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间为中介：论新主流电影的艺术特征

王宇科

【摘 要】中国电影尽管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但是主流电影的观念依然是非电影。在新时代的语境下，主流电影话语权逐步从国家走向民间，以民间立场与逻辑对主流价值进行重新叙述，一方面电影表现出娱乐化、大众化、多样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政治意识形态又限定了民间表述的界限并融入民间话语之中，政治意识与民间意识形态整合构成了新主流电影的基本形态，它是政治意识形态给予民间立场的一次表达，又是社会主义电影观念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的一种演变。

【关键词】新主流;意识形态;民间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30-0109-02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电影的话语权逐渐由官方转向民间，主旋律电影因其题材宏达、娱乐性缺失、教育性明显等特点在市场的大潮中逐渐边缘化，不能承载起传达政治意识形态的使命，为了更好地传播意识形态，官方开始以民间为中介进行电影的创作，将官方與民间、集体与个人、娱乐与教育统一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电影形态——“新主流电影”。

所谓官方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也就是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意识形态。所谓民间这个独立的话语空间，它兼容并蓄、美丑并存、自由自在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内在的逻辑规范与伦理法则①，在这个话语空间之内不仅民众可以在这个空间内自由地表达自己诉求，政治同样在这个空间之内披上民众的外衣以民间的形式进行意识形态的传播，民间即意识形态传播的中介也是意识形态传播的方法，民间立场造成电影结构系统的整体变化，它不但丰富了主流电影的故事内容，同时拓宽题材与样式，在鱼龙混杂的意识形态话语之中孕育出新主流电影的新艺术特征。

一、民间话语的叙事特征

新主流电影将平实的历史事件赋予虚构的故事当中，使得在具有真实感的基础上更加戏剧化，从宏观走向微观，从集体走向个人，从现实走向神话，彰显出新主流电影内容与话语上的大众趋向，电影通过善与恶的对立，将个体与集体意志统一起来在民间的话语空间之内以民间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的传播。电影《红海行动》根据也门撤侨的真实事件改编，在营救本国侨民时与恐怖分子呈现二元对立，政治与民间的价值观念趋于一致，它在政治层面彰显出我国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大国担当，以及国家对侨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而在民间层面则彰显民众的强国梦与国家对“自我”关注的期望，影片中蛟龙分队不单单是对侨民集体的解救，而且聚焦到每一个个体生命当中，突出国家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怀，将国家意识与一种对生命尊重的普世价值缝合在一起。神话并不是神仙的故事而是人类自己的故事，它反映人类自身的处境以及他们对自然世界甚至宇宙的看法②。神话即一种民间自我表述的方式，根据约瑟夫坎贝尔的理论，东西方神话都有一个原型，即英雄之旅，它构成了好莱坞主流电影的叙事模型，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原型是一种意象，或为人或为妖或为某种活动，他们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断重现;凡是创造性的幻想以自由为表现方式的地方就有它们的踪影，这种集体无意识促使人们对神话以及神话结构创作的故事具有一种天生的认同感。在新主流电影的语境下，神话的叙事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参与，创作出不同于好莱坞的英雄之旅。英雄之旅的模型分为12个阶段：正常的世界、冒险的召唤、拒绝召唤、见导师、越过第一道边界、考验（伙伴、敌人）、接近危险的洞穴、磨难、报酬、返回的路、复活、携万能药回归。《战狼2》即讲述了中国版英雄之旅，冷锋受到国家的召唤，冒险的旅程（救医生），在与伙伴的考验中（与女主相认识），踏入危险的洞穴（研究所，工厂），磨难（感染病毒，被驱逐），报酬（被女主角所救），返回的路（返回工厂），复活（打倒雇佣军），携万能药回归（带领大家走出非洲）。在《战狼2》的神话叙事中政治意识形态在开始与结尾两个地方出现，将民间想象限制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内，造成与好莱坞类型电影不同的表述方式，英雄不仅是民间的想象同时被赋予了一种国家的使命，以此将民间价值与政治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电影不再仅仅是神话，更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想象性表达，它在浪漫主义的叙述中，完成意识形态的现实传达。

