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霸王别姬》对原著小说的改编

甘敏诗

【摘 要】本文以电影《霸王别姬》对原著小说的改编作为切入点，从主题、结局和程蝶衣的人物塑造三个方面分析两者的不同，论述电影改编的效果及意义。本文认为电影的改编升华了主题，增添了戏剧性效果，也是导演审视人生的过程。

【关键词】《霸王别姬》;陈凯歌;李碧华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18-0100-03

1985年，李碧华小说《霸王別姬》在香港出版;1993年陈凯歌在原著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编，拍摄成电影。电影《霸王别姬》的问世不但吸引了国内外无数的眼球，还赢得了国际热烈的掌声。原著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男人爱上另一个男人的故事，表达了迷恋与背叛的主题。而电影《霸王别姬》蕴含着三个层面：一是京剧的艺术美，二是京剧艺人多舛的人生，三是通过描写京剧和京剧艺人多舛的命运从而引发对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道尽人生的执着与命运的无奈。

一、升华主题

小说《霸王别姬》主要描写了程蝶衣对段小楼泥足深陷的痴恋。程蝶衣从小被母亲狠心剁掉多出的第六根手指，卖给梨园行学京剧。师傅对他只有严苛的要求、变态的惩罚，从来没有对他表达一丝丝关爱，唯独师哥段小楼对他一直爱护有加，为了保护他甚至弄伤了自己。于是，小楼守护者的形象从小便在小豆子的心中慢慢滋长。在舞台上，他是霸王，他是虞姬;现实生活中，他只是段小楼，而他仍想做他忠贞的“虞姬”，奉行“从一而终”的诺言。但段小楼整天花天酒地，醉心于花满楼的菊仙，并娶了她为妻。

影片《霸王别姬》将程蝶衣、段小楼和菊仙三人悲欢离合的人生放置于中国最动荡不安的50年，以戏台上霸王和虞姬的离合之情、生活中段小楼和程蝶衣的分分合合、京剧《霸王别姬》的兴衰，与中国现当代历史的起伏相勾连，从而做到“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电影从人性的角度解读历史，为我们展示他们三人在酷烈的历史进程中挣扎求存的无奈，使影片具有一种深厚的史诗风格，给人一种纵深的历史感，还体现了导演对文革这段历史的深刻反思。

1945年，日本人投降，当大家在街上欢呼雀跃地庆祝抗战胜利时，蝶衣和小楼沉浸在师傅离世的伤痛中，与当下的历史潮流擦肩而过。1948年，国民政府离开中国大陆前，程蝶衣、段小楼和那坤在街道一旁看着抢夺物资的人群。当时，北洋政府时期曾显赫一时的张公公也穷困潦倒地坐在了街道一旁。旧时代的大人物在新社会到来前已经倒下了。“蝶衣和小楼分坐在张公公身边，在为一座石阶所充任的观众席上，目击了这一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在这一历史剧变的时刻，旧日的历史被挤压为极薄且平的一页：昔日显赫一时的公公与永恒的‘戏子，此时已一同被抛出了新历史的轨道，成为旧历史间不值一文的点缀。”[1]

到了文化大革命，汹涌的历史大潮狠狠地裹挟着他们前进。他们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深陷于历史的漩涡中不能自拔的亲历者。电影把历史暴力的残酷，把文革时大家群情激昂的疯狂状态，把人在坚守与屈服、贞烈与背叛、生存与毁灭的激烈冲突中的悲慨和无奈，真实地呈现出来，使影片多了几分悲壮感。

二、增添戏剧性效果

（一）吊诡的结局

小说的结局发生在香港。文革结束后，段小楼定居于香港，苟且偷生;程蝶衣通过组织介绍，处了对象，还成了京剧团的艺术指导。原著《霸王别姬》的结局表达了李碧华作为港人对九七回归前途的担忧和面对回归这个事实的无奈，十分具有感叹性，但戏剧性不强，不适合作为电影结尾，更何况电影的导演是一位地道的北京人。小说结尾可以长篇大论，可以袒露作者的心声，但电影结局必须在高潮的末尾点到为止。

电影大刀阔斧般地删去了小说香港结尾部分，将电影的叙事空间定在极具浓厚历史文化气息的政治中心——北京城。影片结局，文革结束后，程蝶衣与段小楼十一年后重逢，排演了最后一次的《霸王别姬》。上演到最后一幕，已过半百的小楼要求中途休息，他看到蝶衣仍如昔日“虞姬”深情地凝望着“霸王”时，小楼决定是时候让师弟从戏梦中醒来了。

他对蝶衣说：“小尼姑年方二八。”

蝶衣激动地接着下句：“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

小楼：“我本是男儿郎。”

蝶衣：“又不是女娇娥。”

