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音合鸣　乐舞齐容”——大型乐舞作品《编钟乐舞》述评

周　仪

（武汉音乐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0）

“八音合鸣乐舞齐容”——大型乐舞作品《编钟乐舞》述评

周仪

（武汉音乐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0）

2016年4月14日晚，大型乐舞作品《编钟乐舞》经湖北省歌剧舞剧院重新修订，首次亮相湖北剧院。本文借《编钟乐舞》再版演出之际，回溯首版《编钟乐舞》的创作成就，评析再版《编钟乐舞》的艺术特色，并以《编钟乐舞》为例探讨荆楚乐舞文化发掘、传承与发展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以期为湖北地区乐舞艺术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参考。

《编钟乐舞》；荆楚乐舞；舞评

一、首版《编钟乐舞》的历史回溯

（一）一座古墓的缘起

1978年5月，湖北省随州市考古发现了一座距今2400多年的战国早期大型陵墓——曾侯乙墓。曾侯乙，姬姓贵族，封国于楚地，其墓葬共出土器物一万五千多件，其中九鼎八簋、编钟、编磬等形制完备、编制完整、礼制严谨的礼器、乐器、漆器、兵器，以及殉葬少女等，显露出墓主人的尊贵身份以及宫廷礼乐宴飨的奢华气派。

曾侯乙墓的发现，在当时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比如“铸造史上的创举”、“纺织史上的突破”、“美术史上的奇葩”、“天文史上的界碑”等等。而所有赞誉之中，以“音乐成就”为最高。曾侯乙墓共出土乐器125件，其中包括编钟、编磬、鼓、琴、瑟、笙、箎、排萧，八音齐备。其中115件出自中室，用于演奏宗庙礼乐；10件出自东室，用于演奏房中乐（寝宫音乐）。八音之中，最令人惊叹的是“编钟”。

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乐性能最佳、铸造工艺最为精美的一套，被誉为“古代世界的第八奇迹”。更难能可贵的是，编钟出土时仍可以发出声音，其音色优美，音域跨越5个半八度，中心音域12半音齐全。编钟敲响的那一刻，有如时空穿越，盛世回响。

曾侯乙墓发掘以后，其历史成就与价值使之很快成为各界学者们学术研究的重要园地，同时一些艺术家们也开始投身到与此相关的舞台创作中。1983年，湖北省歌舞剧院的艺术家们以曾侯乙墓的震撼出世为契机，在深入研究该墓葬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创作出大型仿古乐舞作品——《编钟乐舞》。

（二）一段盛世的回响

《编钟乐舞》受曾侯乙墓的启示，以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及当代遗存为依据，运用诗、乐、舞相和的表现形式，展现了战国时期楚国宫廷乐舞文化的绚烂斑驳与绮丽优美。犹如一段古楚盛世的当代回响，萦绕于耳，撼动于心。

《编钟乐舞》主要表现了荆楚乐舞文化中“钟磐古乐、祭祀乐舞、乐歌、武舞、祭歌、巴人舞、八音合鸣、农事组舞、房中乐、大飨礼”等内容。其中“钟磬古乐”是以编钟、编磬为主的古乐合奏，旨在展现古楚庙堂的等级仪礼与庄重肃穆之感，重温荆楚雄风。“祭祀乐舞”以《九歌·东皇太一》中的“按长剑”、“佩美玉”等形象为依据，旨在展现楚地“迎神”的古朴神秘与浪漫色彩。“乐歌”、“祭歌”分别根据屈原的《桔颂》、《国殇》谱写而成，旨在抒发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武舞”以战国文物上的水陆攻战图纹为参照，旨在表现楚人出征前的昂扬斗志及其尚武精神。“巴人舞”、“农事组舞”以出土文物上的采桑、狩猎等图纹为依据，吸收运用了湖北民间舞“肉连响”、“摆手舞”中的舞蹈语言素材，旨在表现荆楚先民披荆斩棘、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八音合鸣”依屈原的《哀郢》、《云中君》等编创成曲，展现了钟、瑟、箎、箫、埙、磐及古乐合奏中的楚音之美。此外，还选用了《诗经·周南》中的《关睢》、刘向《说苑·善说》中的《越人歌》以及《古诗源》中的《忼慷歌》，以“房中乐”为名，从多角度诠释了荆楚地区的人文特色。最后，作品以“大飨礼”结尾，以八音合鸣、扬袖折腰的乐舞形象展现了“楚宫宴乐”的华丽气派。

总之，《编钟乐舞》以“编钟”为象征符号，运用荆楚歌、乐、舞的表现形式，反映了古代楚国农事、征战、祭祀、宫廷宴乐等多个方面的历史文化成就，将古楚文明真实而生动地呈现于舞台之上，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与此同时，该作品又并非局限于对历史的刻板描摹，而是在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当代遗存三方依据的相互印证中，融合当代人的审美感悟和艺术思索，引古鉴今，进行了合理的创造和扬弃，因而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当代价值。