二、民间现实的深入聚焦

新主流电影的现实主义题材不再寻求高屋建瓴的宏达主义而是将镜头的焦点对准民间，以新时代下社会现实为背景，描绘在新时代下不同群体所展现出的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红海行动》改编自真实的“也门撤侨”事件，《湄公河行动》以“湄公河缉毒”行动为蓝本，即使是《战狼2》这样的虚构故事，也建立在对非洲巨大的现实影响力上，除去对于国家力量的讴歌，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如《我不是药神》《亲爱的》皆以现实为蓝本，表达底层人民追求“生存”与“幸福”的困境。《我不是药神》是根据“程勇卖药”事件改编，改编对原有情节进行艺术化的加工，将原本普通的“代购”转变为一场法律与道德的博弈。影片中，程勇为救父亲卖“仿制药”，黄毛为了生存而去偷窃“仿制药”，刘思慧为了救孩子去当脱衣舞娘，众多患者也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去大肆购买仿制药，究其原因是由于救命药“格列宁”药价过高，然而任何一个药的研制都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如果没有过高的利润作为支撑，会使得企业利润亏损，无力研发新一代药物，最终影响民众的生命安全。《亲爱的》则陷入了一场情与法的抉择，人贩子李红琴想尽一切方法要见“自己的”孩子田鹏，而她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田鹏亲生父母的阻止，还有法律的禁止。

三、民间化的内容表达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主流不再仅仅是政治上的主流更是民众的主流，向市场靠拢、回归大众文化成为新主流电影的变化趋势③。电影《狄仁杰》以大唐作为故事背景，最强大朝代的都城——长安城不仅繁华同时也开放包容，“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成为唐代长安城最真实的写照，这种繁华不仅构成电影中奇门遁甲，奇人异士的想象基础，同时唤醒了大众对于国族的想象，成为强国梦的隐喻表达。《寻龙诀》寻找彼岸花的过程也是一次去魅的过程，片中邪教组织首领虹姐在影片开始通过阴阳眼的设定和神迹的传说，营造出一种神秘莫测之感，而在故事过程中她神秘的形象在她一次次弃手下于不顾中被逐渐消解，知道她只不过是一个使用迷幻药的普通人，对于虹姐形象去魅也是对现实破除迷信反对邪教的社会政治现实的一种呼应。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使得民间与政治意识形态在想象的世界被统一起来，它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最后作用于现实，在民间想象在政治意识形态整合中被重新塑造，赋予新的内涵。一方面它立足于民间奇观，制造民众无所顾忌的想象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要回到现实重新被政治所框定想象界限;一方面强调个体的力量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又强调集体优于个体;一方面它不直接强调政治这一形态，另一方面又以民间的视角验证国家意识的正确性。民间的话语空间之内电影既表述政治意识形态也表述民间价值，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表述中，民间意识与政治意识被统一整合起来，构成了民间想象的基本形态。

在新时代的语境之下，新主流电影与其说是一种好莱坞类型元素与主旋律的结合，不如说是一种基于社会主义电影观念的自我生成，它将官方与民间话语统一起来，在民间的话语空间中完成意识形态的传播。在民间的场域之内主流电影的范畴不断被拓宽，官方意识形态也在不断拓宽的主流之内得到隐喻而广泛的表达，民间既是传播意识形态的场域，也是传播意识形态的方法，并构成了新主流电影的基本艺术表征，同时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电影的基本观念，是社会主义电影的一种新形态。

注释：

①陈思和.思与文存[M].黄山书社，2013.01.01.

②约瑟夫.坎贝尔，著.千面英雄[M].朱侃如，译.金城出版社，2012.02.01.

③R韦勒克.批评的诸种形态[M].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