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夏衍大后方戏剧创作初探

刘诗晨

（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

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的炮火声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随着战事的深入，我国东部的许多重要城市沦陷，人们不得不向西迁徙，从而带来了政治布局上的调整，中国由此完成了战时政治中心的西移。与此同时，大后方地区的文化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遭受战争摧残的文化在这里得到重生。全面抗战期间，现实主义是文艺创作的主基调。因表现形式易于为普通民众接受，戏剧成为抗战文艺的重要代表。许多作家以抗战为主题创作现实主义风格的戏剧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突破，夏衍就是其中之一。1937 年4 月，夏衍在上海创作了代表其现实主义倾向的标志性作品《上海屋檐下》。闷人的黄梅时节、弄堂里小人物的无奈与挣扎都预示着如狂风骤雨般的全面斗争即将爆发。卢沟桥事变后，夏衍联合于伶等几十人集体创作了全面抗战时期的第一部抗战戏剧《保卫卢沟桥》。1937年8月15日是《上海屋檐下》原定的首轮公演日期，然而上演前两天上海爆发了八一三事变，演出由此搁浅。夏衍也从此进入了其戏剧创作的抗战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戏剧形成了“由点及面、全面开花”的区域格局，主要分为沦陷区（以“孤岛”上海为代表）、国统区大后方（以“文化城”桂林和陪都重庆为代表）和解放区大后方（以根据地延安为代表）三大创作集体。本文将重点梳理夏衍在国统区大后方不同阶段所创作的抗战戏剧文学作品。

一、1938：珠江畔的激情岁月

抗战初期，随着淞沪会战的失败，上海沦陷。大批在沪的知识分子纷纷辗转到华中的武汉和华南的广州。作为周恩来同志委派的《救亡日报》负责人，夏衍来到广州，随即主持报刊出版筹备工作。该刊于1938 年元旦顺利复刊。在这期间，夏衍除了从事新闻写作和编辑工作以外，也完成了一些话剧和电影剧本的创作。其中，“《一年间》是夏衍自抗战以来写的第一个大型话剧”。[据夏衍本人所说，这个剧本9 月8 日开始动笔，20 日完成，“只有十二个上午，从这一点，剧作的粗杂疏漏，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了。”

即使夏衍本人对《一年间》这部作品评价不高，但该作品依然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作品讲述了乡绅儿子刘瑞春在新婚第二天就奔赴前线、成为驾驶战机的飞行员的抗日故事。这部剧的高潮在于刘瑞春在空战中成功击落敌军战机的一幕。由于中国空军成立不久基础薄弱，因此击毁敌机在当时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这一幕跌宕起伏的剧情极大地鼓舞了观众。该剧由郭沫若、田汉、阳翰笙等人发起，分别在重庆、桂林公演，引起了极大反响。《新华日报》评论它是“坚定抗战必胜信念，棒击屈辱求荣之阴谋”、是“抗战一年间血的记录”。连史沫特莱看了演出也写道：“……颇像高尔基在革命前的作品，描写出旧势力和新势力的混战，而指出新势力不断地增长。”

《一年间》这部抗战话剧没有标语口号式的激情，也没有绝对平面化的英雄，夏衍早期剧作强调个人英雄的创作范式已难觅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延续了在《上海屋檐下》中确立的现实主义创作视角，以细节写实记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将饱含江浙地域风情的婉约式对话融入到剧本中。于伶这样评论《一年间》：“舞台的成分少，戏剧的成分多，而人生的成分更多”。可以说，夏衍在广州所创作的《一年间》奠定了夏衍抗战话剧的创作风格。

二、1939-1941：“文化城”中的精神突围

桂林，时为广西省城，在大后方被称为“抗战文化城”。“当时桂系军阀由于同蒋介石统治集团存在矛盾，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对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夏衍跟随大部队，从沦陷的广州撤离，辗转来到桂林，开启了其抗战话剧创作的桂林时期。

1940 年5 月，偏安一隅的桂林充满生机，甲天下的山水景色虽然艳丽，然而夏衍却仍心系留给他“可爱又可恼”印象的、被日军围困的孤岛上海。为了表达“对于在上海苦斗着的朋友们的感慕与忧戚”，他花了两周时间，创作出四幕剧《心防》，以表自己突破安稳的生活，与身处孤岛的同胞们同呼吸、共命运的决心。

剧本描写了以刘浩如为首的进步新闻和戏剧工作者，为了保卫孤岛500 万人心灵与精神上的防线而进行的艰苦斗争。该剧成功塑造了刘浩如既是先进知识分子，又是文化宣传战线上的革命斗士的形象。这个人物形象表现出的不屈斗争精神打破了观众心理上的防线，让人们备受触动、倍感鼓舞。值得注意的是，夏衍在这部剧不同场景的动作与对话中，穿插了许多主人公的生活趣事，表现出剧作者在把控戏剧节奏、立体描写人物方面的写作功力。

