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我上青云》主人公盛男人物形象分析

张 淦

（曲阜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山东 日照 276800）

《送我上青云》是由姚晨监制并主演，滕丛丛自编自导的剧情电影，于2019 年上映，影片讲述女记者盛男意外发现自己患上卵巢癌，为筹集手术费而勉强接受一份写传记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盛男经历了一系列荒诞与无奈，在家庭矛盾、理想幻灭与情欲得不到释放的痛苦中，主人公盛男最终选择了与自我和世界和解。影片的女性叙事在总体上是成功的，塑造了盛男这一个性鲜明的知识女性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独特性和现实意义。盛男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和人格魅力的角色，是影片的一大亮点。但是影片对于盛男的塑造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即影片带有浓厚的精英立场，缺乏对底层女性的共情和理解，脱离了更广泛的弱势群体。本文以影片主人公“盛男”的角色塑造为核心，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分析，探讨影片对女性叙事、女性视角的表达。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作为现代电影理论的流派之一，兴起于20 世纪60 年代，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融合了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诸多学说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女性在电影文本中的呈现。女性主义批评学者克里斯汀·格莱德希尔对男性主导的主流电影中有无女性话语权和影像权皆持否定态度，认为主流电影没有把女性作为女性来表现，而是作为非男性、非主流去表现，女性没有真正的话语权，也没有通过电影表达出真正的女性性别。根据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在电影文本中对女性身份的确认与表现是女性电影的重要特征，女性主义电影要确立女性在影片中的主体性。影片《送我上青云》遵循了女性主义电影的观点，对女性主体地位和女性身份的塑造在主人公盛男的刻画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一、重新审视自己女性身份的“女强人”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批评家们批评主流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标签化、符号化、类型化，更多地表现为“非男性”，没有把女性角色作为女性来刻画。影片《送我上青云》对主流电影中的这一现象进行了反思，塑造了一个重新审视自己女性身份的“女强人”形象。

在影片开头，盛男就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典型的女强人形象，身着脏旧的暗色调服饰，独自带着相机在荒山野岭中寻求真相，她用枯草点烟，就连第一句台词都是一句脏话，后面还与疯子大打出手，直接勾勒出了盛男硬气独立的“女强人”形象。在接下来盛男去见父亲和母亲梁美枝的段落里，更进一步完善了女强人这一形象，比如父亲问她打赢了吗、母亲向他人炫耀盛男从小连鞋都只穿耐克的等情节。通过开头的直接塑造和父母对其童年的交代，可以看出盛男一直在生活和职场中扮演着一个独立自主的女强人角色，但是这种所谓的“女强人”是中性的，是传统父权社会所定义的，即融合了部分男性特征的“女强人”，将抽象提炼的所谓男性特征和刻板印象，例如抽烟、不修边幅、暴力、争强好胜等，与“强大”“独立”“力量”挂钩，把拥有类似特质的女性定义为“女强人”，一方面忽视了人的个体差异，另一方面错误地把女性自立自强与中性划了等号。

这种“女强人”存在于大量的主流电影中，例如《终结者》里的莎拉·康纳、《星球大战》里的蕾伊、《古墓丽影》里的劳拉等，如果把她们的性别换成男性，其叙事和行为逻辑依然成立，正是因为角色具有中性特质，使得这些角色的行为逻辑、思考方式与男性之间的区别十分模糊，与其说是女性，不如说是“非男性”；同时这种现象也存在于现代的都市生活和职场中，其中部分人是被异化的产物，如家庭教育、职业需要等，不得不选择中性化的外观和举止，所以盛男这一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是对传统观念里“女强人”这一现象的反思。但是，因为卵巢癌，盛男将会失去女性愉悦的权利和可能，这使得她重新审视自己的女性身份，并试图通过与男性建立身体上的亲密关系来寻求女性身份的确认，但是最终遭遇挫败。影片通过盛男对传统父权下的“女强人”现象进行了反思，对女性这一概念本身进行了重新审视，塑造了父权社会下一名都市女性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关于女性主体地位、女性身份确认和两性平权等观点的运用，使得该片“女性电影”这一标签名副其实，没有浮于表面。

二、敢于反抗的女性形象

盛男这一人物形象，具有女性主义电影所特有的反抗精神。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是西方女权运动的兴起，在平权运动的影响下，虽然大多数国家在立法层面已经实现两性平等，但是在很多具体领域仍存在性别歧视现象。在电影领域，一方面几乎所有制片公司的高层都是男性，另一方面银幕上充斥着功能化、符号化的女性角色，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目的在于瓦解电影业中对女性创造力的压制和银幕上对女性形象的剥夺，揭露其意识形态层面性别歧视的本质，拥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反抗精神。在片中，盛男需要面对来自家庭、文化、阶级等多方面的压力，例如父爱的缺失、李平的嘲笑等，盛男面对这些不平和偏见选择了反抗。

