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昆曲传播研究述评

舒安静，顾 琼

（江苏师范大学 敬文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昆曲，又称昆剧、昆山腔等，发源于元朝末年的昆山地区。上承宋、金、元的北曲，凝聚弋阳、余姚、海盐等南曲诸腔之精华，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最具有悠久艺术文化历史的戏曲，号称“百戏之祖”。昆曲是中国三百多年来影响最为深远的剧种之一，昆曲研究也历来是中国戏曲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近二十年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戏剧观及价值观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昆曲传播获得了全新的发展。本文将相关成果主要分为明清及近现代昆曲传播研究与昆曲当代传播研究两部分，分别予以概括和说明。

一、明清及近现代昆曲传播研究

明代嘉靖年间，经过戏曲音乐家魏良辅的革新之后，昆曲的演唱范围不再局限于昆山，它以苏州为中心，迅速传布大江南北，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关于昆曲在明清时期的传播研究，数量不多，但所涉及之处较为深入，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吕文丽在《明清时期昆曲在山西的传播》中重点研究了昆曲在山西的传播方式，指出昆曲侑觞和民间社火是昆曲在山西传播的主要方式。南方文人在山西任职，带去了他们喜爱的昆曲，这是早期昆曲传入山西的重要方式。明清时期，昆曲侑觞是当时的一大风尚，文人交际、富豪之家享乐以及官府宴客都会安排昆曲侑觞。再者，明清时期，蓄养家班盛行，成为昆曲传播的重要载体。此外，昆曲除了通过以上两种方式传播外，歌姬通过侑觞的形式对昆曲的传唱也是传播昆曲的重要途径。节日社火指的是在传统的节日里，进行一些杂戏、鼓乐表演等。明清时期，昆曲成为山西民间节日社火的表演内容。

再从近处传播影响来说，扬州与苏州隔江相望，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扬州成为清代苏州昆曲艺人流动的重要之地。杨飞在《清代苏州昆曲艺人在扬州的流布与影响》中分析了为何苏州昆曲艺人在扬州如此之多，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苏州有着大量的昆曲艺人。从颇多史料中可窥当时苏州昆曲艺人数量之多，是苏州昆曲艺人向扬州流布的坚实基础；第二，扬州鼎盛的社会风尚。从扬州大量的盐商入手，例举“千金买吴儿”、重金征召名伶等，说明扬州盐商奢靡的生活给昆曲活动带来巨大的需求，第三，扬州是乾隆南巡必经之地，带动了沿途昆曲演出的风尚，集秀部的组建是昆曲艺人流布最有力的证明。杨飞分析的三个原因，从客观原因与主观因素两方面，对扬州昆曲艺人大部分来自苏州的原因，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从这三个原因入手，杨飞还发现了这些原因所造成的影响，由于苏州昆曲艺人的不断流入，昆曲在扬州逐渐呈现出了扬州的地方特色，丰富了昆曲的表现形式。苏州昆曲艺人的不断流入，还增强了昆曲雅部戏班的竞争力。最终在潜移默化中，给扬州的人文风气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昆曲流入上海的历史十分悠久，近代昆曲艺术的传播，从对昆曲在上海的传播研究中可窥一斑。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尚少，但角度很独特。晚明曲家潘之恒明确指出：“昆山是昆曲的正宗发源地，昆曲以昆山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开来，在一些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流派，其特点是：‘太仓、上海，俱丽于昆。’”[1]赵山林《从文人日记看近代上海昆曲的传播接受》从文人日记入手，探究近代昆曲艺术在上海的传播效果。关于近代上海兴盛的戏馆营业，王锡麒在《北行日记》中记载了数次对上海戏馆繁盛的赞叹：“晚三雅园观剧，色色俱佳，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吾欲腰缠十万贯，于此筑销金窝！”[2]在当时，各地文人来到上海，经常相约去书楼听书、听曲。这是他们接触昆曲的主要途径。何荫柟《月馆日记》（稿本）记录了当时的经历：“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初四日。癸丑。晴。赴巨仙之约于范彩霞寓……听林黛玉、金小桃、洪漱芳各度昆曲两折，彼此角胜，奇妙无穷！”[3]赵山林还深入研究了近代昆曲在上海的一条特殊传播途径，即将昆曲曲目改编成京剧剧目来上演。例如，汪笑侬将昆曲曲目《烂柯山》改编成京剧剧目《马前泼水》，还改编上演了《党人碑》及《桃花扇》。均获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通过细细品读一些当时的文人日记，我们可以从中窥探不少他们对于包括昆曲、京剧等在内的戏曲的挚爱以及深思。这对我们研究当时的昆曲传播状况提供了十分可靠的材料。

