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木制乐器——柷、敔

王婉莹

（郑州大学 河南 郑州 450052）

柷和敔是我国“八音”分类法中木制乐器的代表。但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始终没有出现柷和敔的实物，这是由于其材料特殊，极难保存。而我们目前所见的清宫柷和敔都是清代宫廷文物。在经历了宋代的复古思潮之后，许多文物都和其原本面貌出现了差别。

一、柷敔研究现状

在音乐考古学的研究中，到目前为止没有柷敔实物出土。因此，学术界对柷敔的关注度并不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丰硕。

关于柷敔的文献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在《尚书·皋陶谟》中有“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的记载。又如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成书于春秋中期的《诗经》，其收录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一些诗歌。其中关于柷敔的记载是“应田县鼓，鞉磬柷圉”（圉指敔）。

陈旸编纂的《乐书》中对柷敔也有描述，具体如下：“柷之为器……中有椎柄连底，挏之令左右击”“敔之为器，状类伏虎……背有二十七鉏鋙”。《乐书》中除了对柷和敔形制方面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外，还介绍了演奏时的场景和演奏方式：“柷敔必于堂下”“敔因唐制，用竹以二尺四寸，折为十二茎。乐将作，先击其首，次三戛鉏鋙而止。”从陈旸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柷是一种类似方斗的器物，在其内部，有椎和底部相连，挏之可以与柷的左右内壁相碰撞，从而发出声音。而敔则像一只伏虎，背部有鉏鋙。把一根竹子劈成十二根条，用敔作乐时，先敲击虎首，再刮三次鉏鋙就完成了。

柷的演奏方式在历史文献上有不同的记载。如郑玄注《尚书》“合止柷敔”云：“柷，状如漆桶，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通典》的描述为“柷如漆桶，中有椎柄，连底，旁开孔，内手于中击之，以举乐”；陈旸《乐书》中的描述为“中有椎，柄连底，挏之令左右击”。柷的演奏方法，一种是柷箱与椎分离，这种演奏方式需要手执椎，敲击柷箱；另一种是椎与箱底相连，演奏时手臂从柷箱一面开的孔内伸入，挏之令左右击。这两种形制是否都存在，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薛艺兵先生从《宋史·乐志》《三礼图》《东京梦华录》三部作品中了解到，北宋时期的柷是第一种形制，椎与柷箱分离，并且故宫博物院馆藏的传世清宫柷也是这种形制。因此，薛艺兵先生认为，这种形制可能从北宋一直流传至清代，但在宋之前，是否还有椎与柷箱相连，挏之令左右击的形制，目前暂时缺乏实证资料。

除上述资料外，涉及柷敔的文章还有张全义的《柷与敔》、薛艺兵的《柷敔小考》、张虹洁的《论中国传统乐队中的指挥法式及其艺术功能》等，此处不再一一详述。

二、文献资料的局限性

通过分析柷敔的研究现状，我们可以了解到目前柷和敔的研究成果都基于古文献记载。但文献记载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文献毕竟是由人记录下来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错误，同时或多或少会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基于文献的研究中，要用辩证思维看待和思考这些问题。

王子初先生曾提到，“著名的陈旸《乐书》中，记述了大量古代和当时的乐器，还绘制了图谱，保存了许多宋代或宋代以前的重要资料。但他对于先秦乐器的描述仍有许多不准确、甚至错误的说法。陈旸将此书进献给皇帝，编撰时必然站在儒家提倡复古的正统立场，竭力美化三代音乐的‘尽善尽美’。当时对古器物的研究，也不如今天的考古学研究那样科学和发达。所以，他对先秦乐器的记述不免掺杂了许多臆想的成分。”由此看来，虽然陈旸《乐书》中对柷和敔有详细的描述，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

又如薛艺兵参考的聂崇义的《三礼图》（又名《三礼图集注》）。《宋史》记载：“崇义因取《三礼图》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俨为序。太祖览而嘉之……所进《三礼图》，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三五人更同参议，所冀精详。苟有异同，善为商确。……拙多所驳正，崇义复引经以释之，悉以下工部尚书窦仪，俾之裁定。”正如石炯的理解，“此书初次出现，就引起极大争议。太子詹事尹拙等人对聂崇义‘多所驳正’，而聂崇义则依据经典加以反驳。最后此事由工部尚书窦仪裁决。”由此可知，聂崇义的《三礼图》在创作之初就加入了大量作者自己的想法，与之前的版本有较多不符之处。如果以此为标准来研究旧时仪礼，那将会产生更多的错误。

因此，我们不得不谨慎地思考上一部分中提到的柷的演奏方式。自北宋以来便是椎与柷箱分离，这究竟是复古思潮导致记载有误，还是在北宋之前确实存在两种演奏方式呢？对于文献的“模糊”甚至“错误”记载以及根据这些文献制作的乐器，我们必须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不能全然相信经典文献。要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待前人的研究成果，在运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要辨析文献资料的可靠性，同时，要重视文物资料，对其进行充分利用。

