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8
张玉红
【摘 要】本文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出发,对民族音乐学的记谱进行分析,从三个方面尝试论述:文化记谱方式的背景、文化记谱的中西异同点、文化记谱的原因。笔者认为,将记谱放在文化中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关键词】文化;民族音乐学;记谱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5-0097-02
一、文化记谱方式背景
民族音乐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作为一名学科的名称,最初由荷兰学者孔斯特(Jaap Kunst )于1950年在其《音乐学:关于民族音乐学的性质及其问题方法与代表人物的研究》当中首次使用。现今,民族音乐学风靡全球的研究方法是1960年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提出的,即“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the study of music in culture)”。胡德也曾倡导研究文化中的音乐。梅里亚姆的模式在1973年又进行了修改,也就是“研究作为文化的音乐”(the study of music as culture ),到最后梅里亚姆直接把文化和音乐并重,“音乐即文化”。
在“音乐作为文化”的意识影响下,“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研究音乐在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音乐在人类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联系中的功能。因此,它需要采用局屋建瓴式的研究方法,专门做‘关系的考察和‘全方位研究,无需做那种过时的、低档次的、微观的音乐形态研究。”(杨久盛2000:45)。这种错误的观点,是一种学科的偏见,依据笔者的理解,是对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范围的理解不够。这方面的代表以曹本冶先生的学生最为明显,曹先生学生的很多学术专著被认为具有十分鲜明的人类学色彩。例如张振涛先生的两本民族音乐学专著,很大部分关注的是对音乐文化的研究,也就是音乐过程的研究,对于音乐形态的研究则着墨较少。但是正如曹本冶先生在接受访谈时所说:“音乐体系的研究和音乐过程的研究都是民族音乐学。”因为这两种研究模式都是将学科置于一种音乐学的范畴之内,并非是偏离了学科的属性,也并不是随意借鉴其他学科,例如将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不同研究对象和不同切入点的见解都融入都民族音乐学之中,然后定义为民族音乐学。笔者十分赞同曹本冶教授的观点。
二、中西音乐的文化记谱方式
笔者在中国音乐学网上看过刘红教授的讲座《传统音乐的记谱描写方法》,讲座中涉及关于传统音乐记谱的方法,尤其是对中国传统记谱方法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中国本土的“大略”记谱法则强调心领达神会,从而:1.尊重对个体性、独立性的尊重;2.重含蓄之美,讲究意会的深邃和体认的真切;3.留有余地,施展限“天机”。由此,他体悟到由于技术上的局限,记谱不可能记录音乐的完整面貌而重在对文化的解读,从而揭示“识谱是透过谱面的符号去理解或解释谱后的文化意义”这一最终目的。笔者认为这段描述中除了说明了中国本土记谱的独特性,也从一个侧面将这种记谱放在文化中进行研究,因为没有文化的影响,这种记谱的方式亦不会呈现这种状态。就像项阳先生在《山西乐户研究》一书中阐释的那样,乐户的生存、音乐的传播,总是离不开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从西方民族音乐学的记谱方法论来说,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查尔斯·西格(C·Seeger)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将记谱分为描述性记谱(Descriptive notation)和规约性记谱(Prescriptive notation),前者将音乐的记谱放在文化中进行研究,而后者则重在以音响的方式实现作曲家的意图。在此基础上,他介绍了以很多特殊、特性的记谱法,并提炼其所兼具的音乐与文化的双重意义,并认为脱离了文化去孤立地看待这些符号,即使能够识别符号下的音乐载体,从尊重和理解文化的角度来说,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刘红教授也认为:其一,“记谱,作为一个技术手法,无论是对客观声响作平面记录,还是对流传、遗存的乐谱文本、文献作分析研究,均具有直接的功用意义”。其次,“记谱,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如何记录音乐声响,如何解读记录这些声响的符号,涉及到较为复杂的文化感受和或隐或显的文化寓意”。记谱之所以具有文化属性,是因为音乐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和文化、习俗、信仰以及作品的环境、作品对人的情感的影响,都需要放在文化中进行研究,是音乐的文化过程。
三、为何要把记谱放在文化之中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在《音乐人类学》的第二章节中,进一步谈道:音乐的声音是通过文化塑造的,它是文化的一部分。每一种文化都决定了什么是音乐、什么不是音乐,以及声音的模式和行为。因此,所有音乐由行为构成。音乐的行为,就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就是文化的行为。
之后,作者讨论了音乐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即音乐不是单一的存在(除了音乐技术的分析,还需关注描述研究等)的观点,这种方法很明显地将音乐放在文化之中,音乐并非单纯的存在,必须从多种方面进行研究,因为它包括了历史、社会心理、结构、社会、功能、物理的、审美、象征等,就算是人类学家格尔兹的代表作中也涉及到地方性知识、文化对研究的重要作用。
若从一般的角度来理解文化,那么人人都只是局外人,无法理解记谱。譬如笔者在研究威风锣鼓记谱的过程中,作为局外人,对于其中的口读谱、文字谱,若仅从书面的角度来理解,非常吃力,当笔者试图以局内人的思考角度,以文化传播方式理解这一过程时,对于谱子的理解也就水到渠成。曲谱中涉及的圈圈、点点、叉叉等都有其文化的含义。这些谱子本身就是局内人基于多种文化的体验,建立在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基础上而产生的结果。
文化可以说是记谱的过程,离不开所处时代语境的制约。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农耕文明社会,“风俗”和“宗教”是民间文化的根基,也是理解文化记谱的重要线索。但是由于较长期的在研究中缺失对文化的深层关照,这也使我们对记谱的传承和研究显得单一、缺乏学术的有效性。记谱的方式,即有中国传统的记谱法基本有:工尺谱、琴谱、燕乐半字谱、弦索谱、管色谱、俗字谱、律吕字谱、方格谱、雅乐谱、曲线谱、央移谱、查巴谱、锣鼓经等,也依然无法像西方的记谱那样十分精确地还原音乐的本来面目,因为这里涉及到文化的差异性,中国音乐文化的特点本身就偏重于内心感受,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不需要书写,一旦书写,就失去了它蓬勃的生命力。
而今存在的记谱中,正如现代歌者按照现代记谱方式演唱的河曲民歌,虽然整体演唱出了歌唱的内容,但地方韵味却无法传达出来,这里就涉及到沈洽先生说的音腔,或者是当代西方记谱根本无法记录的音的符号,这些音的符号,例如花音和苦音,有人称作是中立音,是文化的产物,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没有对当时文化的理解,也就无法歌唱出独具意味的音乐。
所以,研究文化中的音乐记谱,基于对音乐的探索,同时还涉及音乐行为、风俗、历史等环节;对音乐的学术态度不仅限于乐谱,同时还要关注作为听觉、视觉的现场体验,对音乐的认识在本质上不仅是一种技术的操练,更是一种关乎人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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