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维度下《昙花记》的现实意义与自况特征

（浙江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戏曲是虚构的文学，就艺术表现而言，其与正统的诗文存在本质区别，佛教文化始终对其起着重要作用。佛教中关于六道轮回、善恶报应、天堂地狱等话语，从内容到表达都富有表现力，与戏曲的虚构方式和艺术表现需要均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屠隆所作《昙花记》，受佛家思想启发，虽系虚构假托而成，但具有自况特征。其主旨在于“以戏文为佛事”，借以“陈因果，劝世人”，具有劝世的现实意义。

明代中后期，正值晚明世风变异之际，士大夫阶层兴起佛老之风。进入万历年间，此风更甚。屠隆的《昙花记》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屠隆自称，《昙花记》是“以戏文为佛事”，一方面，其以宣扬佛禅思想为旨归；另一方面，虽系立佛言，然实际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以教化民众为宗旨。屠隆曾自序言道：

“此余佛事也，以戏为佛事可乎?……世人好歌舞，余随顺其欲而潜导之，彻其所谓导欲增悲者而易以仙佛善恶、因果报应之说，拨赵帜插汉帜，众人不知也。投其所好则众人所必往也，以传奇语阐佛理，理奥词显则听者解也，导以所好则机易入。”

可见，宣扬佛禅思想是屠氏通往教化民众的根本途径，至于文辞等艺术性方面的东西则不甚关心，其本质上是一部借佛理说教的产物。屠氏在剧中安排了大量宣扬佛道教义的内容，把诠释道宗佛法视为旨归，同时堆砌了大量历史人物来演述其观念，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戏曲的艺术审美性，从而引起后世读者的批评。正如孙昌武所说，“从佛教的观念衍化出来的情节往往荒诞离奇，写法上却又采取简单化、程式化的倾向，因此显得艺术趣味幼稚，技巧拙劣”。

由佛教引出的关于天堂地狱、轮回转世、因果论等观念，事实上和有意宣扬报应以警世的创作旨归有关系。因果论或是业报观是佛家理论的重要部分，着重宣扬天理，以显奖惩。佛教认为，人一生的遭遇及个人的思想行为都必然导致相应的后果，而这种后果将今世与来生相联结。屠隆借陈因果来警示世人，这在《昙花记》中多有论及。第三十六出《众生业报》历数古往今来奸邪之人的死后业报，如李林甫因生前心肠狠毒，“被阎王罚作大毒蟒蛇”；元载因一生贪婪好积聚，“被罚作个扑灯蛾儿”；王戎因一生贪恡，“被罚做个蜣蜋，终日抱着粪团儿”，宋之问因性行不端，躁进势利，“被罚做个鹦哥鸟儿”等。另外，《昙花记》着力塑造了卢杞和曹操两大权奸，二人的下场亦印证了因果论。在屠隆笔下，卢杞是一个贪恋权位和富贵之徒，为了一己私欲设计杀害颜真卿，迫害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对手。在《群仙会勘》和《凶鬼自叹》二出中，刻画了卢杞在阴间被勘罪严惩，而负责处理此事的竟是其生前设计陷害的颜真卿。故卢杞不禁发出“生前尽着力量，无恶不为，今日受此苦楚。地狱之中，哪一样刑罚不受过？也亏我受，也亏我受”、“人生在世，也绝不知有此地狱，由此果报”的感叹。屠隆借卢杞之口，道出了生前作恶死后受罚的因果业报。《阎君勘罪》一出，讲述了曹操和华歆二人因杀害伏后夫妇在地狱被阎君勘罪。他一遍鞭打曹操和华歆，一边历数二人生前的种种罪行。曹操亦发出“我哪里知道？当初利比食狼，势成骑虎，也只管向前做了去了。早知今日，悔不当初”的悔叹。

诸如类似图财害命、忘恩负义、奸诈误国等行径，在古今的剧作中不无常见。屠隆在揭露和批判这些有违人道的行径之际，同时宣扬因果报应和惩恶扬善，具有劝世作用。清人余治在其《庶几堂乐府》自序中说：“余不揣浅陋，拟善恶果报新戏数十种，一以王法天理为主，而通之以俗情……于以佐圣天子维新之化，贤有司教育之功，当亦不无小补也。”可见，历代的作家在写作中有意识地注入道德教化的目的，佛教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正好适用于这种目的。佛教的三世观念引发出天堂、地狱的设想，而有趣的是文学作品表现天堂的景象并不多，更多的是以地狱为背景展开描写，这和有意宣扬报应以警世的创作意旨有很大的关系。显然，《昙花记》的情节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种说法。