三、柞伯簋“诞赐柷见”

文献资料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但出土文物则是实实在在的证据。出土文物的铭文能更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1993 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了一件青铜器——柞伯簋。柞伯簋底部刻有铭文，记载了周康王举行大射礼的事件。铭文为：

这段铭文记载了周康王进行大射礼时，赏赐了柞伯10 块金饼和2 件乐器，分别为柷和朄。这是有关柷的最早的实物铭文记载，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虽然只有些许文字，没有图像，也没有伴随实物出土，但对柷的研究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该铭文证明西周礼乐中的“柷”是真实存在的，其价值和意义远高于古文献的记载。除“柷”外，铭文中周王还赏赐了“朄”。朄，有人认为是一种小鼓，亦有人认为“柷朄”为“柷敔”。《中华大字典》中“朄”为“击小鼓引乐声也”；又有“朄通田，应田悬鼓”。第一种解释表明朄是一种小鼓，且这种小鼓在大鼓之上，先击小鼓引乐。第二种解释为“朄”和“田”相通，属于一种鼓。“田”字在《中华大字典》中的解释除了通朄外，还有“大鼓也，应田悬鼓”的意思。“朄”“田”两字所用例句均为《诗经·有瞽》中的“应田悬鼓”，但一个表示小鼓，一个表示大鼓。由此得知，朄和田应该是一种鼓类乐器，但是朄和田有何联系，又分别代表哪种鼓？只有日后研究材料更加丰富时才能得出答案。

由于资料有限，我们只能确定早在西周时期，木制乐器“柷”就在大射礼中使用。但遗憾的是，这件出土礼器上并没有详细记录其形制及相关的演奏方法，我们只能了解到“柷”这种乐器确实存在，并且周王将其搭配“朄”赠送给柞伯。对于“柷”和“朄”的形制、演奏方法、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朄”为何种鼓，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由形训看“柷敔”

形训指字义隐藏于字形之中，通过拆分字体，看见部分字形，就可以了解这个字的意思。由于其以字形解释字义，故称之为形训。形训是训诂的方法之一，此外还有义训、音训等。形训的方法多用于象形字和会意字。

象形字是模仿图画的形式，将事物的形态特点描绘出来，代表相应实物的字体符号。“象形字是创造汉字最原始的方法，直接从图画发展而来。”会意字是象形字发展的产物。象形字表现静态事物，会意字表现活动形态。会意字是表示人、物之间活动形态的词，包含人与物、人与人以及物与物三个方面。因此，会意字是由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象形符号组合而成的，多数属于复体字。

除象形字、会意字外，平时我们见到最多的是形声字。形声字也属于复体字，由形符和声符组成。形声字最便于识读，并且创造新字十分简单。形声字只需要选用两个现成的且与新词的音、义有关的字相互组合，就构成了新字。新字的形符用于提示该字的字义，声符用于标注其读音。因此，对形声字进行字形分析，我们首先要明确其形旁与声旁，才能准确无误地分析其字义。本文研究的木制乐器柷、敔均为形声字。因此，首先要辨别“柷”和“敔”的形旁、声旁。

五、结论

《尚书》《诗经》中有对于乐器柷敔的描述，但应国墓地出土的“柞伯簋”铭文的“诞赐柷见”却是最真实可靠的记载。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故宫博物院的传世清宫柷和清宫敔外，历史上的柷敔还没有出土实物。这也许是因为其材质特殊，而且不易保存。由于缺乏相关的出土文物资料，对其研究就只能参考古文献。但在学习文献的过程中，应该始终保持审慎的态度，同时要尽可能发挥出土文物最大的研究价值。

遗址的发现、文物的出土，一方面是对我们目前研究水平的考验，另一方面也是对古文献记载的检验。一方面，由于记载信息有限，暂且还无法通过柞伯簋上的短短几行铭文，来证实文献中“柷敔”的记载是否正确或者存在纰漏；另一方面，铭文证实了“柷”是真实存在于礼乐制度中的乐器，揭开了“柷”神秘面纱的一角。在字形方面，我们也只能了解到“柷”为木制乐器，“敔”为打击乐器。关于“柷敔”的更多信息，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将来有更多可靠的资料可以供我们研究。

注释：

①（唐）孔颖达等，（春秋）左丘明，（西汉）刘向，《尚书》，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年，第10 页。

②孔丘，《诗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年，第299 页。

③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年8 月，第27-28 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15 册，第5049-5052 页。

⑤石炯，《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及相关问题》，新美术，2015 年第36 卷第1 期，第36-43 页。

⑥王龙正，江涛，袁俊杰，《新发现的柞伯簋及其铭文考释》，载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编（刘晟甫主编），《应国墓地的发现与研究》第154-157 页。

⑦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6 月，第4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