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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之象征的多重意蕴及机理发微

时间:2024-06-18

李泽涛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青鸟》之象征的多重意蕴及机理发微

李泽涛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青鸟》中蒂蒂尔和米蒂尔找寻“青鸟”的过程,与人类求索真理的漫漫旅程多有相似之处。在后工业社会“信息产业革命”中,人们一边享受信息快捷和服务细致的便利,一边遭遇精神生活被“科技产品”奴役的危险,承受着更多的孤独、焦灼、不安或不可言说的苦闷,对《青鸟》多重意蕴及其象征机理发微,将丰富“文学治疗”功能助力“幸福指数”提升的命题。

青鸟;意蕴;象征机理;发微

从遥远的说唱文学开始,先民们在无意识中已经利用歌谣、祭祀等仪式和手段祈福祷告,安抚心神。那些歌谣、爻辞、仪式、对话等恰恰支撑了文学经典的代代相传,并对后世的阅读者传递着某种信仰和力量,起到了悦人静心的作用。然而,在全球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到后工业社会发展阶段。这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是“信息产业革命”的更新换代,人们一边享受信息快捷和服务细致的便利,一边遭遇精神生活被“科技产品”奴役的危险,承受着更多的孤独、焦灼、不安或不可言说的苦闷,人们的“幸福指数”在渴望中总是难以攀升。此时,文学就应该成为人类精神的救赎。

一、“幸福”是《青鸟》恒久的象征内核

在世界文学浩繁的历史卷帙中,梅特林克的《青鸟》中蒂蒂尔和米蒂尔找寻“青鸟”的过程,与人类求索真理、追求幸福的漫漫旅程,又有多少分别呢?重读梅特林克的《青鸟》,让文学沁润心灵,“治疗”忧伤,启迪智慧。

梅特林克的《青鸟》写于1980年,讲述了蒂蒂尔和米蒂尔这一对小兄妹在梦幻中寻找青鸟的故事,主题指向人们对光明、幸福和欢乐的追求。一方面,它如同一个童话剧,颇具人情味;另一方面,它又不似童话剧,因为它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哲理性。梦幻和现实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了界限——梦幻里的“青鸟”可以被带到现实中来。“青鸟”在剧中有多层寓意,包含自然之奥秘;人之精神信仰;现实之需要;美好之未来等。从形式上看,《青鸟》与易卜生的《皮尔·金特》很相似,也是创作者在透视生死玄机时探寻幸福的寓言。在《青鸟》中,“幸福”对人类而言,既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既是可触的又是遥远的。人们追求幸福,但并不清楚幸福的标准。幸福可以被拥有,但也可能再失去,最后又可能失而复得。当青鸟飞走时,蒂蒂尔向小姑娘保证,说:“我把它再给你捉来。”尔后,蒂蒂尔又转向观众说:“如果有哪位找到了那只鸟,请把鸟还给我们好吗?为了我们今后的幸福,我们需要青鸟。”[1]

瑞典学院在1911年授予梅特林克诺贝尔文学奖时,如此评介了《青鸟》关于“幸福”主题的象征:“原来幸福的青鸟只存在于这个易灭的世界之外,但具有纯洁心灵的人仍要来追寻,因为他们的情感和想象曾因遨游在梦境当中而变得更富有,更纯净。”[2]此种评介引发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青鸟》中“幸福”主题的新论述。国内学者郑振铎就曾对此论述:“青鸟乃是幸福的象征。只有从自己牺牲中才能得到。但幸福是非永久可以把握的,所以青鸟不久即飞去了。”[3]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在重新评介《青鸟》时,仍然以“幸福”是《青鸟》之象征立论,只不过其认知更为深入一些。国内知名学者郑克鲁就曾论述道:“青鸟包含着几层象征意义,它是独一无二的人类幸福的体现者,它又包含着大自然的奥秘,因此它既体现着人类精神上的幸福,同时又体现着人类物质上的幸福,既关系到现实生活,又关系到未来生活。作者用青鸟这样具体的事物来表示抽象的观念,他要说明,人类幸福是存在的,虽然我们总不能发现,以为离我们很远,但经过千难万险最终是可以找到的;即使会得而复失,也能再次找到。”[4]在探究该剧本的“幸福”主题时,若认为青鸟之象征,仅仅停留在“幸福就在眼前”的心理期待的意蕴层面上,而忽视了“追寻身边幸福”的主动认知的意蕴层面,就等于丢掉了解读“青鸟”之象征的深度和广度。

二、《青鸟》象征意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对于《青鸟》这部剧作,人们多数情况下认为蒂蒂尔和米蒂尔梦幻里的“青鸟”就隐喻了现世芸芸众生所追求的“幸福”。这样的理解是对剧本基本意义的思考和传递,然而,《青鸟》是有着丰厚的象征意蕴的,其象征意义背后的复杂性与歧义性还有待深究。

从诸多专家学者对《青鸟》的象征性解读言论中看,“青鸟”在基本要义上象征“幸福”是毫无疑问的了。然而,更有别家之说给“青鸟”的象征性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有学者认为《青鸟》传达了一种“厌世主义”——“记忆之土”里的孩子们虽然有着幸福的表情,但是仍然让人心生沮丧,因为“若使生的不纪念死者,死者一点儿不能存在。”[5]这样的观点显然给《青鸟》涂上了悲剧色彩。

