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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V”

时间:2024-06-18

【摘 要】随着城市的发展,“KTV”逐渐成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在人们的文化休闲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作为一种审美的多重建构,解读“KTV”现象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今审美文化。本文将从“KTV”的消费内涵、公共空间的交融性、艺术的场域化、交错时空之“游”几个方面来对其进行解读。

【关键词】KTV;公共空间;艺术场域化;与时俱化;“游”

中图分类号:G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7-0055-02

一、“KTV”的消费内涵

“KTV”已日渐成为城市居民一项常见的消费方式,并且这种消费活动具有极强的审美价值。因此,对这样一种文化活动的解读有利于了解当今日常生活审美的发展和审美文化的内涵。“KTV”全称为Karaoke Television,由日本发明,在日语中的意思是“无人乐队”。“KTV”刚起步是采取露天模式,后来发展成包厢模式,现今“KTV”消费已经走向了大众化。

文化消费不同于普通消费注重交换物的实用性,它交换的是一种精神的满足。“KTV”作为一种文化消费,有别于其他文化消费。第一,一般文化产品消费注重的是商品本身的文化价值,消费的重点落在了文化产品本身的文化价值身上,而“KTV”消费关心的则是体验,也就是服务本身带给消费者的身心体验;第二,“KTV”消费的消费过程即是消费本身,并且整个过程中需要消费者的参与,并且消费者是整个体验过程的核心;第三,“KTV”消费在看中审美性的同时兼顾实用性,并且实用性会反过来影响审美效果。在消费中,消费者会着重它的设施设备,既然注重体验性,当然不会忽略声光效果,音质和光线都会影响其体验的深度。

二、公共空间的交融性

如今人际关系处于不断丰富的过程中,关系的多样化还会形成不同的关系群体,虽说它们之间的联系不一定具有严格的逻辑性和必然性,“然而,它们却可以因为某种特殊的空间而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暂时的联系,构成一种特殊的关系世界。”[1]而“KTV”就为不同的关系群体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包厢。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作为个体的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人际圈,你认识的两个人之间可能不相识,那么假设将这些人聚集到“KTV”这个公共空间里来,由于每个人都有唱歌的机会,这样几乎每个人都展示在了这个公共空间之内,使得陌生人之间就有一种潜在的话题。孔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2]17,那么歌曲也就在这被音乐充斥的现代社会充当了以前《诗经》的作用,也就是“以歌会友”;其次,一开始不相识的人之间的陌生感会随着参与感的加强而淡化,歌曲的进行会让整个空间里的人产生凝聚感;第三,由于公共空间的自由性,机会的均等性,不同风格的歌曲会相继展示出来,每个人由于自身的审美偏好,平时可能没有接触过的音乐风格会在这个公共空间里陆续接触到,如此,每个人的审美观念在歌曲展示的过程中会逐渐被这个公共空间里的人所判断,褒贬不一,但观念的组合方式有多种,不可能全部否定,总有赞同的可能,因此,审美观念处在不断的交融过程中。

再来看熟识的人际圈,包括同学、朋友、同事等,这些人际关系都比较牢固,并且具有长久性,也就是说他们在“KTV”消费多次了,一般是聚会或者庆祝节日。他们之间有一种先在的共识,就是要寻开心,也就是娱乐。各自间的相互了解使公共空间里的人感觉自在,由于这种自在感的膨胀,对自身的状态进行审美,同时因为大家的共识,又尽力烘托气氛,导致一种节日狂欢的氛围感的产生。这种公共空间暂时将现实世界隔开了,只剩下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从本质上来看,身处公共空间中的人是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审美,这样的审美情感又交融在一起,导致了狂欢的气氛。正因为对“KTV”这种预设的共识性,“KTV”也成为一种符号,符号的含义就和快乐联系在了一起。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KTV”作为一个公共空间,首先预设了机会的均等性和交流的潜在性,在其中可以进行审美观念的交融,并且还能达到情感的交融,这都说明了“KTV”这种独特公共空间的交融性特点。

