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新音乐文化的百年记忆——谈《中国音乐文化百年史》

时间：2024-06-18

苏瑶

（哈尔滨音乐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28）

自20 世纪以来，中国新音乐在人们不断推崇新文化的时代语境下应运而生。从崭露头角到欣欣向荣再到饱经沧桑，其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审视中国音乐文化百年发展历程，新音乐的发展与新文化以及中国的政治文化紧密相连。因此，将三者相互贯通的研究对书写音乐史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而《中国音乐文化百年史》（以下简称《中百》）恰恰就是这一观点的学术体现。

一、纵横兼顾的内容架构

对一部著作来说，读者首先需要了解其整体架构。内容的建构也是一部著作的关键部分，它可以体现其阅读价值。本书以一百多年来新文化历史中所出现的各种音乐形式、音乐思潮、音乐事实及音乐观念为论述对象，深入探究其背后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内涵，具有极高的阅读与学术价值。

首先，从《中百》的整体结构来讲，它是依照纵向历史分期轴进行架构的。其将20 世纪中国音乐根据新文化史进程分为“民主与科学”“革命与自由”“民族与民主”“理想与斗争”“改革与开放”“多元与和谐”六个主要阶段。每个阶段以单一章节的形式进行梳理，并分析不同时期音乐文化的特点，从各个主题命名中可以看出本书以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趋势为主线。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甚至跨越政治的时代划分。全书以总—分的结构展开论述，概论起到了先行引导的作用，然后以小节形式逐一展开论述，这样有利于读者阅读与感悟。

其次，从书本的内容布局来看，作者按照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了横向概述，其中涵盖了每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音乐主旋律。书中既有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最早出现的洋为中用式的学堂乐歌、首次亮相的原创艺术歌曲、宣扬“美育”精神的儿童歌舞剧创作、代表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20 世纪20 年代暗波涌起的流行歌曲浪潮，又有抗战时期的救亡歌曲与歌咏运动、歌唱新中国的政治赞歌、文革时期“革命样板戏”，还有新时期主旋律歌曲、中国流行音乐沉寂与重生、崛起的新潮音乐、20 世纪末的摇滚热潮以及21 世纪的多元化音乐。除此之外，书中还提到了在每一个时代强音光环下那些逐渐被边缘化的其他音乐样式。读者品读全书后，能够对整个新音乐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历史规律有较为清晰的系统认知。

再次，《中百》在研究时限上也有重大突破。以往大部分中国现代音乐史专著的研究时间下限都以2000 年为一个重要节点，如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840-2000）》、居其宏的《百年中国音乐史（1900-2000）》等。随着中国音乐史领域不断发展进步，在研究时间上有了向下的纵向拓展，本书的研究时限自1915 年开始，跨越2000 年的时间节点，直至21 世纪以及往后的十多年。这部音乐文化百年史记载了中国新音乐历经近代、现代与当代三个社会阶段的发展形态，并将中国三代新音乐发展样貌贯通起来，形成一幅完整的画卷，展现在读者眼前。

总的来说，《中百》一书关于中国新音乐文化百年历史的论述有深有浅且详略得当，内容上既有纵向的梳理也有横向的拓展，文字部分通俗易通却又饱含深意，充分彰显了两位作者的卓越才华与成就。

二、独树一帜的新史学角度

放眼望去，市面上出版的大多数音乐史著作都运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来研究音乐史。这种研究着实缺少一些突破性与创新性。自现代以来，中国学界掀起一股“新史学”研究的学术浪潮，提倡用新的视野、新的理论与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撰写属于人们的历史。因此，作者二人进行尝试，以新文化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百年来的音乐历史。

《中百》最大的闪光点就是作者打破了以往传统史学研究的固定思维，将其拓展到新文化史层面，并运用新文化史观这一独特视角详细解读了中国音乐的百年历史。实际上，新文化与新音乐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主属关系，音乐作为文化形态附庸于新文化的主体形态之上，并以自己特有的存在方式参与到新文化运作中。20 世纪初出现的各种新音乐正是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作者认为，在“民主与科学”时代主题下孕育产生的学堂乐歌，便可看作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萌芽，它反映了中国人以西方音乐教育理念、教学形式改良中国社会的渴望与期待。而20 世纪20 年代黎锦晖儿童歌舞剧的音乐实践则受到了“五四”时期新文化、新思想以及美育理念的深刻影响。因此，儿童歌舞剧音乐创作也是对这个时代音乐美育精神和民主思想的切实体现。再比如，书中讲到“民族与民主”时，作者指出，新音乐的发展方向必然与中华民族的独立与人民解放紧密相连，因而产生了大量的救亡歌曲、规模宏大的群众歌咏运动以及左翼音乐家领导的“新音乐运动”。这些音乐运动是广大中华儿女自觉捍卫主权的呐喊，是新文化的时代内涵服务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价值所在。