除了对昆曲传播的地域流布进行研究，学者们更多地关注了昆曲艺术在流布的过程中声腔的传播。宋波在其著作《昆曲的传播流布》中总结：“清代昆曲的流布，大约有两种方式：一是和地方剧种结合，被吸收、改造，形成地方昆曲流派，如北昆、湘昆、徽昆等；一是衍为多声腔剧种的一部分，如川昆、赣昆等。”[4]刘召明在《略论晚明戏班与昆曲声腔传播》中从昆曲传播角度，探索了晚明时期职业戏班的兴盛原因及其对昆山腔的影响，还探究了晚明昆剧兴盛的文化机制。晚明时期，昆曲的传播方式较为复杂，有着艺人、商人、武者、宦官等多种传播主体，但使得昆山腔风靡全国的重要推力是戏班。刘召明通过搜集记载当时职业戏班的材料，分析出了昆山腔的传播时间、方式方法等重要信息。从所得的历史材料中可以判断出，昆山腔在以苏州为中心辐射全国的过程中，职业戏班是整个传播过程的主要角色。而家乐戏班在昆山腔的跨地域传播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据记载，许多文人士大夫在仕途遭受不顺后，隐居山林乡野，挥霍财力，建造别墅庭院，成立家乐戏班，乐于自编自导。家乐戏班也因此成为了当时人们不可或缺的社交活动。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职业戏班以及家乐戏班在当时的兴盛对昆曲声腔向全国各地的传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这一过程还促进了昆山腔与众多地方声腔的交融，更为昆曲声腔的发展创新创造了条件。

二、昆曲当代传播研究

六百年来，昆曲伴随着自元末明初至今的中国社会大环境成长，经历了历史长河的洗涤、人文风貌的变迁，愈加成熟起来。至此，对于六百多岁的昆曲来说，将面临的问题是：以怎样全新的交融方式，以更高远的姿态，得以发扬光大？陈泓茹、王洁和燕飞在《水磨至雅六百年姹紫嫣红开遍——观当代大众社会中的昆曲传播》中，就昆曲的传播途径、传播过程、传播特点、传播意义四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分析：首先，在昆曲的传播途径方面，将其途径分为静态传播与动态传播两种。昆曲的静态传播指的是，与昆曲相关的各类音乐史料；昆曲的动态传播指的是，在当代社会中，昆曲借助于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各种形式的表演。其次，作者将昆曲传播的过程，分为纵向的传递与横向的扩散两个角度。纵向传递指的是，从昆曲传播的历史分析，昆曲在一代一代人中口耳相传，这是对昆曲的产生、流变、发展、现状等各个方面的全面传承；横向扩散最鲜明的是，昆曲从其发源地昆山，从一个地方小戏，逐渐遍及全国，成就了各地别具风格的昆曲流派，现今还走出国门，在全球一体化的理念下，走上世界的舞台。

