曹禺创作的作品为切入点，分析曹禺的戏剧作品是如何创造戏剧诗性的，以期给戏剧作者创作诗性戏剧以启发。

一、人物和主旨：情感和哲思叩问精神和心灵

海德格尔认为“思想乃是诗作，……存在之思乃是诗作的原始方式，……思是原诗，它先于一切诗歌，却也先于艺术的诗意因素，……思的诗性本质保存着、存在着真理的运作。”[2]由此来看，具有诗性的戏剧是剧作家“存在之思”的作品，展现的是剧作家内在的生命思考，它将作者对人的悲欢喜乐的想法和对社会现实的探讨放入剧作当中，正如李渔所说的“代人立言”，人物是表现剧作家思想的有效载体，它们正向或反向地印证着作家的人格和思想。谭霈生曾说：“戏剧艺术的对象是‘人’，读者和观众关心的也是人。”[3]那么，如何判定戏剧人物的塑造是否富有戏剧诗性呢？这要看剧作者所塑造的人物是否叩开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大门，是否是一个有着精神哲思深度的人物，是否有着灵魂深度的指向。

曹禺的戏剧作品无一不体现着他对当下人的处境和现实的强烈关注，在20 世纪30 年代，他不断深入提过反封建和个性解放的主题，创作的《雷雨》讲述了资产阶级化的封建家庭的悲剧，《日出》抨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金钱至上”观念的罪恶，《原野》反映了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中农民的遭遇与反抗。其后，抗战爆发的阶段创作的《黑字二十八》讲述了一群日本爱国青年与日本特务和汉奸的斗争，《蜕变》揭露了医院的腐败现象等。曹禺的作品在联结着时代的特性的同时，有着更加深广的内在意蕴，即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心，人在水深火热的时代现实当中面临着无法逃脱的困顿与灾难，这种对命运何去何从的探寻使其作品达到了一种诗意的境界。这种对戏剧诗性的追求在剧作中的人物身上得到了强烈的展现。

“诗性人物”是剧作家基于主旨思想创作出来的具有灵魂深度和意境的人物，这些人物对自身命运有深入思考，他们有对未来的憧憬和对命运的认知，但是，在社会的牢笼之中，他们逐渐丧失了自己，沉浸在忧郁和苦闷中的心态中，又怀抱着对光明的渺茫的希望。在《雷雨》中，被称为“雷雨”性格的繁漪展现的就是一种强烈、疯狂和迷失的抗争，她“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她在长期的压迫之下没有丧失自主的意志，依旧带有着强烈的主宰自身的命运的渴望，在周朴园的压迫中，她没有沉沦，在与周萍的逃避与阻碍的关系中，她展现出不可抑制的野蛮力量，她对畸形的爱情并没有止步于对封建伦理的拷问，而是在其中获得了精神的安慰和满足。这样一个向往爱情和新生的形象是极具诗意情怀，结局虽然是悲剧，繁漪却说“我不后悔，从来不后悔”，这一控诉与总结将人物的血性与生命力升华了，给了生命以力量和诗性，人物灵魂深处的精神力量得到了深沉的表达。

二、台词：含蓄和强烈的情感流露

但丁的“四义说”认为，语言具有四种意义：字面义、譬喻义、道德义、寓言义，他认为，剧本是一种以人物台词为手段、集中反映矛盾冲突的文学载体。真正富于动作性的台词必然也具有抒情性，那么，如何才是具有诗性的台词呢？应是展现了诗所拥有的优美、传神、饱含情感特点的语言，是从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加工的，以在戏剧舞台上更好地传递人物的情绪状态的语言，是一种非表面的具有内在诗意的语言。纵观曹禺的戏剧作品，其台词丰富的诗性特点并没有让他的表现手法停留在含蓄或者强烈的情感状态两极，他适时地使用台词的能动性表现人物的精神情感状态。

《家》中的觉新和瑞钰是饱受封建压迫的人物的代表，在剧中，他们进行着内心的低语和倾诉，但是，他们相互不能理解，两人之间没有发生任何的口角和冲突，但是，内敛含蓄的台词将人物的心灵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展现了两人无声的冲突矛盾，观众随着他们内心情绪的跳动和灵魂的耳语，感受到戏剧的诗性张力。

钰：（翘盼）他——想些甚么？这样一声长叹！天多冷，靠着窗，还望些甚么哪？夜已过了大半！

新：（同情地）这个人也可怜，刚进了门就尝着了冷淡！就是对着一个路人，也不应该这样，我该回头看看她，哪怕是敷衍。可就在这间屋，这间屋，我哪能忍？我不愿回头，为着你，梅，我情愿一生蒙上我的双眼！[4]

这一段对话表现出，两个人物的内心都有自己的心思，在场面当中，没有人说话，但是，观众却看到了波澜，含蓄在人物内心的情感在“缓缓摇首”“翘盼”这样的停顿当中得到表现。又比如接下来这一段：

