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建构的几点思考

王真

【摘 要】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国际地位已毋庸置疑，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展示出的的拥有核技术的军事装备，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这些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上有质的飞跃。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一百年之内不会为世界提供新思想，其断言结果尤未可知，但中国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总让外国错误解读为没有标准信仰，缺乏思想文化根基是西方的共识，体现出我国以国家形象为意识形态的文化“软实力”却尚未得到国际认可。本文旨在以抗日题材电影为案例分析论证我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和思考。

【关键词】抗日；中国；国家形象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4-0111-02

一、开宗明义，概念先行：国家形象与建构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我国基本步入小康社会，物质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带来精神层面的更高要求，国家形象问题成为了近几年的热点问题。国家形象按语素分类属于复合词，形象在辞海中的释义为：“文艺区别于科学的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特殊手段。即根据现实生活各种现象加以艺术概括所创造出来的具有一定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的具体生动的图画，包括人物、事件、自然景物等。”西方学者形象界定为：“形象是指人们所出游的关于某一对象的信念、观念与印象。”李寿源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2]杨伟芬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3]解释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国家形象是一个交叉学科中的复合词，媒体人更偏向把国家形象归入媒介社会学的范畴，因为国家形象的塑造必将通过传播，传播就会通过大众媒介，电影作为传播媒介的一种，在国家形象建构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电影中国家形象更像一个文化符号——能够展现民族素养和文化风貌的特色符号，如提到德国大家就会对其国家形象产生“严谨”的心理认同；提到英国便会有“绅士之都”的既定印象；而法国则是“浪漫主义”的代表；即使是给我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剖腹自尽的“武士道精神”都在电影中有所呈现。所以电影中国家形象是具有“可塑性”和“重塑性”的，那么如何在电影中建构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以便于在国际公共关系中趋利避害，影响外国对我国的认知和政策发挥积极作用是有重大实际意义的。

“建构”一词则是来自建筑学，原意是指对结构（力的传递关系）和建造（构件的相应布置）逻辑的表现形式。后来在文化研究、社会科学和文学批评领域中延伸使用。在传播学领域内，建构一次指文本创作者通过对文本元素的选择运用以及元素和元素之间的有序排列来表达特有的含义。就电影作品而言，建构一词撤了设计文本创作者和电影制作者通过作品可以构建国家形象之外，还涉及作品的其他属性为国家形象带来的正或负面的影响。

二、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风险与机遇同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变革，《渔光曲》的上映轰动一时。现在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必然会带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和转型，直接影响和推动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倾向和整体风貌的改观。题材的开放和电影类型的丰富给我国抗日题材影片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因此许多反应社会生活，政府形象的抗日题材电影大量涌现。

“东方病夫”出自上海《字林西报》（英国人主办的英文报纸）于1896年10月17日登载的一篇文章，李小龙1972年主演原创电影《精武门》中国人不是病夫。引得数亿中国人热血沸腾。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总是自觉地承载着传播文化塑造形象的功能，它一方面以某种方式承载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和记忆，另一方面又滋长了人们对于国家想象的多重可能性。同时电影在塑造国家形象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一方面电影是具有主动性的传播方式，在国家形象展示上是掌握主动权的，即想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形象给世人，而不是被动的被观看，被发掘。另一方面，电影是有着娱乐功能的，让观影人群无抵触心理、敏感性是非强制性的传播行为，但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色戒》中加入了“性”的色彩，但实质上是抗日题材电影作品。在满足人们猎奇心理和窥探欲的同时无形地将日本曾侵略中国这一事件点明，并反映了以“王佳芝”为代表的抗日积极分子勇于斗争的形象。1997年香港回归至极，谢晋塑造了林则徐这一民族英雄的的荧幕形象，拍摄了影片《鸦片战争》，实质上是对“东亚病夫”国际形象的反驳。但电影在塑造国家形象上也有一些弊端：过度的商业化和娱乐化会给国家形象塑造蒙上非理性的色彩，甚至是扭曲世人对一国形象的认知。还以《色戒》为例，“性”元素是这个影片的亮点却也是它的败笔。过多对“性”的表现难免让人误以为中国国家文化流于低俗和媚俗。

三、没事不惹事，来事不怕事：爱好和平但不畏强权

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人开始放眼世界，外交政策的制定无形中给抗日题材的电影作品增加了桎梏，但正因为这些，使中国人的心态更加趋于理性和成熟，让中国人能够用更新的眼光和更平和的心态去审视抗日战争的历史。也是的中国人的心态更加趋于理性和成熟。虽然因为钓鱼岛事件和日本高层惨败靖国神社等事件让中日关系依旧变得非常紧张。但中国电影人抛开了往日的非理性的民族情绪，对以往抗日题材电影中对日本人过度的魔鬼化和愚蠢化提出了批判性思考。战争的双方——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军队和平民，和日本人都出现了新的特征，他们开始丰满起来，成为有血有肉的“人”，尝试用一些种新的视角去呈现历史、展示国家形象。