屠隆综合三教，是晚明哲学融合交流思潮对文人思想理念和创作观念产生作用的结果。在屠隆看来，三教并非水火不容，世人应该放下关于三教的“高低是非”，以宽容的眼光来接受。他说：

“世间士大夫有一等向饶舌阁黎口头拾得些涕唾，开口便骂仙人是众生。有一等跟着方士油嘴道人听得几句烧炼的死活变骂佛是出不得阳神底灵鬼。又有一等裹青布头巾思量生猪肉吃底尚自不知性灵是何物，只钻研故纸，提着个《孝经》、《论语》一两句旧话头便骂菩萨真人做异端邪道。若依这些没孔铁锥道见识，三教祖师不知在虚空中每闹了几场，谁想这三个老翁每日打做一块，同心同气甚般相好，就是一个里底人笑后生们没见识，争着这闲是非，却大家念得一句：非吾徒也，非吾徒也。”

屠氏不满持有成见之人，从根本上认可了三教之间的互存性。其在《昙花记》中更是“广潭三教”，使三教各自为己家代言。其中，第三出《祖师说法》，通篇言西天祖师宾头卢演说佛法，劝渡世人抛弃人间种种诱惑，皈依我佛；第四出《仙伯降世》，道教蓬莱仙客山玄卿则赞美道教之理。后来二人相会，度木清泰出世，又分别为其作点悟。第七出《仙佛同途》，则直接道出“道术分三教，源流本一家”的融通观。而木清泰在求佛访道的过程中，先后历经地狱、天界、西方净土等处，体悟到儒、释、道三教的真谛，终得修成正果，在其身上体现了作者对于三教的认识，以及集三教为一的宗旨和主张。屠隆的思想来源较为杂芜，其中稍见趋势的，便是倡言三教融合。他说三教“道一也”，佛家谓之般若，道家谓之灵光，儒者谓之性，谈的都是“道”，而其统“一”在于“要之皆不出乎一心”。故而在屠氏看来，三教之间不存在彼此之间的斗争，只有融合和互存。

值得注意的是，屠隆虽主张三教合一，但事实上“佛教为尊”的观念显得要更为突出。屠氏曾自言：“儒者在世之法也，释者、道者出世之法也。”在其看来，三教合一是指本质上没有分歧，但彼此之间有着不同的作用，这主要在于“在世”和“出世”的分歧上。屠隆曾作《佛法金汤》，文中对于批驳佛法的宋儒大加斥责，同时详细地解答了与佛法相关的诸多问题。在《三教一道》中，亦有“仙道终不及佛道之大”的论断。在《昙花记》中，木清泰虽与一佛、一道、一儒结伴云游天下，呈现出一派三教合一之图。最后，一行人来到了西方净土。在佛光普照、一片祥和的境地下，祖师将佛教的修持之法一一道来。听了西方祖师的讲说佛法后，代表道教的蓬莱仙客山玄卿也被西方圣境和佛法所吸引，并表示“从此亦当舍离仙道，回向西方”。这一过程意在通过木清泰出入三教之后的悉心比较，认定佛门为人生归宿，从而体现“三教同源，佛教为尊”的基本思想。可见，在屠隆眼中，佛教之于儒、道二教要高出一截。