“错了，又错了。”小楼说。

蝶衣一下子从几十年的妖梦中惊醒，他陷入短暂的沉思，自言自语道：“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他终于重新认清了自己的男儿身，意识到自己永远也无法成为真正的“虞姬”。

蝶衣要求继续余下的排演，完成《霸王别姬》中虞姬拔剑自刎的最后一幕。虞姬趁霸王不留神，拔走霸王的佩剑，向自己的脖子上一抹，倒地，终此绚丽的一生。这时的程蝶衣就是虞姬，舞台与他的人生重合了。他坚守着师傅“从一而终”的教诲，坚守着虞姬对霸王“从一而终”的信诺，坚守着自己对艺术执着追求的信念。他只想跟师哥唱一辈子的戏，做一辈子的虞姬，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行。最后，他如愿地做了一辈子的虞姬。

电影结局，“虞姬”虽然终归难逃一死，却给人一种圆满感。少年时代，是小石头“成全”了小豆子。当两人“洗尽铅华”之后，小楼承担起帮蝶衣重新认清自身男性身份的责任。蝶衣没想到兜兜转转几十年，一切只是一场戏梦，终要有醒来一刻。醒来容易，面对现实却很难，只好效仿虞姬拔剑自刎，永远活在戏梦中。蝶衣依附着小豆子的身躯和虞姬的灵魂活着，虞姬依附着霸王。戏唱到这，霸王已穷途末路，虞姬要死了，当年的小豆子也“醒”了，蝶衣无所依附，只能跟虞姬一并离去。

结局很吊诡，小楼惊讶于蝶衣拔剑自刎，看着倒地不起的师弟，大喊“蝶衣”，然后又轻轻地呼唤他的乳名“小豆子”，紧接着脸上浮现了一抹吊诡的浅笑。那个女性的蝶衣已死，把小豆子也带走了。段小楼的第一声“蝶衣”是出于惊讶，不愿他离去，第二声的“小豆子”是作为师哥向师弟轻轻地告别，微笑是感慨师弟脱离了苦海。对程蝶衣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解脱。

（二）戏曲贯穿故事始终

电影通过整合《思凡》《霸王别姬》《贵妃醉酒》和《牡丹亭》四部经典戏曲，在表现中国传统艺术美同时，也推动着故事情节发展。戏曲贯穿着影片始终，做到戏里戏外交相辉映。

那坤到喜福成戏班为张公公的堂会订戏，听小豆子唱《思凡》。刚开始，小豆子坚定地维护自己的男儿性别，唱道：“我本是男二郎，又不是女娇娥。”小石头意识到小豆子这次出错不是被师傅打死，就是被逐出师门。他担心师傅过后会狠狠抽打小豆子，所以抢过师傅手中的烟杆在小豆子的嘴里捣鼓，不停地责骂他。最亲爱的师兄逼迫自己承认女儿身，他不得不承认，因为他是他的依赖。终于，小豆子成功唱对了《思凡》，完成身份转变。

张公公的寿宴上，小豆子和小石头首次出演《霸王别姬》。小石头扮演的霸王唱着“此番连累你多受惊慌”，隐喻了小石头强行帮他完成女性身份认同后，接下来小豆子被张公公强暴的残酷遭遇。

两人成了名角后，段小楼去花满楼和菊仙喝了定亲酒，接着出现小楼在戏曲中唱道：“依孤看来，今日是你我分别之日了。”果然，在段小楼与菊仙订婚之夜，程蝶衣到袁四爷府中与其“谈戏”，且决定与小楼分开唱戏。分开唱戏的两人，蝶衣表演的是《贵妃醉酒》。《贵妃醉酒》讲述杨贵妃苦苦等候唐明皇无果，孤独、嫉妒交织于心的故事，映衬着当时小楼被菊仙抢走后，蝶衣孤寂、妒忌的心情。

抗日战争时，小楼被日本宪兵抓走，蝶衣为了营救他而给日本官兵唱堂会，演唱的是昆曲《牡丹亭》。他唱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中国经典戏曲中最脍炙人口的唱段，暗讽日本铁骑践踏中国大地的现实，国家断井颓垣、生灵涂炭，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只属于当时的日本侵略者。

文革结束后，久别重逢的蝶衣与小楼再次同台，22年后两人重演了《霸王别姬》。电影为我们展现的是虞姬拔剑自刎部分，这是戏曲的结局，也是电影的结尾，更是蝶衣生命的终结。程蝶衣和段小楼在舞台上表演着《霸王别姬》，在生活中，他们也切切实实地上演着一场《霸王别姬》。这部京剧贯穿着电影始终，从一开始便预示着主人公悲惨的命运。

三、重塑程蝶衣

小说描述了程蝶衣对段小楼的同性之爱;电影《霸王别姬》中，程蝶衣对段小楼泥足深陷的痴恋是从舞台上虞姬对霸王的忠贞延伸到现实生活中的体现。他是先有对京剧的痴迷热爱，才有对扮演对手戏的师哥的苦恋。

