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乐入华——唐代雅乐乐舞中异域文化的研究

张流琪云

（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太原 030619）

一、胡乐入华的历史源流

公元前139 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这一行为在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丝绸之路既是经济贸易之路，也是文化传播交流之路，西域胡乐正是通过这个通道传入中原，开启了中原与西域进行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从汉到唐的历史时期中，中国音乐文化主要呈现出“西风东渐”的发展态势。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朝代更迭频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在这一时期，西域音乐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原，并在中国北方地区迅速传播，丰富了中原音乐文化体系，并为隋唐时期胡乐入雅奠定了基础。

西晋末年至北魏建立期间，各民族通过战争等方式相互融合，这一时期，西域乐舞第一波大规模进入中原，主要体现为天竺乐、龟兹乐的传入以及西凉乐的形成。天竺乐第一次通过朝贡方式传入凉州，第二次通过宗教方式传入中原。龟兹乐主要由前秦吕光于384 年大破龟兹后带回，北魏建立以后，龟兹乐在中原得到了进一步传播。西凉乐主要由龟兹乐、中原地区的传统乐舞以及凉州本地音乐结合而成，是多民族音乐文化交融的产物。

北魏建立至其分裂的这一历史时期内，西域乐舞的传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西域乐舞在北方直接传播，另一种是已经传入中原的西域乐舞在北方继续传播，同时，传播地域逐渐东移。直接传入的主要有疏勒、安国乐、悦般国鼓舞，这三种乐舞最初的传入地点都是北魏平城，且都通过朝贡的方式传入。龟兹乐、西凉乐在北方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到了魏周之际，西凉乐更是被称为“国伎”。

北魏分裂至隋朝建立时期，西域音乐主要在西魏、北周时期传入中原。高昌乐、康国乐通过丝绸之路直接传入，高昌乐通过朝贡的方式传入，在西魏都城长安一带得到发展；康国乐则是通过通婚联姻方式传入。西凉乐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传播，由起初的传入地平城传播到洛阳和长安，传播范围不断扩大。

至此，西域胡乐通过“多波传入”深入中原，在各个朝代的宫廷中上演，随着南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民间世俗音乐中也有胡乐之音，并且，外来乐舞与中原乐舞融合，产生新的乐舞种类。这种融合为隋唐时期九部乐、十部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为胡乐入雅埋下了伏笔。

二、初唐雅乐制定概述

（一）隋代雅乐制定

隋朝初期，雅乐主要沿用北魏、北周等鲜卑民族的音乐制度。北魏、北周入主中原后，吸收了中原音乐文化，但其雅乐仍然富有民族特色。隋文帝登基初始，花费七年时间讨论雅乐建制。“锐兴礼乐，践祚之始，诏太常卿牛弘，祭酒辛彦之增修雅乐”“是时郑译、牛弘、辛彦之、蔡子元、于普明之徒，皆名知乐，相与撰定”，礼乐大臣以及音乐家们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是，经历了魏晋南北朝这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后，胡乐大规模传入中原，纯正雅乐已经遗失。

“开皇九年平陈，始获江左旧工及四悬乐器，帝令廷奏之，叹曰:‘此华夏正声也’”，同时，隋朝又攻克荆州得到了萧梁雅曲，平定蒋州得到陈氏正乐。由此可知，隋朝的雅乐融合了南北方不同民族风格的音乐，虽然经过开皇乐议定“隋代雅乐，唯奏黄钟一宫”，但隋代的雅乐已经含有了胡乐的成分。《旧唐书·音乐志》提到“隋世雅音，惟清乐十四调而已”，南朝清乐的伴奏乐器中使用了“箜篌、琵琶、铃鼓”等西域乐器，可见南朝清乐也受到了胡乐的影响。到了隋炀帝时期，隋炀帝骄纵奢侈，喜爱北齐旧乐，北齐中后期的“乐府新声”主要包括西域乐曲、民间散乐，以及帝王臣下的自作曲。其中，西域乐曲大多来自天竺、龟兹、康国、安国、疏勒等地，由此可见，北齐旧乐中含有不少胡乐成分，隋代雅乐也并非“纯正雅乐、华夏正声。”

（二）初唐雅乐的制定

“高祖受禅，军国多务，未遑改创，乐府尚用隋氏旧文”。由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礼崩乐坏，隋代的宫廷雅乐有“胡雅杂糅”的特点，因此，唐初的雅乐体系也是残缺不全、胡雅相杂。

唐太宗即位后即着手雅乐的修订工作。太宗时期共修订雅乐两次，“乃命太常卿祖孝孙正宫调，起居郎吕才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滥，为之折衷”，第一次雅乐制定工作由祖孝孙负责，祖孝孙虽在雅乐中加入不少华音的成分，但是，当时宫廷雅乐中雅胡相融的局面仍未改变。“孝孙又以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乐》。以十二月各顺其律，旋相为宫，制十二乐，合三十二曲、八十四调。”大唐雅乐制定之初就以南方的俗乐以及北方的胡乐作为基调。第二次修订由协律郎张文收主持，主要是在祖孝孙的基础上对雅乐进行完善，到此时，唐朝宫廷雅乐已经初具规模。

