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经典：比利·怀尔德的创作圣经

姜尚延

（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 100088）

2012 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影片《艺术家》的导演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最后，连续说了三遍：“我要感谢比利·怀尔德！”这使得比利·怀尔德成为本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被提及次数最多的名字。哈扎纳维希乌斯热情洋溢的感言，让人不由得联想到1994 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西班牙导演费尔南多·楚巴上台领取《四千金的情人》获得的最佳外语片奖时所说的：“我想感谢上帝，但是我不并信仰上帝，所以我想感谢比利·怀尔德。”这两位在奥斯卡获奖的世界级导演同时感谢了这位电影前辈，足以说明比利·怀尔德这位见证了美国电影史发展的编剧兼导演对其他创作者的影响。

比利·怀尔德的创作生涯是持续且辉煌的。他凭借着《双重赔偿》《日落大道》和《桃色公寓》多次问鼎包括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导演以及最佳影片在内的奥斯卡重要奖项。也正是因为在电影领域的卓越探索，1972年，66 岁的比利·怀尔德获得了第36 届威尼斯电影节的终身成就金狮奖。比利·怀尔德的电影伴随着一代代电影人的成长。大家也在不断总结着比利·怀尔德的创作技法，希望在之后的电影中得到发挥。纵观这些在比利·怀尔德创作生涯中最为标志性的代表作品，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方法贯穿始终：主人公的身份替换。这些人物身上往往具有双重性，他们在生活中以本来的面目饰演着一个角色，却在普通生活之外受到欲望的驱使，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两个角色互相作用，成为主人公焦虑外化、与周围人物产生矛盾的根源。

一、“身份现象”形成的吸引力

实际上，这种现象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一个平日里慈眉善目的长者很有可能也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恶魔；一个打架斗殴的小混混很可能也是一个内心缺乏关爱的青涩少年。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其实都存在着至少两个角色：一个角色是表面浅层的“自我”，一个角色是潜意识深层次的“本我”。“自我”指导着人们处理与社会的关系；“本我”则在我们内心的隐秘的角落，遇到特定的人和特定的事件才会被激发出来。“自我”、“本我”的概念由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用以解释人类日常生活、潜意识的思维及行动依据。与心理学阐述相通，电影创作中人物同样需要以立体的姿态呈现在观众面前。观众经常抱怨自荧幕上看到的人物缺少维度，不够真实，其实是因为在“本我”与“自我”两个维度的人物塑造是不够充分的，人物与不同群体接触时的面目全部一致，没有形成差别。这就是电影创作“人物扁平”的根本原因。而在比利·怀尔德的电影中，“身份替换”恰好将人物“本我”与“自我”两层面目外化为一个主人公扮演的两个角色，从而将主人公最有魅力的双重人格展现在观众面前。

在其代表作品《双重赔偿》的故事主线中，主人公保险推销员沃尔特在卖汽车保险时，结识了美艳少妇菲利斯。在菲利斯的煽动下，沃尔特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答应与菲利斯一起合谋杀死其丈夫骗取双倍保险。沃尔特设计了Dietrichson 先生坐火车的时候制造他失足摔下的假象。为此，沃尔特不惜自己装成Dietrichson先生，从火车上跳下来，假装Dietrichson 先生失足掉下火车摔死。沃尔特本以为这件案子天衣无缝，毫无破绽，却不曾想到他的好友保险调查员凯斯觉得事有蹊跷，开始调查这件案子。沃尔特伪装成Dietrichson 先生这一行为就是在完成身份替换，而这一行为动机则是金钱与女色的双重诱惑。在这样的欲望驱使下，沃尔特开始扮演成另外一个人，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扮演出来的假Dietrichson 先生正是象征着沃尔特内心深处渴望通过不劳而获的方式获得财富的另一面性格。这一面的沃尔特暴露出来之后，带给他自己的却是无休止的焦虑。假Dietrichson 先生成为沃尔特极力想要隐藏却又根本无法隐藏的角色。面对这种焦虑，沃尔特极力要在双重身份中寻找到真实的自己。当案件的真相逐渐明晰之后，沃尔特选择承担了犯罪的后果，因为他明白了假Dietrichson 先生的身份是自己走向堕落的体现，逃避它只会让自己更加堕落。

二、《日落大道》中的多重“身份”

如果说《双重赔偿》让观众们意识到了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无法抗拒的物质欲望促成了“身份替换”，带来了人的双面性和分裂感，那么《日落大道》则在男女主人公身上挂上了两面镜子，让他们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身份替换的样子，也让观众审视着“身份替换”造成的人物悲剧性命运。过气演员诺玛芳华已尽，却不甘心就这样离开曾经光辉的舞台。她找到为了逃避债务逃至此地的落魄电影编剧乔改编经典剧《莎乐美》，打算借此重新回到大众视野，而乔也因为自己窘迫的现状接受了这项工作。刚刚入住这座荒废的别墅之中，乔将自己塑造成知名编剧，并且抵触诺玛的倾心。第一层“身份替换”完成了乔这个人物善于伪装“自我”的特点展现，他夸大自己的编剧资历，为了拿到更多报酬，虽然与诺玛住在一栋房子里，却拒绝与她发生工作之外的任何关系。受这一特点驱使，乔结识了另外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并迅速与之坠入爱河。