另有学者认为,《青鸟》传达着一种理想信念。“这个剧本说明人类不论经过多少艰险,总会找到幸福;人只有为别人的幸福着想,自己才会幸福。《青鸟》既体现了丰富的哲理,又有无数动人的场景,并且成功地采用了把抽象事物拟人化等象征主义手法,从而成为对理想主义的一曲充满热情的讴歌。”[6]因此,《青鸟》就是对“人道主义”理想信念的探寻。与上面论及的“厌世主义”完全相反,《青鸟》说明了梅特林克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代表了世人对《青鸟》之象征及梅特林克本人认知的复杂性和歧义性。“乐观说”受到了一部分人的基本认可,但当谈及“梅特林克以乐观之信念而究竟追寻什么”问题时,他们认为梅特林克借助《青鸟》所作出的回答表明了他不同于一般的“理想派”,更倾向于把梅特林克的《青鸟》说成是一种真理的象征。“说《青鸟》表现梅特林克的厌世主义未免过于皮相了。笔者也承认梅氏是一个厌世主义者,但那是他以前的思想,到做《青鸟》时,他的思想也许已经起了大变化了……我以为说青鸟是宗教信仰的象征,究竟不大圆满,不如说它是象征真理,然而这真理却是带有宗教信仰的色彩。”[7]

三、《青鸟》多重象征意蕴的构成机理

笔者无意对种种关于《青鸟》之象征的论断和见解,做出“高低优劣”之评判,只想对造成《青鸟》此类象征剧本解读时产生歧义的原因作以探究。艾略特从语言学范畴出发,认为其原因是“言不达意”,“正像众所周知的那样,释义只能传达出原意的一部分,这是因为诗人专注于意识的边沿,越过边沿,尽管意义依然存在,语言已无能为力。”对于不同的读者,一首诗的含义可能会迥然相异,而所有这些含义可能又不同于作者本人认为他希望表达的含义。例如,作者所写的可能是在他看来和外界基本没有关系的某一种独特的个人经历;然而在读者看来,这首诗可能表现了一般情况或读者自己的某种私人经历。读者对作品的阐释可能会不同于作者本人的阐释而同样有效——甚至更好。一首诗的内涵可能会远远超过它的作者所能意识到的。所有不同的解释也许只是同一个事物的局部说明;诗之所以具有歧义性,也许是因为这一事实,即诗所包含的要比普通语言所能传达的更多,而不是更少。”[8]笔者以为象征的意蕴是由象征形象来传达和凸显的,所以,探究解读象征时产生歧义性的原因更应该从“象征形象”创造时的本身特点切入思考。

一方面,“喻体”和“喻义”作为喻象构造中的两个要件,它们的对应与分离为解读象征产生歧义性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形象本身的意义不可能成为象征体指涉的内在意义。创造者往往只构造“喻体”,而把“喻义”藏匿在“喻体”之后。如此一来,象征体深藏的“喻义”,就必须全凭接受者借助想象力完成对它的意义追寻。与此同时,当每一个接受者面对“喻体”试图破解“喻义”密码时,都会因接受者有着各自独特的想象空间和语义解释习惯,从而得出纷繁多样的“喻体”意旨。以《青鸟》为例,何故对“青鸟”之象征的解读会呈复杂多样的态势呢?原因就在于梅特林克在剧本中并没有特别点明“青鸟”的象征意蕴,而把无穷尽的想象和猜测空间留给了接受者。因此,解读象征时所产生的歧义性与复杂性的原因,首先在于“喻体”和“喻义”两个要件在象征形象构造过程及其所造成的特殊张力。

另一方面,在象征形象的构建过程中,即便创作者点明了象征形象的意义,也不可能避免接受者在解读象征形象表现出的“差异性”。“喻义”被创作者确定,却不能促使不同的接受者分析归纳喻义的多面特征时达成一致。这是因为象征形象的构建还具有“高度抽象性”的基本特征。创作者虽然确定了“喻义”,但是被确定的“喻义”往往又是抽象的,创作者为了表现某种喻义特别构建了“遥相呼应”的象征形象,但是他所构建的形象又是具有多面特征的。如此一来,“喻义”仍然只是一种用抽象思维表达出来的特征化暗示,并非对应着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那么,对于同一个象征形象的解读,不同接受者有不同的猛烈和认识也在情理之中了。

四、结论

梅特林克在构建“青鸟”这一象征形象时,愈是力求隐藏“喻义”,愈是加强了语义和形象上的抽象性,随之给受众解读相关象征形象产生复杂性和歧义性提供了最大可能。尤其当象征体本身指向某个单一的“符号”时,象征形象的理解就更为艰涩和模糊。加上符号本身的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进一步加大了解读象征形象的困难。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是因为象征形象具有“隐晦”和“抽象”两个要素,才使得接受者在解释和阐发象征形象时拥有无限广阔的天地。

《青鸟》是梅特林克系列象征主义戏剧的“冰山一角”,不过它的多重意蕴之于“象征”,已经能够充分显现出“象征”是西方现代性语境中诞生的非理性形式和手段。时至今日,象征、梦幻等也不再仅仅体现为一种创作技巧和手段了,它们已经成为现代主义认知论的重要内容。对于象征主义者来说,文学就是一个巨大的“象征的森林”,等待文学爱好者探究文学基于人类健康而秉承的理性意义旨归。

[1]梅特林克.无形的来客(附剧作:盲人、七公主、青鸟)[C].李斯等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130.

[2]建钢等编译.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获奖演说全集[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122.

[3]郑振铎编.文学大纲(下)·19世纪的荷兰与比利时文学[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450.

[4]袁可嘉等选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81.

[5](美)WlliamLyonPhelps的观点,转引自沈晖编.苏雪林选集·梅特林克的《青鸟》[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568.

[6]吴元迈主编.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一卷)[C].南京:译林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4,33.

[7]沈晖编.苏雪林选集·梅特林克的《青鸟》[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568-570.

[8]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诗的音乐性[C].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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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0125(2016)11-0027-02

李泽涛(1986-),男,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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