这一时期，夏衍另外一部剧作《愁城记》的故事背景同样安排在上海。此时处于沦陷区的上海，风云变幻，局势动荡，新婚夫妻赵婉和林孟平似乎感受不到外面的世界，自顾自沉醉在温馨的小家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接触到了真实的现实生活。当充满苦难与悲痛的现实逐渐映入他们的眼帘时，他们被深深触动，最终跳出了舒适的小环境，愤然走出愁城，投身于大时代的漩涡之中。

简言之，夏衍在桂林创作的抗战剧《心防》、《愁城记》都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心防》是第一个表现抗战时期文化工作者顽强斗争的剧作，而《愁城记》则是第一个正面提出‘小圈子’主义、并予以明确批判的剧作”。这些作品相较于在广州时期抗战剧的创作，思想深度更进一步，情感抒发更加充分饱满。夏衍将知识分子对祖国局势的焦虑、对民族遭受苦难的悲情、对敌人残酷暴行的愤懑、对未来光明的期待，统统透过剧作表达出来。

三、1942-1945：驱散山城里的“心霾”

重庆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又称为中华民国的陪都。夏衍于1942 年4 月抵渝，他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特约评论员，党内担任中共南方局重庆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至此，夏衍开始在党内担任要务，逐渐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心。在这一时期，国共第二次合作裂痕增多，国民党在文化上采取了更严格的管控，体现在戏剧方面就是对于戏剧的发展施加压力。在任上，夏衍力排众议，发表了《人·演员·剧团》、《论“戏德”》等多篇文章，纠正戏剧文化界消沉的市侩、粗陋倾向。与此同时，为了起到带头引领的作用，即便有繁重的职务在身，夏衍也身体力行，创作了《水乡吟》、《离离草》等多部戏剧作品，其中也包括真正称得上夏衍在这一阶段乃至整个抗战剧作中的代表之作——《法西斯细菌》。这些作品的出版也标志着其戏剧创作的现实主义风格走向了成熟。

《法西斯细菌》的主人公是一位旅日青年科学家俞实夫。“九·一八”事变前夕，他还沉浸在超越阶级属性与立场的“纯科学”研究中，对日本人侵占东北并不关心，甚至还应邀回到上海，在日本人办的研究所里从事科研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迫逃至香港，实验室被捣毁，身心被凌辱，与此同时他得知日寇在华北使用细菌武器野蛮屠杀同胞，他才终于认识到：“法西斯细菌不消灭，要把中国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可能”。

相较以往的创作实践，夏衍在这部剧中更注重人物刻画，情节设计也合情合理。剧中主人公在不同环境与时局变迁中悄然改变，经过十年之久的岁月磨砺，身边朋友赵安涛的痴迷政治、秦正谊的市侩庸俗、日本籍妻子静子的转变，这一切都触及到灵魂，使他的思想逐渐产生转变，直至最后“宣告似”地说：“我们走，回去”，完成了从中立向积极抗战的转变。此时在人物刻画上也并没有“一步到位”，夏衍安排他再次“上路”，因为需要更深刻的动因来促使人物思想升华到拯救中华民族的高度上来。这样的设计合情合理，人物塑造也更加生动立体。

1945 年春，也就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夏衍创作了四幕剧《芳草天涯》。该剧聚焦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由于生活上的落魄而产生的内心苦闷、孤独、焦躁，以及对未来不安的情绪。夏衍在剧中塑造的“小云”这个人物，代表着抗战中仍存有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进步力量。借着萌生爱情的“躯壳”，表达了新生力量必定能冲散消极情绪、能使无数身处矛盾与挣扎的普通人重新振作起来的信念。至今看来这部剧也依然能够走入观者的内心。

《芳草天涯》常常与《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一起被人们称作夏衍戏剧“三部曲”。三部作品在八年间相继问世，代表着他现实主义创作水平的不断提高。

四、夏衍大后方戏剧创作的现实主义表征

一般说来，现实主义体现出三个特点：以人为本、注重人性挖掘；正确处理生活真实性与现实针对性的关系；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现实主义文学是“人的文学”，现实主义戏剧是“人的戏剧”。夏衍在这一阶段创作的绝大多数戏剧作品都是以小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讲述抗战环境下个体的境遇，强调大时代下个体独立人格的培育与形成。作品中涉及到的人，来源于生活的同时又比现实更加生动丰满，在人性的挖掘上也是富有特点的。夏衍全面抗战时期的戏剧作品取材于真实生活，同时他的创作又是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所以能以抗战斗争的角度去评析，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社会批判意识就是现实针对性的具体表现。可以说这一阶段夏衍的戏剧创作中，生活真实性与现实针对性达到了融合与平衡。同时，其这一阶段的创作一定程度上受到契诃夫心理现实主义戏剧的影响。契诃夫戏剧多为现实主义题材，且“剧中的人物显得多愁善感、优柔寡断”，属于内向型的戏剧，体现出“心理现实主义”的戏剧风格。在中国剧作家中，夏衍的审美、气质与契诃夫较为相近。夏衍利用复杂的社会环境，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行动，构建了一批具有内省特质的人物，再加上夏衍左翼作家的身份，使得作品具有启蒙与社会批判意识，形成了中国式的心理现实主义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