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礼片的“新景观”

（福建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21 世纪以来，献礼片以新时代主流价值为引领，以个体视角为切入点，用群策群力的方式创作了一批“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形成了电影文本和观众情感的联动，唤起了时代共情。2020 年的国庆献礼片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探索，用紧贴时代脉搏的素材营造出了献礼片的“新景观”。

一、紧贴时代“脉搏”

在新时代不断向前迈进的过程中，献礼片在主流思想和商业平衡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以下简称《祖国》）、《攀登者》和《中国机长》用“三强鼎立”的气势创造了献礼片票房和口碑的“高光时刻”。2020 年的献礼片紧跟2019 年步伐，创作出了《八佰》、《金刚川》、《祖国》的姊妹篇《我和我的家乡》和《一点就到家》等。从上映时间上看，《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正值国庆节，而《八佰》和《金刚川》则分别处于国庆节前后。《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从上映时间来看，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特殊性和重要性。

以往献礼片都聚焦于重大革命历史时刻和时代英模，比如主旋律电影《开国大典》和《周恩来》、主流电影《红海行动》和《战狼》。在新主流引领的时代背景下，2020年献礼片充满了承续发扬的意味：尝试摒弃历史的背景板，开创主流电影探讨社会发展所面临现实问题的先河。《八佰》和《金刚川》在素材上延续了以往的风格，以“四行仓库之战”、“金城战役”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依托。而《我和我的家乡》和《一点就到家》则从对历史事件、重要人物的关注转向了对当下正在经历着的“事件”的关注。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城乡脱贫迎小康的“大事件”成为《我和我的家乡》和《一点就到家》的素材来源。《我和我的家乡》延续《祖国》集锦式的方式，用五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呈现了当下中国不同地域的“小康”景观：《北京好人》通过“甥舅”的治病之旅体现国家的全民医保政策；《天上掉下个UFO》通过黄大宝的发明体现用科技带动乡村特色旅游的新理念；《最后一课》用学生帮助老师找回忆的故事体现乡村的新图景；《回乡之路》通过乔树林治沙展现年轻人回乡建设的新成果；《神笔马亮》通过马亮和秋霞的生活，表现干部下乡扶贫的新面貌。五个故事分别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当下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的“革新”。《一点就到家》通过彭秀兵回乡创业展现了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

献礼片和时代的紧密连接还体现在对紧贴人们生活元素的“置入”上。21 世纪以来，中国在互联网的道路上飞速前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网购、直播、快递、外卖等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和我的家乡》和《一点就到家》中置入了这些带有新时代印记又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元素：《回乡之路》中闫飞燕作为“网络主播”成为名人、《神笔马亮》中马亮每天通过视频和妻子通话、《天上掉下个UFO》和《一点就到家》直接把现实生活中的“带货王”李佳琦搬上银幕。这种对时代的“即时书写”使得影片创造的“假定情境”和观众正经历的“当下情境”合二为一。情境的重合从某种程度上更能联动观众情感，引发观众对当下农村生活的新认知。另外，《我和我的家乡》用不同地方方言讲述自己家乡及其特色的方式串联起五个段落，银幕上普通人的参与和银幕前的普通观众构成身份的某种“重叠”，进一步把观众推入银幕故事的情境中。“当下情境”和“普通人参与”在无形中联动了观众的热情，构建了家国一体的价值观，实现了个体与时代命运的共振。

二、探索“兼容”之路

在新主流价值的引领下，虽然献礼片在平衡主流思想和市场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却从未停止继续探索的步伐。“贾磊磊等学者曾经呼吁，应该建立以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为原型，以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旨，以兼容主义的美学观念为取向的主流电影”。新时代的献礼片在“兼容主义”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尝试：尝试糅合不同类型的电影元素；尝试联动已经成功公映的商业电影，形成某种“番外”意味；尝试在不同的献礼片之间形成“子母式”的联动。这种新尝试不但使得献礼片在平衡意识形态、市场甚至艺术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还使其在充满谐趣的故事中把观众情感推向更高层次的共鸣。

2020 年献礼片在类型上的杂糅使其形式更加生动、活泼、亲民。《我和我的家乡》和《一点就到家》在喜剧的“框架”下融入了多种类型的元素：《北京好人》融入了犯罪元素；《天上掉下个UFO》融入了奇幻探案的元素；《回乡之路》融入了公路片的元素；《一点就到家》更是把动画元素融进了影片中。由此，献礼片高大威严的“正统”路线转变成了轻松欢乐的“亲民”路线。除此之外，献礼片还把艺术片的“意象”元素注入其商业框架中。21 世纪以来，华语电影出现了“艺术-商业”不断融合的银幕现象，献礼片也跃跃欲试，在《八佰》和《一点就到家》中同时置入了马的意象，增加了献礼片的思想性。