三、艺术的场域化

“KTV”将音乐这门艺术大众化,以前音乐是音乐家和民间艺人专属的技能,演奏音乐需要掌握一定的乐理知识或者会演奏某种乐器,歌唱者还需要有乐队伴奏,所以从事音乐表演还需要有一定的身份认同才可。卡拉OK的出现改变了这样的情形,本来卡拉OK的原意就是无人乐队的意思,也就是说卡拉OK为普通民众,尤其是为门外汉提供了一个场域,演唱者专业训练,光靠模仿就可以完成歌曲的演唱。人一进入这个场域之中,就被先在地设定为一个演唱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艺术家,在每一首歌曲的演唱过程中,未参加演唱的人就在这个场域之中被设定为听众,也可以看作为鉴赏者,在此之中,参与者不断地经历着艺术家与鉴赏者的角色转换,因此,艺术就在这里被场域化,让参与者有了一种角色感。首先,如果参与者作为艺术家的角色时将歌曲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鉴赏者的听众一片欢呼,演唱者本身在众人的喝彩之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崇高,这是在场域化之外难以感觉到的,一种身为艺术家表演艺术所带来的崇高感情。随之表演者会自我肯定,崇高本身就是对自我的一种审美;其次,置身鉴赏者的角色,也会被演唱者的表演所感动,达到一种审美的效果。现代人在欣赏艺术时,往往不能够临场,大多数都是事先录制好的,无法与艺术家进行情感交流,“KTV”正好提供了一种临场的感觉,并能和充当艺术家角色的人进行情感交流;第三,即使演唱者五音不全,那也无妨,艺术家的角色与不如意的技巧形成强烈的反差之后,会形成一种喜感,这同样能产生不一样的审美情感;最后,由于有众多的艺术家可能会演唱不同风格的曲目,因此对于不同的作品也能产生丰富的审美情感,悲、喜、崇高、滑稽均可。

技术让各种艺术深入到大众的生活,不只是音乐,各种艺术已逐渐走向大众,许多艺术品仿佛是唾手可得的,“再也不会有人觉得在获得一双长袜或一把花园扶手椅的同时获得一幅石版画或铜版画有什么不正常的了”[3]168。特别是电影和电视剧已成为日常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荧幕总会带给观众一些震撼,而观众会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在剧终的时候,情感没有得到完全的表达,而往往大多数电影与电视剧又融合了许多音乐的元素,整个作品中会穿插一些插曲、主题曲、片尾曲等,作品完结时,这些音乐就成了荧屏艺术的载体。正如上文提到的,音乐直接作用于感情,于是,在“KTV”的场域化前提中,演唱这些歌曲就是在宣泄那些意犹未尽的感情,是情感的延续。

由上可知,“KTV”将音乐的可操作性、大众化集合在一起,完成了艺术的场域化,身处其中的人在艺术家与鉴赏者之间变换角色,达到一种“仿真”的效果,因此场域之中的人会自觉地参与这种角色。而且由于其他艺术的交融,“KTV”就变成了情感延续的场域载体。

四、交错时空之“游”

当人们在欣赏音乐时,总是身处在一定的场景当中,这个场景具有因果关系。在这个场景之前是什么原因导致进入了当前的场景,而当前的场景又会导致后来的什么行动,这个场景也可能激发出以前的场景……在整个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人们的心理状态在变化,在每一个“当下”中,人又只能活在“当下”之中,“当下”就代表了时间的完满状态,“时间的完满状态只存在于现在之中,因此,生命的完满状态也仅仅存在于现在之中”[4]45。人与“世界”发生关系,这些关系都表现在“当下”,“‘世界恰恰意味着在历史性共在中人的生存”[5]179。所以,音乐的时空性十分显著,也就是音乐被情境化了,情境就包括“当下”所有关系的总和。

在“KTV”中,几乎可以找到绝大多数想演唱的曲目,那些曲目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全部会唱,但是每首曲目或多或少有人会唱,每首曲目对于会唱的和听过的人来说都会有一种文化意义,这就意味着各种文化空间的交错的潜在性。并且一首歌不会只唱一遍,甚至在同一个时段还会一歌多唱,每个“当下”都会伴随着以往的记忆,不多的情境在相互交错,也就是不同的时空在交错,“它们与眼前的轻松愉悦和自得自满所形成的反差,时常让人产生精神上的优越感或超越感,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快乐。”[1]在交错的时空中,人的记忆在不断地流转,这样的体验类似于庄子的“游”。庄子的“游”并不是混世,庄子的道是变化的,是时间性的,他认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6],也就是说世界是连贯的、没有缝隙的,生命是处于一种时间性的生存状态,但却是有限的。他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6]。庄子把时间内化于“心”,赋予它情感化色彩。李泽厚说:“将生存中的这种种体验时间化,赋予时间以情感化色彩,结果必然将时间视为人的‘内感觉”[7]92,庄子用“化”来解决世间种种“成心”、“机心”、“我执”,庄子说道:“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6],其用“游”来进入时间性的“道”,也就是说庄子随着“道”一起“化”,所以“游”就是在“与时俱化”,摆脱了一切现成的束缚,在时空中“游”,而不凝滞。在唱歌或在听歌的过程中,看着荧屏上播放的熟悉画面,听着耳边回荡的熟悉旋律,实际上就是在一种“游”的过程中,不同的歌曲引起不同时空感觉的交错,但整个过程是在继续的,上一首歌与下一首歌是继起的,使时间这种交错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歌曲的文化性和生活性导致了“KTV”中发生的时空交错,而这种与时俱化“游”的方式致使人对产生历史的共在性的时间进行审美。

参考文献:

[1]阎嘉.农家乐:一个当代审美文化的文本[J].文艺争鸣,2007(07).

[2]于民.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5]海德格尔.路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李泽厚.华夏美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

李钰辉,男,汉族,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主要从事文艺学、哲学与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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