最后，在“多元与和谐”历史阶段中，作者介绍了中国现代音乐在20 世纪末以及21 世纪所呈现出的多元化发展态势。现代音乐在新文化思想的引领之下逐渐完成了华语音乐文化圈的整合与建构，也充分展现了新文化多元与开放的时代精神。

综上所述，《中百》将音乐史置于整个文化史之中，从而进行全方位研究。作者观察音乐在文化范畴中的发展轨迹，不再一味偏向与政治社会形态的勾连，而更注重音乐背后精神内涵的传递，以促进音乐史及整个文化史的迅速发展。因此，以新文化史的视角来解读中国音乐的历史，深入挖掘其历史现象背后蕴藏的时代价值与思想内涵，不仅开阔了读者的视野，还为读者提供了不同以往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三、多层次立体化的撰写模式

“音乐史学研究与一般历史学研究虽有差异但还是有一些相同之处……人们把音乐史研究分成三种不同的模式构架：微观音乐史模式、中观音乐史模式、宏观音乐史模式。”《中百》在书写过程中充分融合了这三种研究层次，除了呈现音乐历史事实以外，还进一步揭示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语境、现实原因、深远影响以及音乐史发展演化的规律等。两位作者在微观历史现象之上进行较宽角度的中观研究，最后再运用宏观角度对整个历史进行俯瞰，从而形成了一种趋于多层次、立体化的撰写模式。

例如，撰写学堂乐歌这一文化现象时，作者摒弃了以往对历史简单记述的写作方式，而将学堂乐歌的源头、前身、发展、经过、结果以及代表人物和作品呈现给读者，各类相关史料穿插其中，深入解读学堂乐歌对于中国社会与音乐历史的影响与作用，环环相扣，从而形成一个整体，力图引导读者跨越时空界限，重新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实中。再如，书中多个章节都提到了关于流行音乐文化的论述，在介绍应运而生的流行歌曲时，作者以黎锦晖创作的歌曲《毛毛雨》为切入点，牵引出中国早期流行歌曲的源头。作者将这一文化形式置于整个社会历史背景中，结合各方面的史料进行分析，分别对20 世纪30 年代的上海唱片公司、歌舞社以及电影业展开论述，从而总结中国流行歌曲在20 世纪30 年代的发展趋势。在书写20 世纪40 年代延安文艺模式这部分历史事实时，作者从延安文艺模式的历史语境出发，介绍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工作各方面的规范，并促使中国音乐真正走向基层、走向大众。就此引出对延安1943 年掀起的秧歌运动与民族歌剧《白毛女》的论述，并深入分析群众音乐创作的现实原因及其对中国音乐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最后，在“改革与开放”阶段中，新潮音乐也是以多层次的角度来书写的。新潮音乐是猛然崛起的一种音乐文化类型，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成因与现实处境非常关键。早在20 世纪30 年代，中国音乐家们就借鉴并运用西方音乐创作理念与技法进行音乐创作，后来受到政治思想的冲击，这种音乐创作逐渐落寞。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西方现代音乐进入中国并深刻影响了中国音乐人的创作实践。作者透过这一音乐形态分析其背后蕴含的进步思想与批判思想，从多个方面探究新潮音乐中所体现的传统与时代的精神。

由此可见，这样具有特色的撰写方式不仅提升了读者阅读的真实感，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音乐知识多层次的获知体验。这在近现代音乐史著作中并不多见。

四、几点不足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本书的精彩之处或许同样会成为不足之处。

第一，从《中百》全书内容来讲，作者整体编写重点为流行音乐文化。在书的第二、三、四、五、六章中，作者对流行歌曲发展历程进行详细解读，占用的篇幅较多，容易造成内容结构布局的不平衡。而一些其他音乐分支叙述篇幅较为单薄，比如音乐教育事业、音乐表演等。笔者认为，把握章节与内容的平衡性也是写作的关键点。

第二，对新音乐史研究来说，既要有历史的理论分析，也要有音乐内涵的价值体现。《中百》在音乐本体分析以及音乐谱例的呈现方面较弱，唯有第一章中出现过两首音乐作品的谱例与分析，遗憾的是，在其他章节中再无体现。书写音乐这一文化形态的历史应更加注重对音乐本体的论述，使音乐谱例分析与文字交织搭配，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清晰地了解音乐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