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8
董 菲
(东北石油大学 艺术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000)
汉王朝采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统治当时的文化艺术领域,音乐自然而然受到该思想的影响,在其思想和内容中体现鲜明的礼乐观念。同时,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和发展模式,又融合其他民族音乐思想和形式,形成独特的音乐审美思想,令人惊叹。
基于汉承秦制的影响,汉代音乐的文化内涵和思想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以中原的汉族文化为主体,集各民族文化之长,体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融合性。在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两个关键的科学文化发展高峰,与此同时,音乐文化的发展随之进入中古伎乐时期。在中古伎乐的发展过程中,其延续了春秋以来的散乐遗绪,呈现世俗的特征。汉高祖刘邦对民间音乐有所偏爱,进而促进民间音乐的发展。在这段时期,统治者对音乐系统进行改组,扩大了主要的音乐机构“乐府”,充分发挥乐府对民间音乐的大规模收集和整理的作用,同时,在乐府内对民间音乐进行创新作曲,以实现统治者借此了解民情、享乐和巩固统治的目的。
乐府的建立对于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各民族和各国家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成为可能,且促进民族音乐融合、创新和发展。汉代音乐在整个过程中,吸收了北方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音乐、外国的音乐元素等,诞生了初期鼓吹乐。鼓吹乐实际上是汉代打击乐器形式的乐种融合了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还有当时的新兴的音乐“百戏”,其内容十分丰富,具有强刺激、多变化的特点,一出现就受到各个阶层的喜爱。因此,百戏在汉代得到空前的普及和繁荣。
与民间歌舞一同发展和完善的是相和歌,两者的有机结合形成大型的歌舞曲——“相和大曲”,同时也是唐代大曲的雏形。这个时期西南少数民族音乐得到有效交流和沟通。在乐器发展过程中,吹管乐角、器笛等随着鼓吹乐发展而得到广泛应用。而古琴的演奏技法以及形制也逐渐趋于成熟,弹弦乐器如箜篌传入内地,说唱音乐有了一定的发展,且音乐艺术中出现戏曲的萌芽。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全面实行,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拉下帷幕,汉代时期形成音乐美学思想一统音乐天下的局面,其音乐美学思想深刻影响着我国历代音乐的发展,流传至今。同时,在儒家诸多的记载中,以《乐记》尤为突出,它亘古通今,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上重要的一部音乐美学著作,对研究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促进音乐繁荣起到关键作用。
汉代音乐思想以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为主导,汉代《乐记》记载着重要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是儒家经典音乐著作。继承和发展儒家音乐美学思想,能够深入发现音乐思想的很多重大问题,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乐记》中有十一篇谈及音乐的本源、特征、美感、社会功能以及乐与礼的关系等等,有利于后人全面了解和掌握音乐。其中,《乐记》指出声、音、乐是统一的,但又相互独立、区别。同时,它认为音乐和封建礼教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因而音乐应充分表现封建中重要的伦理道德观念,成为封建统治者统治和管理人民的手段和工具。这一点侧面反映了当时的音乐思想,音乐服务于政治,强调儒家的音乐社会功能,相应的提出“乐者,所以象德也”的道德审美标准。
音乐的本源研究在音乐系统中是至关重要的难题,对于音乐究竟是客观世界在人意识中的反映还是人情感的体现的疑问,表现了古人唯物辩证的观念。在《乐记》的《乐本篇》中论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之史然也。”可以看出,《乐记》认为,音乐的本源来自于人的内心,主张人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并通过音乐将这种变化用声音表达出来,进而形成音乐。这种观念具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又体现了一些唯物主义论因素。
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主要原因在于其社会功能。不同于现代任何一种音乐,汉代儒家音乐美学思想推行礼乐思想来维护统治者的专制封建统治,进而在历代音乐思想斗争和发展中都占据着统一天下和独尊的地位。从孔子开始,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尤为重视音乐对于现实生活、现实社会的功能和作用,重视音乐在政治、教育和所属领域的价值。汉代倡导用礼和乐来配合政、刑治理国家,认为音乐对人的道德品质、性情和志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可以起到“存天理灭人性”“平好恶”等作用。《乐记》推行礼乐就是力图充分发挥礼乐的作用,将每一个人塑造成遵循礼制、遵循三纲五常的形象,这种有利于统治者统一思想,治理国家,维护自身对劳动人民的长久统治。这样,音乐中所蕴含的教育功能也充分体现,对人的思想和精神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起到维护当时社会统治的作用。