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尽管与我国国家的实际形象不符，但其出现就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抛开其中的政治图谋不谈，中国以科技和人才为基础，以经济和军事为后盾的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让原本“养尊处优”的强盛国家不得不有所忌惮。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的大阅兵更是向世界展示我国的军事国防实力，实力的增强会让世界有所敬畏，但也会滋长“有心之国”的打压和制裁。而且我国的社会主义体质导致外国对我国国家形象长期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才会不断地夸大“中国威胁论”。所以抗日战争题材电影对国家形象的建构是及其必要的，时刻提醒世界中国因为曾遭受苦难，所以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实力避免重蹈覆辙。不同的视角会赋予历史事件不同的意义和阐释。

姜文执导的《鬼子来了》获得了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及2002年日本“每日电影奖”最佳外语片奖。他以普普通通老百姓的视角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一个村子的农民看管照顾日本俘虏却招来日本军队屠杀的故事，表现出了普通老百姓的麻木和愚蠢和苟且。跳脱出了电影以二元对立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刻画智慧团结的抗日军民和凶狠残暴的日本敌人，打破了人物形象脸谱化和概念化的特征。《鬼子来了》塑造了国家形象中民风淳朴的一面，真实表现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传统文化取向。表明了如今中国强盛但不是威胁，爱好和平的传统文化。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抨击。

电影《金陵十三钗》是2011年张艺谋执导的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抗日题材电影。影片看似是以十三位妓女命运脉络的曲折历程展现的，实际上这部影片却是以这个美国人的视角呈现的，也就是同盟国的视角。第三者的视角选择让影片显得更为理性，塑造了真实可信的中国历史苦难中不屈不挠的国家形象。并且时刻提醒那些“有心之国”不要看到中国崛起了就有意制造事端。更向世界喊话中国因为曾遭受苦难，所以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实力避免重蹈覆辙，军备的增加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避免战争。塑造爱好和平但不畏强权的中国形象。

日本首相夫人安倍昭惠28日在其社交媒体个人主页上称其参拜了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供奉的大多数是在中国抗日战争（1937-1945）及太平洋战争（1941-1945）中阵亡的日军官兵及三万名台湾高砂义勇军等日本兵，是国家神道的象征。日本政客的数次参拜反映出其并没有正视其侵略的历史。如果说在外国人眼中只要中国人为主角的影视作品都难以避免的带有中国人妖魔化侵略者的主管倾向，并不能让他们真的完全相信电影所传达的信息。那么陆川执导的《南京！南京》的独特视角就显得足够有说服力了，电影以一个日本军人角川的视角叙述了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悲剧，表现了日本军人严重的南京大屠杀，通过对角川人物命运的讲述和对他心理变化的刻画，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施暴者尚且如此，受难者又该如何呢？这种队人性复杂的表现显然更为真实，因为人本身就是具有复杂性的存在，而且在日本人中也存在共产主义者，如中西功也曾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贾磊磊在《国家电影的文化责任中提出电影队医构建我们国家的文化共识，有着重要的引导和感化作用。[4]出现了这样的作品，引导和感化着世界人民，日本政客依然不正视历史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世界人民心中早已有评判的标尺，曾经饱受欺凌的中国如今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体现了中国包容的国家形象。

文化的拓展实质上就是对世界民众眼球资源的掠夺，饱含中国文化的抗日题材电影在国家形象建构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抗日题材电影不是好拍又好赚的，首先在资金上，国产抗日影片成本甚至连好莱坞战争片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而抗日电影又不是可以简单复制的，因此制作成本非常高。制作出来的影片有又不能够完全被市场认同，《金陵十三钗》实质上也有歌颂美国同盟的元素，但美国人并不买账。其次我国的抗日题材影片大多是出现在特定的时间节点的，更有一种“献礼片”的意味，难免总是摆脱塑造英雄人物的模式，伟人一定要演讲，英雄总是一身帅气长衫干脆利落的击毙敌人。最后抗日题材难免涉及政治问题，虽然现在政策放松很多，但我们可以看到抗日题材电影中内战元素依然是被“潜规则”的。如何在抗日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建构上更好地发展抗日题材电影，建构国家形象，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依然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第62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2132.

[2]李寿源.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大众传播的独特风景线[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999.

[3]杨伟芬.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4]贾磊磊.国家电影的文化责任[J].当代电影，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