经历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后，隋朝雅乐比以往朝代的雅乐更加具有胡汉杂融的特点，唐初雅乐承隋制，之后，祖孝孙依据古今南北之乐制定大唐雅乐，由此可见，唐代的宫廷雅乐中胡风盛行，而唐朝政治经济强大，文化政策开明，为外来文化进入中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故而，在唐朝的进一步发展中，唐代宫廷雅乐中胡汉融合、兼容并蓄的特点更加明显。

三、雅乐乐舞中西域文化的体现

（一）《破阵乐》

《秦王破阵乐》有“唐代第一部大曲”之称，“秦王”为李世民未做皇帝时的封号，“阵”即“阵法”，这是一首军事题材的乐曲，记录了李世民于武德三年（公元620 年）在山西大败刘武周，军中士兵歌颂秦王武功高强的故事，乐器起初多来自军中的鼓、铙、号等。“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这首歌曲起初是较为粗犷的民间小曲，李世民登基后，《秦王破阵乐》才开始作为官方礼乐在宫廷中上演，并被记录于典籍之中。《旧唐书·音乐志一》载:“贞观元年，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阵》之曲。”而后，为了彰显太宗的文治武功，改名为《七德舞》，增加乐舞人数至120 人，均披甲执戟，声韵慷慨激昂，并且，贞观七年（公元633 年）唐太宗绘制了《破阵乐舞图》以教习乐工，令其表演。

唐代雅乐用了琴、瑟、筝、筑、钟、磬等典型的中原乐器，同时，随着西域乐舞的传入，很多西域乐器也在唐朝得到了应用和传播，这些异域乐器也影响了唐代乐队中乐器的使用，由于唐朝雅乐在制定之初就存在雅胡杂糅的情况，所以，异域乐器逐渐被编入雅乐乐队中。

“《破阵乐》《上元乐》皆杂以龟兹乐”“伴奏用大鼓，乐曲风格杂以龟兹之音”，说明唐朝雅乐乐队中有异域乐器存在，其演奏带有异域特点。西域乐舞传至唐朝时已经日趋完善，并与中原音乐进行了很好的融合，《破阵乐》中异域音乐的成分除了体现在乐队乐器上以外，也体现在五旦、七调以及西域音乐形式的运用上。

（二）《庆善乐》

又名《功成庆善乐》，体现了唐太宗的文德成就。庆善一名源于唐太宗诞生地庆善宫，太宗即位后对他的出生地久久不能忘怀，于是，他于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在庆善宫宴请群臣，亲自赋诗。《旧唐书》载:“《庆善乐》，太宗所造也。太宗生于武功之庆善宫，既贵，宴宫中，赋诗，被以管弦。舞者六十四人，衣紫大袖裾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由六十四名儿童头戴进德冠，披着紫色宽袖的衣服徐徐舞蹈。

《庆善乐》以《西凉乐》为伴奏，体现闲适静雅的意境。《西凉乐》是西域龟兹乐与中原华音在凉州相融而成，可见《西凉乐》本身具有中原华夏音乐特点与丰富的西域音乐元素，这一点从其所用的乐器能得到很好的印证。《西凉乐》的演奏用了很多西域传入的乐器，如竖箜篌、筚篥、羌笛、铜钹等，也用了很多钟、磬、萧、筝等传统中华乐器，所以，其音乐风格既具有龟兹乐的欢腾热烈也不失华夏音乐的典雅静谧，因此，以其作为伴奏的《庆善乐》也融合了汉乐胡风，表现了“文德洽而天下安乐”的盛世景象。

（三）《上元乐》

《上元乐》为高宗于上元年间(674 年—676年)所作，是三大乐舞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乐舞，融合了西域龟兹乐以及道调法曲的元素。“舞者百八十人，衣画云五色衣，以象元气。”一百八十名舞者穿着画有象征五种元素的云、水等图案的服饰，整个乐舞分为十二个乐段，用于祭祀、圜丘等活动场合，乐曲中含有龟兹乐的音乐成分。

《上元乐》由高宗所作，展现了一种翩然自得的优雅意境，从其舞者穿着和服饰特征可见其对道教元素的融合，而“破阵乐、庆善乐皆杂以龟兹乐”，也表明《上元乐》有胡乐音乐元素，龟兹乐的欢快热烈与道调法曲的抒情性韵腔相结合，更显威严庄重。

四、结语

唐朝对音乐文化持以开明宽松的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异域文化与中原本土音乐的融合，从雅乐制定之初的“胡雅相杂”，到三大乐舞中“破阵乐、上元乐皆杂以龟兹乐，唯庆善乐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西域音乐与华夏音乐的融合进一步加强，成为唐朝音乐的一个重要特点，唐代雅乐乐舞中华夏音乐与西域音乐的融合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①《旧唐书·志·卷八》

②《新唐书·志·卷十一·礼乐十一》

③《旧唐书·卷二十八·志八》

④《隋书·卷十五·志十》

⑤《唐会要》

⑥《太平广记·卷二百零三·乐一》

⑦《旧唐书·列传·卷二十九》

⑧《旧唐书》

⑨《新唐书》

⑩《通典·卷一百四十六·乐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