与盛男形成对比的是，《送我上青云》中的男性角色，如四毛、刘光明、李平等，出于各自的目的都或多或少地放弃了自己的尊严，与现实世界进行了一定的妥协，而影片的主人公盛男却对来自他人的侮辱和偏见进行了坚决反击，比如听到路人说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还不结婚就是剩女时，盛男通过肢体上的冲撞表达了不满和愤怒；李平说自己是盛男的衣食父母时，盛男进行了直接的驳回，并引用希特勒身体缺陷的典故说明“征服欲强的男人都有缺陷”，嘲讽了李平这种仗势欺人的性格。这种主动的反抗，是对主流电影中女性形象的一种颠覆，类型片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是被动的，被男性拯救，或用来满足男性角色或观众的欲望，是被看的一方，女性承担着两个层面的被看：银幕内男角色的，和银幕外男观众的，而盛男从影片开头的独自寻找火灾真相，到出发前批评母亲没有自我，再到后面与李平关于“衣食父母”的争论等情节，体现出盛男对于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反抗意识，这种反抗是主动的，她的观点凸显出盛男独立思考的品格，这种主动的反抗精神和独立思考的特质，使得盛男和其他为男性服务的女性角色区别开来。盛男对于片中呈现的社会现象的批评，表明盛男不仅敢于反抗，而且对于社会，对于女性本身有着独特的看法和思考，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女性，这一特质是盛男形象刻画的亮点之一，增强了该角色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感染力。

三、理想破灭的文化精英

影片中，盛男的职业是记者，博士学历，是一名典型的知识分子女性；并且从小家境殷实，生活条件优越，所以有着对金钱的鄙视态度，这些特点使得影片更多代表了一种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式的困境。电影中对其他女性角色，如与四毛发生关系的酒店前台、刘光明妻子、河边丢了棺材的婆媳等，缺少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刻画，人物塑造较扁平，功能性更强。与这些底层女性的丑态相比，主人公盛男十分光辉夺目，仿佛是“独立女性”的代表，不经意间形成一种对比。盛男对她眼中依附男性的女性们持有居高临下的鄙视，甚至对自己的母亲也持有这样一种高姿态。对于这些底层女性的窘况，影片并没有去挖掘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文化根源，而仅仅只是揭露现象，再由盛男进行批评和鄙视，缺乏对底层女性的同情和共情，如此一来影片便折叠了更广泛的弱势群体。

在影片中，盛男说“我已经这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要死”，这种抱怨的背后是其作为文化精英的心理优势的丧失。独立自主的知识精英女性为了和依附男性的女性不一样而努力，但她的努力是徒劳的，在疾病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所谓精英、理想在现实面前是那么不堪一击，这种遭遇造成了她在心理上的极大痛苦。片中，盛男始终保持“独立女性”的优越感和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她始终将女性的困境归因为人格上的“不独立”，缺乏对其他被压迫女性的同理心。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女性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群体。影片为了凸显主人公盛男，却贬低了比她更低阶层的女性，这就使得影片中的女性叙事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其女性主义的标签仅仅只能局限于城市中产阶级女性。

并且，盛男面对的诸多困境大多不是由其女性身份所引起的，换成男性也同样成立，比如与四毛之间价值观的分歧、与李平之间阶级悬殊的冲突、与家庭的矛盾等。这些困境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无论男女都有可能遭遇。盛男所患的卵巢癌是女性特有的疾病，但是如果影片把主人公换为男性，把卵巢癌换为一个男性特有的疾病，接下来的叙事依然成立。人是社会化的动物，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而女性作为一个社会身份所遇到的困境却在影片中缺乏体现。盛男没有因为女性身份在求职中被歧视，没有同工不同酬的烦恼，与李平的矛盾更多来自阶级悬殊，李平没有因为其女性身份而轻视其能力，相反还很看重盛男的能力。盛男所面对困境的普遍性，对其他底层女性的鄙视态度及其知识分子式的清高，使得盛男这一人物形象在某种层面上只是都市中产阶级女性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和自我感动。

四、结语

盛男作为该片的主人公，影片对其进行了丰富且深入的塑造，她在片中所表现出的独立、自强、自爱和反抗精神，构成了该角色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她反抗命运、追寻自我并最终与自我和解的经历，体现了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过度追求效率而忽视理想与信仰的现象，强调知识女性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落差的痛苦心理与精神压力。但是影片对其的塑造也并不完美，具有明显的精英立场，没有更深入地去发掘女性社会困境的根源。总体上来说，在当下“娱乐至上”的电影市场中，能有这样一部讲述女性现实困境的女性电影尤为宝贵，尽管影片有其局限性，但瑕不掩瑜，创作者通过盛男这一形象引发了观众对女性困境的思考和关注。对于现实问题，影片虽然最终没有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但提供了一个都市女性生存现状的尖锐描述和揭示，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