由于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独尊地位,很多新兴的音乐受到排斥。以礼的异同,乐的统同思想作为出发点,将“和”作为音乐的根本和核心,以“和乐”为理想的音乐艺术形态,主张和乐,反对淫乐,认为古乐能够最大程度上修身养性,和睦家庭,并使社会治安平稳,统治稳定。因此,将古乐看做是独特的“德音”,而新乐则被认为是“淫音”,其音调放纵,使人堕落,沉溺其中,没有秩序、没有礼教。
将汉代音乐观念概括起来,即率真悲美。所谓“率真”即坦率、直接,一般用于形容人。而在音乐中则指音乐纯粹的特质,也就是“音乐面前,人人平等”。音乐不为任何人服务,谁都可以听音乐,学音乐。比如,汉代著名的民间音乐——百戏。其不仅包含歌舞音乐,还有杂技、魔术等,是多种民间艺术的融合。虽然融合度不高,剧情匮乏,但在一定程度上释放音乐的活力,与劳动人民充分结合。
汉代的主要美学思想为“以悲为美,以悲为乐”。“悲美”指审美接受者在文学艺术体验中,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悲哀,产生一系列审美心理和意向追求。悲美意识源自原始先民在祭祀中做出牺牲时表现出的悲悯、悲惨、悲痛等悲伤情感。在原始生存状况下,人们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且无法战胜,进而寻求神灵的庇护,在祈求过程中将动物或人作为贡品安抚神灵。随着社会的发展,先民们逐渐对这样的残酷生存状况下的人类衍生出悲痛的情感,形成万物有灵的人性关怀,并在不可阻挡的天灾人祸和生老病死中进一步增强这种原始情感。慢慢地,随着人类进化,对事物进行深入思考,这种悲痛感转化为“悲悯、悲凄”等悲意识。到了文明时期,人类这种悲观念、悲美艺术形式呈现出来。
两汉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普遍存在悲美思想,文景之治时期,强大繁荣下出现“盛世悲风”,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形是如何产生的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对封建社会生成机制的“悲”。在高度发展的汉代封建王朝中,官僚体制对劳动人们压迫,社会弊病加上其他因素导致底层和中上层人士生活质量较低,悲苦、哀痛等情绪滋生,促进悲情艺术的产生。第二,汉代“以悲为美”的社会文化土壤,为汉代悲情文艺的发展提供生长条件,也为魏晋和六朝时期的“人觉醒和文自觉”奠定基础。汉代将这种悲情文艺用音乐表现出来,形成“以悲为乐”的音乐风气。在《汉书·艺文志》中,说道:“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可以得出,汉代“悲音为美”的主流审美音乐观念,其中代表人物有王充、司马迁等人。在汉代音乐审美意识和观念中,“以悲为美”代表着汉代整个社会的审美主流,对汉代的社会各个阶层影响较深。
汉代人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积极探索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产生一种孤独感和悲伤感。再加上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强化中央集权,加大对百姓的压迫和剥削,沉重的赋税和徭役给劳动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使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人们只有苦中作乐,用唱歌来宣泄自己沉重的负担带来的苦痛。因而,歌曲音调的“哀苦”后直接用作丧事之乐,著名的有《挽歌》。民歌中蕴含着百姓对统治者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更多的是对自身所处困境的悲伤和痛苦。这也是汉代“悲美”音乐观念形成的原因之一。
汉代繁荣的音乐艺术对后世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时间上看,汉代音乐思想直接推动魏晋南北朝音乐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促进隋唐歌舞大曲的繁荣,利于宋代市民音乐的兴起等。直至今日,部分音乐中存在或多或少的汉代音乐思想。比如,阮籍在《乐论》中对孔子发挥音乐礼乐功能给予充分肯定。从空间上看,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实现音乐和文化的民族交流和沟通,让本土音乐走出去,让外域音乐走进来。比如,宫廷音乐在中国已经失传的情况下,日本、韩国等地仍然存在。从音乐本体上看,汉代音乐艺术对当代音乐发展模式、形式类别以及音乐审美等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相和歌”衍生成今天的合唱形式。而汉代音乐观念中“悲美”主题也对研究汉代文化艺术作出重大贡献。汉代音乐既有宏伟气象,又有悲美深沉,从音乐文化政策和音乐形式中不难体会到汉人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襟,以及他们刚柔并济的精神风貌。独具一格的艺术特征,对后世音乐文化艺术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
综上所述,汉代音乐思想以儒家美学思想为主导,蕴含着儒家中的礼乐思想,服务于政治、刑法,对维护统治者统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汉代音乐审美思想中也有来自人民的“悲美”观念。汉代音乐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体系的形成、补充和完善起到基础性、示范性和支配性作用,是中华民族传统音乐艺术中坚实的基础,具有划时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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