通过母亲、师傅、师哥和张公公的层层暴力逼迫，小豆子终于完成了对女性身份的认同。他谨遵师傅的教诲“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要想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所以他只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一直苦心孤诣地扮演好他的虞姬，以求达到出神入化、雌雄同体的境界。电影中，程蝶衣是个热爱京剧的戏疯子，他把一生都付予了京剧，以至于模糊了舞台与生活的界限，把舞台上虞姬对霸王的忠贞延续到生活中对师哥的迷恋，从而淡化小说描述的同性之爱。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一群爱国热情高涨的学生游街示众，将蝶衣与小楼团团围住，好不容易才躲过危险，他第一句话就是：“领着喊的那个唱武生倒不错。”抗日战争期间，蝶衣在舞台上独自表演《贵妃醉酒》，爱国分子在戏院里洒满宣传单张，观众慌张失措，戲院一片混乱。然而，他依旧若无其事地继续表演，淡定自如地唱完他的戏。他只管唱戏，不疯魔不成活。文革批斗场上，段小楼背叛蝶衣，蝶衣被彻底激怒了，他也要揭发：“你当今儿个是小人作乱，祸从天降？不是！不对！是咱们自个儿一步一步走到这步田地来的……我早就不是东西了。可你楚霸王也跪下来求饶了！那京戏它能不亡吗？”在这疯狂的时代，大家都神志不清，唯独他还心心念念着京戏。他清醒地看到文革对传统文化的摧毁，也清醒地意识到京戏沦落到当今这个地步，是他们这些京剧伶人背弃京剧的结果。

程蝶衣的一生注定是一个悲剧。《霸王别姬》最后一幕，虞姬拔剑自刎是对霸王忠贞的体现，程蝶衣拔剑自刎则出于对京剧的热爱和痴迷。

四、导演审视人生

1952年出生的陈凯歌，14岁便开始经历文革的十年浩劫，他看过也亲身体会到文革对人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文革的经历是陈凯歌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他在《少年凯歌》中回忆道，文革前夕，他曾经因为自己的父亲是国民党员而怨恨父亲。文革期间，在父亲被红卫兵批斗时，“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大”[2]。

陈凯歌也参与到批斗父亲的群体中，他甚至在众人的目光下，用手推了下父亲的肩膀。在父亲的问题上，他选择了自私，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甚至想到要忠于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也就是要与自己的父亲划清界限。14岁的陈凯歌，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成了他愧疚终身并无法愈合的伤痛。

在他推倒父亲时，他认为自己如果更大一点，也许能领悟到那件事可以当成一场戏来演，他一心想拍一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电影。他在《少年凯歌》一书的自序中写道：“我一直认为我的人生经验大都来自那个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革命帮助我认识了我自己。尽管‘文化大革命因‘十年浩劫这样的名词而似乎得到否定，也有了许多批评的书籍，但只要人们仍然只会控诉他人时，这场‘革命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我试图做的，就是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起我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2]

于是，陈凯歌走上了审判台，拍摄了《霸王别姬》。影片中，昔日天不怕、地不怕，根本不把日本皇军放在眼里的霸王段小楼却在一群红卫兵中弯腰低头了。文革时期，“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君王意气尽……”经过连日的审讯，身心俱疲的小楼在一大群年轻气盛的红卫兵的乱拳中，在处处是“打倒”“灭亡”的声音包围下，在袁四爷被打倒的恐惧阴影下，小楼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众人追捧的“楚霸王”，那都是旧社会里的戏。在新社会里，他是一名要被横扫的牛鬼蛇神。为了免于挨打他必须讨饶。当年是向师傅讨饶，说“打得好”;现在日暮途穷的“霸王”为了自保，背叛兄弟情义，抛弃夫妻情分。

文革时期的段小楼就是当年陈凯歌背叛自己父亲的真实写照。段小楼并不是像小说那样为了保护菊仙才跟她离婚，而是出于内心的恐惧——害怕不被人群接纳和对死亡的恐惧。小楼果断地说，他已经不爱菊仙了。人类最原始的恐惧，战胜了一切，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向群众靠拢。当年陈凯歌也是因为害怕永远不被人群接纳，所以才推倒自己的父亲，所以后来他也成了红卫兵的一员。

历史总是有得必有失，但是，你需要剖开认真看，才能有所得。电影《霸王别姬》讲人性、讲历史，但并没有把焦点放在对文革的控诉中，而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和引人深思的作品。整部电影的风格犀利却平和，沉重而又无奈，流露出一种哀伤的情绪。

参考文献：

[1]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1978-199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84.

[2]陈凯歌.少年凯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