2020 年的献礼片依旧是群星荟萃、大咖云集，《我和我的家乡》的阵容更是被网友戏称为“喜剧梦之队”。宁浩、陈思诚、徐峥、邓超和俞白眉、闫非和彭大魔分别执导了《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和《神笔马亮》五个段落。各个段落与已经公映的影片或多或少地形成某种互文。葛优饰演的《北京好人》承接了《祖国》里的《北京你好》；《天上掉下个UFO》不仅连接了导演前作《疯狂外星人》，还把《流浪地球》置入影片中；《神笔马亮》在风格上和开心麻花团队的《西虹市首富》和《夏洛特烦恼》一脉相承。《我和我的家乡》各段落和导演前作或本系列前作形成的互文使得观众情感在献礼片充满温情的故事中产生了更高层次的共鸣。

同档影片之间形成“子母式”的联动是2020 年献礼片的新现象。如果说《我和我的家乡》呈现了一幅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图景，那么《一点就到家》就是对这幅图景一个部分的放大。两部献礼片用“子母式”的递进强化了农村的“小康景观”。《我和我的家乡》通过《天上掉下个UFO》中偏远山村里便捷的交通、《最后一课》中孩子身上各种各样的现代化产品和有声有色的旅游业、《神笔马亮》中颇具规模的度假村等从宏观上呈现了农村的现代化面貌。而《一点就到家》则从微观上用快递如何从城市转入农村、咖啡如何从农村走向城市展示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是对《我和我的家乡》里现代化景象的进一步剖析。两部献礼片的轮番展现，强化了农村的现代化景观，激发了观众对于农村现状的新认知，引发了观众的“思乡”情结。

三、给予“家”的补偿

新主流电影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载体，也是国家意志与民众需求的精神汇聚。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经济飞速发展，农村出现了“进城热”，大批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家乡、涌入城市。这不仅造成了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也使得家乡成为了“异乡人”回不去的“念想”。纵观2020 年的国庆献礼片，占据上映时间优势的《我和我的家乡》和《一点就到家》在小康景观背后隐藏了浓浓的家乡情。当电影营造的“假定情境”和观众所处的“当下情境”相统一的时候，在“假定情境”中滋生的情感会影响“当下情境”中观众的心理。由此，《我和我的家乡》和《一点就到家》中浓浓的“乡情”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观众的“思乡”心理，也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引导观众“返乡”建设的表达。

浓浓的乡情是《我和我的家乡》和《一点就到家》的“主旋律”。《一点就到家》中，彭秀兵怀着一颗改变家乡面貌的心情，离开北京返回黄路村，准备让快递事业造福家乡。可是因为黄路村偏远、闭塞，村民们最开始无法接受先进的网购理念，快递事业停滞不前。后来，乡亲们凭着对彭秀兵的信任开始尝试网购。再后来，为了不辜负乡亲们的信任，彭秀兵默默承担起退货的责任，虽然赔得一塌糊涂，却彻底消除了乡亲们对于网购的顾虑，快递事业得以再次运转。普洱咖啡之所以能够走出大山也是因为彭秀兵、李绍群本着爱乡亲、护乡亲、对乡亲负责到底的态度拒绝了星雀的收购。由此，乡亲们之间的爱护、信任和负责“跃然纸上”。《我和我的家乡》也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浓浓的乡情：《北京好人》中，外甥为了给久未联系的表舅看病自掏腰包；《天上掉下个UFO》中，导演滚下村子时，全村人出动；《最后一课》中，为了帮老师找回记忆，全村人开会谋划并同心协力打造1992 年老教室的场景；《回乡之路》中，乔树林不忘吃百家饭的恩情，坚持种沙地苹果改变家乡面貌；《神笔马亮》中，全村人变成俄罗斯人帮助马亮哄老婆。在这两部献礼片中，群体的力量成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集体成为了重要的表现对象。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自我意识、越来越奉行个人主义、人际关系越来越淡薄的背景下，献礼片的“集体主义”尤为可贵，让孤军奋战在不同城市的“异乡人”体验到了家乡的温暖和热情。观察当下社会，城市经济大力发展，城市人口已经饱和，建设农村、拉动农村的经济增长成为了重中之重。由此，献礼片对“乡情”的展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吸引观众“返乡”建设的表达。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的献礼片在平衡主流思想和市场的道路上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2020 年的献礼片在新主流价值的引领下继续努力、不断探索，营造出了献礼片的“新景观”：在素材上，一改往日以历史事件为依托的风格，紧贴时代脉搏，开创了主流电影探讨社会发展所面临现实问题的先河；在影片形式上，积极践行“兼容主义”，联动观众情感；在文化表征上，立足当下，形成价值导向。新时代献礼片在平衡主流思想、市场甚至艺术的道路上砥砺前行，成为新主流价值引领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注释：

①虞晓.<我和我的家乡>:共鸣于时代的新主流电影[N].中国电影报,2020-10-28(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