第二层身份伪装在于他与这名女子的相恋过程中，他同样在扮演不属于他自己的另外一个人，因为他在这名女子面前夸大了自己的经济能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位资深编剧，而实际上他一直在靠着诺玛偿还债务。乔将自己被包养的事实深深隐藏起来。

第二层身份替换让乔回到那座荒废的、死气沉沉的别墅面对诺玛时，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伪装”。乔在她面前扮演着“体面的编剧”，但实际上他自己也想要急切地摆脱目前的事业和经济窘迫的现状，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为了达到自己的内心诉求，他需要摆脱诺玛这一具腐朽的躯壳，所以在诺玛面前越来越叛逆，然后跑到新女友面前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用诺玛的钱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成功人士”，俘获新女友的芳心。诺玛同样在乔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份替换”。诺玛急切地想要重回年轻时代事业的巅峰。乔可以让她感受到自己还年轻，所以诺玛格外地倾心和依赖他。年迈色衰的诺玛在乔面前扮演了一个小姑娘，希望自己可以吸引年轻小伙子，但这样的做法简直是在痴人说梦。乔从新女友回到她的身边时，表现出了深深的憎恶，他只是因为金钱而不得不回来。诺玛心中的梦破碎了。当初，她付给乔的编剧费也不仅仅是改编剧本的费用，也包含了希望乔帮助自己重回事业巅峰的“梦想费用”，而乔不但没有完成使命，反而让诺玛越来越认识到现实的残酷。乔和诺玛互相拆穿了对方的“身份替换”，两个人都从对方身上的那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伪装”，所以，诺玛开枪打死乔的时刻，就是她要亲手打碎照见自己那面镜子的时刻。这样彻底的“身份替换”也让观众审视着人物内心分裂性带来的症候。

三、《桃色公寓》为“身份替换”找到了希望的出口

比利·怀尔德一生之中拍摄数量最多的两个电影类型是黑色电影和喜剧片。在接受采访时，记者问到他什么时候会选择拍黑色电影，什么时候会选择拍喜剧片，比利·怀尔德回答得很感性也很洒脱。他表示自己情绪高亢的时候会选择拍摄黑色电影的故事，而情绪低落的时候会选择喜剧片来让自己开心起来。无论比利·怀尔德在拍什么类型的电影，“身份替换”的方法贯穿始终，用来吸引观众，只是在不同时代里，他对“身份替换”的态度不同。进入60 年代，比利·怀尔德赋予了“身份替换”这个叙事法宝以更多的希望和喜剧性，《桃色公寓》于1960 年应运而生。主人公巴斯特是纽约一个大公司的小职员。他暗恋公司的电梯女郎弗兰，当他终于鼓起勇气约弗兰一起看戏剧演出时，却等了一晚上都没有等来他的心上人。原来弗兰是公司高管有妇之夫的地下情人，巴斯特在等她的时候，她却正在和这名公司高管在巴斯特的公寓里幽会。

巴斯特在公司和生活中判若两人，公司里的他穿着西服、系着领带，努力工作，在同事面前体面且规矩；而回到家中，他却经常因为上司要借用他的公寓幽会，而惨兮兮地裹着一个毛毯，到公园的长椅上度过整个晚上。这个故事中，“身份的替换”使得巴斯特从影片一开始就得到了观众的同情，继而在他等待着意中人弗兰一起看戏，而弗兰却在和他的上司在他的公寓里约会时，让观众极度同情巴斯特。弗兰在公司和生活中同样判若两人，她在公司里戴着洁白的手套为每一层输送工作人员，谁会想到冰清玉洁的她却成为了公司高管的地下情人？她将公司高管许诺的谎言当成了海誓山盟，发觉被欺骗之后企图在巴斯特的公寓内自杀。两个人身份的错位造成了情感上的错位。巴斯特辞职之后，准备离开自己的公寓开始新生活时，意味着他已经决定了要亲手将自己在公司内的那层身份摒弃，以更加真实的状态生活下去；而面对油嘴滑舌的公司高管，弗兰也最终选择摒弃自己曾经“地下情妇”的身份，投入了巴斯特的怀抱。

比利·怀尔德在这部电影中为男女主人公“身份替换”的行为找到了充满希望的出口。剧中两个人在自己的双重身份中作出了选择，得以摆脱生活的阴霾。

四、结语

本文通过比利·怀尔德贯穿经典好莱坞、新好莱坞时期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双重赔偿》《日落大道》《桃色公寓》，讲述了“身份替换”的方法对于剧情讲述、吸引观众时产生的巨大吸引力。比利·怀尔德在这三部电影中对于这一创作方法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双重赔偿》中的“身份现象”呈现出了人性阴暗面；《日落大道》中的“多重替换”让人反思、自省；到了《桃色公寓》，“双重身份”构成了全片男女主人公最主要的爱情困境，从而拓展出了荧屏上的经典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