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经沧桑 超凡脱俗

蔺晚茹，王韶华

【摘 要】本文主要是对隋文帝四子蜀王杨秀追思董美人生平事迹的随葬刻石——《董美人墓志铭》的原碑与拓本的流传状况进行了考略，然后进一步说明碑文的书法价值和文学意义，以及作为小楷碑刻的《董美人墓志铭》对于书法学习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董美人墓志铭;书法;文学;楷书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16-0212-02

《董美人墓志铭》，又称《美人董氏墓志铭》。隋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刻，志高、宽均为52厘米，21行，行23字。墓志为隋文帝第四子——蜀王杨秀所撰。董美人是杨秀的爱妃，病逝时年方十九岁。杨秀为表达他对爱妃董美人的怀念之情，亲自撰文以表哀悼。

《董美人墓志铭》原石于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20）在陕西西安出土，为当时陕西兴平县官员陆君庆所得。陆氏得到原石后，用淡墨将字体精心拓出，虽然墨色薄如蝉翼，但是笔画丰润而富有力度，准确的保留了原碑的字迹。后世将此本称为“关中淡墨本”，传世极少。最为珍贵，因此世人以得到此本为荣。不久之后，《董美人墓志铭》原石就被上海徐渭仁（紫珊）收购。徐氏本人也是非常珍爱此石，将其视若珍宝。后将此石从关中运回上海，将其书斋称为“隋轩”，表现出对于碑石的珍视。然后将字帖广泛的拓写。据说拓本用墨较为浓重，字画比较瘦细。拓本上有“紫珊藏石”“上海徐紫珊收藏书画金石书籍印”等印记。据王壮弘先生说，徐氏把原碑磨去一层，故字口较细，和关中拓本相比，乍看上去好像并非出于一块原石，但是细细的比较观察后，发现“石花”等字画均合，因此确定是出于一块石碑的。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在上海小刀会农民起义战争期间，原石遭到破坏，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流传在人间的只有拓本了。现代书法家、书画鉴定家吴湖帆先生曾藏徐氏载回上海后所拓剪的裱本，视若至宝。据说生前常拥之共衾，特辟屋珍藏此本并取名“宝董室”，并有复印件传于世。吴氏自跋曾谈起该拓本流传的经过：“《隋董美人志》石道光间出土，陆剑庵令兴平时得之，辇归江南，为徐紫珊易去， 遂更号‘隋轩，秘若球图，不轻毡椎。咸丰癸丑之乱，徐氏构陷毁家，贞珉亦付沦灭，徒此一纸之传等如星凤矣。丁卯五月识于四殴堂。”[1]

数年前上海图书馆在抢救整理有关文献时，发现了陈景陶旧藏的该志，其淡墨如婵翼，将整张精拓下来。正是关中最初原拓当中的至精之品，因有“海内第一初拓”[2]之誉。还有一种拓本是碑毁之后重刻的拓本。西安有翻刻本，与原拓本颇为相似。但是原石拓本首行“墓”字土部有点，且与下横似连非连。而翻刻本“墓”字下土字墓间无点，以此为别。目前传世有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藏本、徐渭仁氏拓本等。文物出版社、上海古籍书店、上海书画出版社等有印本出版。中国国家典籍博物馆存有道光年间的初拓本，也就是该碑出土后不久的拓片，所以非常珍贵。此志出土时，几无剥蚀，完好如新刻，所以有人怀疑是伪刻，但是经过多方考证，确为隋宫人墓志，因其书法绝非后人所能及。

《董美人墓志铭》书法价值很高，堪称隋志小楷中第一，属历代墓志的上品。墓志在笔法上明显地继承了汉魏传统的笔法，精劲含蓄、淳雅婉丽，清新爽朗，认真严谨，体现了南帖的婉丽清秀和北碑的庄茂俊美的结合。清代汪鋆在《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评曰：“惟文体婉妙，是陈隋间手笔。字迹端妍含古意，与殴、虞伯仲，可宝也。”赵万里评其书法云：“字迹稳秀端丽，与《公元》《姬氏》二志同为传世关中隋志翘楚。”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始兴忠武王碑》与《刁遵》同体，茂密出元常。而改用和美，几与今吴兴书无异。而笔法精绝;如有妙理，北碑实少此种。惟《美人董氏志》，娟娟静好略近之。” [3]此碑在章法的分布上端庄平正，整齐舒朗，字距行距很相似。计白当黑，虚实结合，左右结构处理得当，有揖让适宜的空间节奏感。在这种看似最朴素的黑白艺术中，实际上蕴含着书法独一无二的静态之美，这是书法艺术不可替代的结构之美。在结体上，根据不同的文字取势，疏密参差，错落有致。利用字形结构的变化，打破了北碑结字紧密的特点。从首行首字起，然后顺形而下，似美妙的音乐，清秀如涓涓细水，雄强如大河奔流，节奏韵律跌宕起伏，具有动态结构之美。此碑的运笔秀约典雅、俊逸舒朗、外柔内刚。笔力强劲而用力均匀，形成了稳健精劲的线条。楷法纯一，隶意脱尽，表现出强劲的内在力量。一虚一实，一动一静，传达着空灵动荡的意境，在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正如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所言：“我们见到书法的妙境通于绘画，虚空中传出动荡，神明里透出幽暗，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中国艺术的一切造境。”[4]中国人最根本的宇宙观是《易经》上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董美人墓志铭》的画面感凭借着阴阳、虚实、明暗的流动节奏表达出来了。