有人认为，《昙花记》中所描述的景象和情节，以及“三教合一，以佛为尊”的观念，恰好是作者自我生活和思想的影射。吉川幸次郎曾指出，戏曲是虚构的文学，他们和正统的诗歌、散文等文学样式不同，其意义在于“使文学从以真实的经历为素材的习惯限制中解放出来”。而佛教的本质就决定其思想主导下的文学作品具有“玄想”的一面，而这恰好与戏曲的虚构方式相通。但是，屠隆所作《昙花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传性”的特征。《昙花记》情节虽系虚构，但其所写人物、事件都与屠隆罢官一事有影射关系。沈德符曾揣测剧本所指，断定《昙花记》实为屠氏借用佛语的“忏悔文也”。吴新苗《论屠隆戏曲的“自传性”特征》认为，屠隆作《昙花记》实为自况，其表现有三：第一，屠隆在《昙花记》中所表现的“三教融合，以佛为尊”的思想，是其追求全性葆真、身心安顿的心路历程；第二，《昙花记》实则传达其独立个性和批判意识，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愤慨；第三，在文本中寄寓了屠氏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才子”型文人悲剧命运的感叹。邓桂英《屠隆“自况”戏曲研究》表示，屠隆真正意义上开始全面深入到佛法之中是在其罢官之后，这同时也宣告其试想通过儒学来获得仕途上的进取失败了，于是想凭着佛法来获得心灵的超脱。而《昙花记》一则借木清泰“潜心渐修”表达对佛道的热衷，二则借“因果轮回”宣泄对社会的不满。石岩冰《屠隆戏曲研究》认为，《昙花记》是作者用来以戏疗伤，以达自我安慰，用来弥补现实生活中的缺憾。诸如此类表述不少，论者大多认为，《昙花记》是屠隆宣扬佛法的一部传奇，同时将自己的遭际融入其中，寄寓个人的感怀。

明中叶以后，三教互通，尤其是心学与佛禅之学的交融互用，直接诱发了佛禅之风的盛行。而三教融通的背后是一种宽宏的学术氛围，这造成了晚明文人不拘定法，亦与禅宗离经慢教的精神颇有契合。周群认为，心学与佛禅之学并无本质的区别，王阳明、李贽等人亦申明佛教与王学的互通不碍。而晚明文学的主流思想，如“童心”、“性灵”等说，不仅是王学主张师心自运的文学观念的思想基础，亦是佛禅之学的理论产物。自魏晋以降，佛教的“心性”理论在中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深远，并逐渐出现了所谓“现量”、“性灵”、“滋味”等影响文学观念的佛学用语，促使了文学创作上的一些新变。屠隆认为，所谓的文学创作都有其稳定的“根”，而这种“根”所指向的“则性灵是也”。事实上，“性灵”之说的主要阐释者为公安三袁，但是使用较多的是屠隆。一方面，屠隆所标举的“性灵”，诠释了诗文创作中的自然、至情等美学范畴；另一方面则与浸染佛教有关。

屠隆重佛的原因，在于“佛为出世法，用以练养性灵”。显然，其“性灵”之说的主要渊源来自于佛，或者说其阐释的“性灵”的内涵与佛学维度有密切的关联。其在《佛法金汤》中说：“天性者，佛谓之本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从本以来，灵灵不昧，了了常知，无始迷倒，不自觉悟，欲成佛果，须先了悟自家佛性，后方称性修习。”在《鸿苞节录》中说：“人之形气，命也；心神，性也。……以性立命者，性灵既彻，命蒂自牢；修命留性者，命根既坚，性灵长住。”而佛学中的性灵与之大有相似之处。佛学中的“性灵”指妙明真心，要自在清净，以不受世俗沾染的目光看待世间，守住本我之心。而屠隆所标举的“性灵”，或是晚明文学流行的“性灵”，要求的便是文学的真实与自然，强调作者的自创胸臆，自得心灵。两者一相对比，自有异曲同工之处。

某种意义上来说，自宋、元以来，佛教已走向衰落。尽管在明中叶被重新提起，但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正统文学影响不大，反到是对于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影响依旧深远。佛教理念的实践和泛用，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自有利弊。一方面，佛学思想作用下的文学，很大程度上难以摆脱说教的气息，削弱了作品的审美性，影响了艺术感观。另一方面，某些作品借用佛教理念，或基于此之上的发挥，往往能熔铸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内容。在标举“性灵”的晚明文学思潮影响下，屠隆不免以“性灵”论文学、讲佛理，将这种文与佛道相为一的理念灌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屠隆所著《昙花记》具有极深的佛学思想，其背后亦是三教思想融合和冲突的现实背景。在作者自身遭遇和社会现实的共同作用下，《昙花记》一剧自然不会仅限于阐释佛道和自适，由佛法延伸而外的社会现实作用亦是其中重要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