世纪之初，昆曲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同，在这种认同之下，昆曲艺术呈现出鲜明的变化。今天的昆曲在传播活动中，需要作何种转变呢？吴平平在《新世纪昆曲传播新趋势》中指出，这些变化大体显示在三个方面：第一，昆曲艺术从以自在传播为主转而以自为传播为主；自为传播就是自动自发的传播，而自在就是存在，非意识的存在。第二，昆曲艺术的传播从保守型传播转向开放型传播。第三，昆曲艺术开始从平面传播走向立体传播。昆曲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没有目的的行为。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戏剧的优秀代表，昆曲必须将自己提升到自为传播上来。海峡两岸已经有不少这样的有识之士，包括白先勇的《牡丹亭》的传播，不论是传播的覆盖范围之广、传播的持续时间之长、传播效应的积极，都是自为传播的结果。如果我们将其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昆曲《十五贯》相比较，就能看出，这种做法是回归艺术本身以及追求传统和古典的精神。而再与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热相比较，又是优雅精神的崛起和文化品位的提升。

过去关于昆曲在台湾的传播情况不太为人所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薄弱。明清时期，昆曲从大陆传入台湾。20世纪50年代以来，昆曲艺术在台湾愈加活跃，当代台湾昆曲艺术的传播表现得更加成熟，加强了昆曲的保护意识以及传承之道。曹燕宁、李斌撰写的《源流与趋势：台湾昆曲传播简述》简述了昆曲从内地传入台湾的历史进程、昆曲艺术在台湾传播的过程以及当代台湾昆曲艺术的传播趋势。对台湾昆曲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徐炎之、张善芗两位著名的昆曲曲家。为了扩大昆曲艺术在青年人中的传播，他们奔走于台湾各大高校，指导各高校的昆曲社团，亲自教授昆曲以及组织昆曲曲社。九十年代初，曾永义与洪惟助创办“昆曲传习计划”，为台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届时，昆曲艺术已在台湾生根，当下，台湾昆曲艺术的传播视野愈加广阔，两地双向的昆曲交流成为常态。台湾昆曲更加注重昆曲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加强了对昆曲艺术人才的培养和保护，大力发展后备力量，还注意对昆曲唱腔以及演唱资料等的保存。

昆曲的传播与接受群体的关系，历来是昆曲研究的重点。那么在当代社会这样的大环境中，如何培养昆曲的新观众呢？2004年，王选、叶朗在“两会”期间，联名提交《关于加大昆曲抢救和保护力度的几点建议》，指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好，其中一部分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他们对昆曲这样的传统艺术、高雅艺术会产生浓厚的兴趣。”[5]并给出两个具体措施：一方面针对昆曲院团，需要“建立定期到各地大学巡回演出的机制”[6]；针对大学，需要“开设和昆曲有关的课程及专题讲座。”[7]路海洋在《昆曲进校园的必要性及具体方法——对大学课堂传播昆曲的考察》中，从大学课堂教育的角度，对传播昆曲的必要性以及传播的具体方法作了初步的探讨，并且以大学课堂传播昆曲的一个案例，详细分析了大学昆曲传播的可行性问题。丁冬雨在《昆曲艺术在高校传播的意义和途径》一文中，认为在高校传播昆曲有两个主要意义：第一，在高校课堂传播昆曲，有利于继承和发展中华古典文化、弘扬中华传统艺术；第二，这也是传承昆曲这一濒临灭绝的剧种的好办法。进入21世纪以来，昆曲艺术在现代通俗文化的冲击下，变得岌岌可危。但令人欣慰的是，2001年5月18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一。这对于昆曲来说是一份权威的肯定，却也暗示了昆曲濒临衰亡的现状。“高校是系统化传播京昆乃至戏曲艺术的最后也是最好的一个阵地。”[8]对于昆曲这一中华民族600多年的瑰宝，使其能够薪火相传，是高校不可推卸的责任。