《董美人墓志铭》在文学上，句法工整，用典精确，文辞感情真挚。其中描写董美人娇艳婉丽的情态以及杨秀在其去世后凄哀顾念的文字，生动精准，华丽动人，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据说董美人体质文雅优美，天性柔顺和美，待人处事温和有礼，谈吐与作文，都很有文采。就像台阶上的美玉，庭院里的兰蕙芳草，只可惜红颜薄命，去世时才19岁。碑文中忆美人之巧慧艳色的有：“摇环佩于芳林，袨绮缋于春景，投壶工鹤飞之巧，弹棊穷巾角之妙，妖容倾国，冶咲千金，妆映池莲，镜澄窓月;态转回眸之艳，香飘曳裾之风;飒洒委迤，吹花回雪。”[5]将美人之神色、举止、容貌、气质等与芳林、春景、春花、池莲等美好的事物放在一起描写，通过比喻更加衬托出董美人的内外兼修、绝代芳华之美。述哀思则有：“嗟乎！颓日还隋浚川，比翼孤栖同心，只寝风卷愁漠。冰寒泪枕，悠悠长暝，杳杳无春，落鬟摧榇，故黛凝尘，昔新悲故，今故悲新。余心留想，有念无人。去岁花台，临欢陪践，今兹秋夜，思人潜泫……依依泉路，萧萧白杨，孤坟山静，松疏月涼。”[6]言词哀切， 痛惜、思念之情溢于言表。凄楚的文字与悲凉的景色，传达着美人离世后杨秀内心无法言说的伤痛。冰寒泪枕，孤坟山静，松疏月凉，情景交融的描写，是作者心有所念而斯人已去的孤寂落寞的内心的真实写照。清道光时，金石学家张叔未（廷济）跋《董美人墓志》诗云：“杨花落尽隋宫树，幽珉犹记美人墓。雄龙雌凤叹几何，一十九年等闲度。裁文和泪秀庶人，花台非复当时村。金凫玉鱼世已出，付红写翠人空陈。”[7]表达出自己看完墓志铭后对于时光流逝，物是人非的颇多感慨。

《董美人墓志铭》上承北魏书体，下开唐朝新风，是南北朝到唐之间的津梁。如清代罗振玉跋云：“楷法至隋唐乃大备，近世流传隋刻至《董美人》《尉氏女》《张贵男》三志石，尤称绝诣。”隋代碑刻中方圆并妙、遒劲秀丽的风貌，为唐楷的创建铺垫了基础。此楷外方内圆，秀雅坚挺的笔试，与晋人小楷、北朝墓志有所不同，可谓是开唐代小楷之先河。唐代一些著名的书法家都取法于隋代墓志书体。如初唐楷书四家中的欧阳询、虞世南经历了由隋入唐南北融合的关键时期，受隋代碑刻影响，欧阳询书法用笔向工整秀丽、精密大方发展。笔画结实有力，骨气内含，瘦劲适度，长短适宜。虞世南书法用笔遒美圆劲，沉着稳健、结体疏密相间，章法一气贯通。而唐代楷书尚法严谨、追求筋骨的一代风尚正是在初唐四家的基础上形成的。颜真卿的“颜体”书法以瘦硬为特色，伟岸浑厚、质朴磅礴，突出一个“筋”字。张旭能写极严谨的楷书，他著名的草书实际也是千变万化而不离规矩。柳公权笔法严谨，骨力瘦劲，方起圆结，明显学习欧体的风格。可见，唐代楷法“瘦硬”的特点与隋碑的风格有很深的渊源。清代中叶以来，《董美人墓志銘》更为广大书法爱好者垂爱，被视为学习楷书法的模板之一。

作为小楷碑刻，《董美人墓志铭》对于书法学习有重要意义。楷书是书法学习的第一步，需要严谨认真，工整有序，横平竖直，比起行书、草书更具规则性和秩序性，且每一笔每一划中都渗透着主体的耐力、定力和韧性。而小楷尤其需要学习者在书内书外克服心浮气躁的心态和急功近利的思想，宁静淡泊，持之以恒，在艰苦的学习与书写中体悟书道。因此《董美人墓志铭》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书法学习与创作的范本，更主要的是告诉我们书法学习与创作应该具有的主体精神与状态。一代文豪苏东坡曾说“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8]隋唐楷书本身正是在儒家思想深刻影响下兴盛的，它既是对法度的遵循，又是对主体的规约，书法中显现了书家的外在笔墨技巧，也凝聚着书家的内在人格精神，书法艺术必然是人格修养、书法学识的结合。因此，学书者要以笔墨入手，进而深入学习传统文化，自觉接受文化精神的熏陶，这才是书法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余彦炎《徐渭仁及其著述与收藏》，《上海文博》2008年，第00期.

[2]陈麦青《碑帖影印本之作用与要求》，《文汇报》2007年，第016期.

[3]转自孙洵，《从<董美人墓志>说起》，《中国艺术报》2003年，第c02版.

[4]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3页.

[5]陈海龙《名碑解读》，湖南：岳麓书社2005年，第137页.

[6]陈海龙《名碑解读》，湖南：岳麓书社2005年，第137页.

[7]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卷一一三.

[8]（宋）蔡正孙《诗林广记酬柳氏二外甥求笔迹》，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