陈姨太：（阴沉）大少爷？

觉 新：（望一望低着头的瑞钰，转对克明，痛苦地）三爸，您看——（克明毫无勇气地低下头来。新转对周）母亲，您——（周氏用手帕擦拭着眼角。新缓慢转头，哀视着瑞钰——）[4]

这一段台词当中的破折号展现的停顿表现了人物内心更加细微的情绪，面对瑞钰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觉新即使想要阻止，也碍于自身的软弱无能的性格而无能为力，这样绵延诗意的停顿内敛的台词塑造的是独特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曹禺又善于使用直抒胸臆的台词来展现戏剧的诗意，作者用直击灵魂的台词展现人物的情感，例如，在《雷雨》中繁漪的这一段台词：

繁 漪：（把窗户打开吸一口气，自语）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口，热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当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烈烈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嫉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候着你们。[4]

在这段台词中，曹禺运用了直抒胸臆的台词将繁漪的压迫与反抗的情绪推向了一个小高峰，她将自己比作想要热烈爆发的“火山口”，向所有禁锢她的人和封建礼教宣战，没有畏首畏尾的顾忌，只想将自己灵魂深处的情绪用慷慨的诗化的语言喊出来，与一切战斗到底。这种结合了人物性格本质和艺术意蕴的话语是繁漪个人所独有的，同时，也是曹禺通过人物表现的对封建礼教桎梏的反抗，这种反抗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三、意象：无限意蕴的表现形式

“戏剧意象”指的是戏剧作品中具有象征性的表现诗情的总体幻象，是戏剧呈现的表现理智与情感的复杂经验的某种具体形象。苏珊·朗格曾说：“戏剧是一种诗的艺术，因为它创造了一切诗所具有的基本幻象——虚幻的历史。戏剧是人类生活——目的、手段、得失、城府以至死亡——的映象。”[1]其所指出的“幻象”一词可以理解为“意象”，指的是戏剧这一艺术形式区别于日常生活的具有象征意味的形式，也就是戏剧所具有的鲜明特点。意象是戏剧当中具有重要性甚至是必要性的一种形式，合理运用意象可以使戏剧作品呈现出富有诗意的特点，使戏剧富有戏剧诗性。同时，戏剧意象也是集中表达剧作家的审美境界和艺术感悟的载体，大到囊括戏剧的主旨内涵，小到表现人物当下的情感。曹禺在他的作品中特别注意了戏剧意象的使用，以此使作品具有诗意特点。曹禺戏剧作品中的意象主要以三种形式出现。

第一，以场景的方式展现的意象。例如《雷雨》当中的“周公馆”的意象，“周公馆”是一个充满着封建势力压迫的地方，对于其中的繁漪等人来说，“周公馆”是一座大山，这一场景的指代意义远远大于其作为一个事件发生地点本身。又如《原野》当中苍茫无际的原野以及处于原野之上孤寂的黑森林，这是一个容纳着野性的爆发情绪的场景，也是和仇虎和金子这样的“原始人”的野性力量相对应的地方。《日出》中的陈白露居住的旅馆和其窗外红色的太阳这一类意象展现了诗情画意的境界，将客观的场景与人物的处境和心境对应，也即是曹禺所说的“情”“理”交融的境界。

第二，以人物本身和人物个性的方式呈现的意象。《北京人》当中塑造的三代“北京人”和猿人形象的“北京人”是以人物意象出现的，在第二幕中，身体如山的猿人黑影虽然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性格格不入，但是，他却是极具生命力的象征，是一个没有受到封建思想束缚的人代表，也是与真实的三代北京人格格不入的世界的表征，是曹禺所赞美的平等的世界。两个类型的“北京人”意象相呼应，展现了剧作的中心主旨与内涵。又如，《雷雨》当中“雷雨”性格的繁漪是一类以个性方式展现的意象，真实的场景雷雨出现的时候侧面烘托了这一剧作主人公繁漪的个性特点——她是一个如同雷雨一般的无所顾忌地爱恨的女性。

第三，以剧作名称构建的意象。曹禺的很多剧作名称本身就是剧作最重要的主旨和意象，例如《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这些剧作中的意象有客观存在的实体，也有虚指的意象，它们是“情”与“理”的结合体，深刻凸显了意象在作品当中的重要作用，承载了剧作家深刻的哲思和诗意的情感。

四、结语

戏剧诗性是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戏剧必须具备的，剧作家在感悟和创作剧本的同时，不仅应该思考戏剧的形式和内容，更应该将“戏剧诗性”纳入戏剧创作范畴。在当下的戏剧发展过程中，很多剧作家都忽视了这一点，这导致了戏剧市场劣作频出，这也提醒我们，要在理论和实践上重视“戏剧诗性”。在中国本土话剧市场上，曹禺是一大高峰，我们可以把他作为在理论和实践上推动中国话剧进步的突破口，使现代话剧在兼具现代性的同时保持民族性，追求诗性的独特美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