（三）一个时代的记忆

《编钟乐舞》创作首演于1983年，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和仿古乐舞创作热潮之际。这一时期，中国舞蹈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各项事业复苏发展的同时，显露出多元创造的艺术追求。“中国古代乐舞文化复兴”便是其中之一。

所谓“古代乐舞文化复兴”，是指舞蹈艺术家将研究与创作的焦点探入到丰厚的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中，从中选取一定的历史素材进行当代舞台的再创作，旨在表现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传承古典精神。以甘肃歌舞团创作首演的《丝路花雨》为开端，20世纪80年代里先后出现了《仿唐乐舞》、《编钟乐舞》、《九歌》、《西夏古风》、《敦煌彩塑》等优秀的仿古乐舞作品。

令人遗憾的是，《编钟乐舞》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影响，1998年以后就再没有完整演出过，而是更多地被记录和描述在各类文本资料中。如今，在当前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彰显地域人文特色的乐舞创作潮流中，以湖北省歌剧舞剧院为代表的荆楚艺术家们，再度回首和感恩前辈们的贡献与传承，将该作品再版、复排，完整呈现于舞台之上。

二、再版《编钟乐舞》的艺术特色

《编钟乐舞》的再版、复排工作启动于2014年，在中央财政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201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交流推广项目的资助下，于2016年顺利完成，并登台亮相。

再版后的《编钟乐舞》在原版内容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结构设计，主要包括序及“千古绝响”、“乐舞阡陌”、“八音合鸣”、“楚韵千秋”四个篇章。其中“千古绝响”旨在表现楚人非凡的创造力；“乐舞阡陌”旨在表现田园“风”俗；“八音合鸣”旨在表现宫廷“雅”韵；“楚韵千秋”旨在表现古楚盛世，“颂”扬楚人精神。新的结构之下，部分原版节目也进行了改编和重组，比如原《出征》改为《武舞》，原《房中乐：忼慷歌》加入“八音合鸣”等等。

从4月14日晚的首演来看，再版《编钟乐舞》有效运用当代舞台科技，整体上以“诗、乐、舞”相和的表现形式、“点、线、面”交错的选材和布局、“文、武、巫”并举的多元舞风以及“天、地、人”合一的浓浓哲思，彰显出荆楚地域深厚的文化底蕴、绮丽的艺术特色与浪漫的民族情怀。

（一）“诗、乐、舞”相和的表现形式

“诗、乐、舞”相和是中国古代乐舞表演的基本传统，也是先秦时期乐舞表演的主要形式。《编钟乐舞》继承了这一传统，以“诗、乐、舞”相和的表现形式，呈现了序曲及“千古绝响”、“乐舞阡陌”、“八音合鸣”、“楚韵千秋”四个篇章。其中第一章和第三章侧重以“乐”为主，将编钟、编磬、建鼓、古琴、鼓瑟、鸟架鼓以及缶、箎、埙、排箫等十多件乐器搬上舞台，再现出古楚钟磬之乐演奏的盛大场景，并将《楚辞》、《诗经》中的部分诗篇用作歌词，奏乐演唱，辅之以楚舞，营造出浓郁的宫廷乐舞文化氛围。

相形之下，第二章和第四章更侧重以“舞”为主，以诗、乐相和，一一表演了“迎神”祭祀乐舞；“山猎”、“采桑”、“耕耘”等民间乐舞；长袖横飞、华彩艳丽的宫廷宴飨乐舞等等，尽可能完整地勾画出荆楚乐舞文化的繁荣兴盛与多姿多彩。

（二）“点、线、面”交错的选材和布局

《编钟乐舞》在表现荆楚历史文化及乐舞艺术特色的过程中，主次分明、详略得当，以绚烂斑驳的楚文化为背景，采用点、线、面交错的方式，完整地表达了主题。

首先，该作品选取宫廷、宗教、民俗、劳动、征战、爱情等内容为“点”，以荆楚文化广采博收、为我所用的进步精神为“线”，展现出荆楚地区独特的文化“面”貌。

其次，该作品选取编钟、编磬、鼓、琴、瑟、笙、箎、排萧八音为“点”，以八音相谐及陈列有致的礼乐仪制为“线”，展现出钟磬之乐庄重典雅的盛大场“面”。

第三，该作品选取巫舞、狩猎舞、农事舞、武舞、袖舞等素材为“点”，以古楚先民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开创精神为“线”，展现出荆楚大地独特的人文风情以及安定、祥和、富饶的生活画“面”。

第四，该作品以诗、歌、弦、舞四种表现形式为“点”，以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思和浪漫主义情怀为“线”，展现出荆楚乐舞绮丽浪漫的艺术“面”貌。

（三）“文、武、巫”并举的多元舞风

以“文舞”、“武舞”为代表的中原礼乐文化传统对楚国的宫廷乐舞文化产生有重要的影响。比如屈原的《远游》、《离骚》、《左传》中曾描述过《咸池》、《韶舞》、《万舞》等乐舞在楚地的表演。“盘龙城遗址”、“曾侯乙墓”、“章华台”等也在考古方面给予了一定的印证。《编钟乐舞》主要采用“袖舞”和“武器舞”两种形式，传承与表现了古楚之地的“文舞、”“武舞”风貌，展现出荆楚乐舞文化的多元与包容。

与“文、武”二舞相比，“巫舞”在中国舞蹈的文化传统中拥有更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对崇尚巫风的荆楚先民而言有着更重要的意义。《编钟乐舞》中，原始巫风的神秘与浪漫几乎贯穿作品始终，其中又以“祭祀乐舞·迎神”为最典型，流露出荆楚文化古拙、谲诡的独特个性。

（四）“天、地、人”合一的浓浓哲思

“天、地、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旨，也是《编钟乐舞》主题阐发的最终意象。荆楚之地人杰地灵，天、地、人的和谐共处与相辅相生，是子孙传衍的根本法则和文化传续的重要保障。比如《编钟乐舞》中“祭祀乐舞·迎神”、“八音合鸣”等透露着神人以和的浪漫主义理想；“千古绝响·钟磬古乐”、“楚宫宴乐”等反映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稳定的等级秩序和严明的社会规范。总而言之，“天、地、人”和谐共处、相辅相生的浓浓哲思，是《编钟乐舞》留给观众最恒久的回味。

三、由《编钟乐舞》看荆楚乐舞文化的发掘、传承与发展

《编钟乐舞》的问世及当代复排，是荆楚乐舞文化发掘、传承与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成果。汲取该作品创作的成功经验，并从这一个案出发，探求当前荆楚乐舞文化发掘、传承与发展的有效途径与方法，具有现实的意义和价值。

（一）历史文献、文物与当代遗存互为依托、科学发掘

《编钟乐舞》以曾侯乙墓的发掘为契机，以大量历史文献、文物资料及当代民间遗存为依据，对荆楚历史文化与传统乐舞艺术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荆楚乐舞的形态与风格进行了科学发掘和审美创造。整部作品的最终呈现，充分展现了创作团队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方法以及开创的精神，为荆楚乐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表率。

以历史文献、文物、当代遗存互为依托，对历史文化进行科学分析，是中国舞蹈史学研究始终坚持的基本准则。一方面，历史文献与文物为代表的地上资料与地下资料相互补充和印证，弥补了单方为据的不足和历史资料流传的局限。另一方面，将历史资料与当代遗存进行相互印证，能够更准确理解和把握民族传统的精神内核及其文化本质。对荆楚地区传统乐舞文化的发掘与创造来说，同样如此。大量考古文物的出土发掘也在不断地刷新着人们对历史文化的认识。与此同时，当代人文习俗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时刻浸润和影响着我们的体悟和感受。因此，对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科学发掘和采集，是传承发展荆楚乐舞文化的前提和基础。

（二）“团、校”有机联合、互助传承

在当代中国舞蹈艺术发展进程中，“团”与“校”一直是最具战斗力的两支主力军。因为当我们去梳理新中国舞蹈艺术发展的主要成就时会发现，优秀的舞蹈人才和舞蹈作品，主要来自“团”、“校”两大阵营。这里的“团”是指职业歌舞团体；“校”是指专业性舞蹈院校。从新中国建立之初成立的“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北京舞蹈学校”，到现如今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团体院校，它们均为中国舞蹈艺术的繁荣和舞蹈事业的兴盛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这份贡献，不仅来自“团”、“校”各自的努力，更源自“团”、“校”互助的强大力量。

就当前荆楚乐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来看，湖北地区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本土优势，在地域舞蹈文化建设方面也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调动“团”、“校”联合的积极性，合理利用各自的有效资源，加强互助协作，是推进荆楚地域舞蹈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科研与创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如前所述，《编钟乐舞》以大量历史文献、文物资料及当代民间遗存为依据，对荆楚历史文化与传统乐舞艺术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荆楚乐舞的形态与风格进行了科学发掘和审美创造。其创作过程充分体现出科学研究与艺术创作并重的意义及其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荆楚乐舞艺术的创作不能做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应该从荆楚历史文化中获取创作的灵感与素材。这就对“科研”的力量提出了要求。“科研”工作的持续开展以及科研成果的不断丰富和深入将为艺术创作提供最直接有益的养料。与此同时，艺术的想象与创造也会为“科研”提供灵感和启示，为“科研”寻找到新的方向或突破口。总之，荆楚乐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科研与创作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借《编钟乐舞》再版演出之际，回溯首版《编钟乐舞》的创作成就，评析再版《编钟乐舞》的艺术特色，并以《编钟乐舞》为例探讨荆楚乐舞文化发掘、传承与发展的有效途径与方法。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荆楚乐舞的研究与创作提供启示和参考。

[1]《编钟乐舞》演出节目单.2016.4.14.

[2]张肖虎.千年钟磬复鸣盛楚文明再现[J].人民音乐，1983(11).

J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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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0125(2016)10-006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