另外，还有部分研究者从比较新颖独到的角度来关注昆曲的传播问题。昆曲自形成以来，在雅、俗两条道路上不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二者都没有脱离民俗的轨道。王廷信在《昆曲传播的民俗学视角》中，分析了昆曲依靠民俗得以传播的原因。昆曲产生于民俗之前，并非昆曲主动依附于民俗，而是人们对于昆曲的主动接纳。至于昆曲是以何种竞争力战胜其他声腔的剧种，王廷信认为，昆曲较之传统的乐舞及声腔剧种，更能够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将平凡琐事表现得细致入微。这也正是昆曲能够被不同阶层的人群接纳的原因。随着新时期的到来，虽然旧有的民俗不断消失，但新的节日庆典不断涌现，这为昆曲借机继续发扬光大创造了良好的契机。“2008年初，上海昆剧团率先推出了‘传统·中国’民俗节庆系列演出计划，陆续推出与传统节日相呼应的主题演出，以体现对民族、民俗、民间的‘三民文化’的弘扬和保护，实现艺术与民俗的完美结合”[9]这一举动强化了以传统民俗为昆曲搭建传播舞台的方式。此外，王廷信还例举苏州一家名为“吴地人家”的酒店，将民俗中的昆曲演出搬到了餐桌上，配以苏式建筑及装修，打造了别具特色的餐饮时尚，开拓了昆曲艺术的传播空间。民俗来自于民间，与大众文化紧密相连，昆曲艺术与传统民俗的有机融合，将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不仅是传统民俗对昆曲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帅伟在《园林与昆曲的不解之谜——兼论“园林昆曲”的传播》一文中，分析了江南古典园林与昆曲艺术的关系，论述“园林昆曲”传播的历史和现状。“‘园林昆曲’指的是，在中国江南古典园林，特别是苏州园林的意境中进行的昆曲表演和欣赏，它实际上涵盖了园林中的昆曲和昆曲里的园林之双重体验。”[10]进入新世纪，昆曲和园林相融的独特魅力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江苏昆剧院与江苏乾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手，自2009年4月18日起，在南京熙园内的古戏台试演南京版《牡丹亭》，此举为昆剧院赢得了较高的上座率和经济收入。另外，“2008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由著名音乐家谭盾与著名昆曲演员张军联手出品的园林版昆曲《梦回·牡丹亭》，将表演舞台设在了朱家角‘课植园’”[11]。“没有别的空间比园林更能够承载昆曲之美。在园林的情景中，观众才能体验和杜丽娘、柳梦梅共同呼吸的气场，体验一步一景、一颦一笑、梦境与现实的咫尺瞬间。”[12]

当下，快餐文化席卷全球，昆曲逐渐失去了市场。但跨界营销已经成为新的传播趋势，不同艺术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也已得到大家的认可。其中，青春版《牡丹亭》打破文化壁垒，可谓是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经典案例。胡丽娜《昆曲青春版〈牡丹亭〉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一文将青春版《牡丹亭》的巨大成功总结为三大方面：首先，在战略上，采取商业运作与社会运作相结合的战略。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英国等地进行商业性公演，加之制作人白先勇先生的一系列“预热活动”等社会运作，二者结合，成为青春版《牡丹亭》在欧美成功演出的重要保障。其次，在定位上，青春版《牡丹亭》不仅牢牢立足本土，还将昆曲之妙辐射全球。自2004年4月在台湾成功首演以来，随后便在海内外巡演，再一次印证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13]这一真理。最后，在准则上，青春版《牡丹亭》坚持将传统与现代融合这一审美准则。为了让外国观众也能够适应这一程式化与虚拟性的艺术形式，青春版坚持传统戏曲写意的艺术风格，所营造的整体美感依旧给国外观众以极高的视听享受。

在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昆曲艺术能够借助网络的传播力量，建设官网、开设微博，提高传播效果。如果说新时期昆曲传播方式愈加纷呈，那么最令人感到新奇的莫过于张宇、程晓皎和王琳在《从〈2048〉看昆剧的游戏传播》一文中探讨的游戏版本《2048牡丹亭版》。2014年，一款名为《2048》的手机小游戏迅速流行。之后便涌现出各种版本，而由资深“昆虫”（网络用语，指痴爱昆曲的人）陆梨青设计开发的《2048牡丹亭版》，一经面世，就受到了广大昆曲爱好者的热烈欢迎，获得了令人惊喜的传播效果。从游戏的排行榜可以看出，该游戏的参与者遍布全国大江南北，许多网友在与该款游戏的发起组织——北方昆剧院互动时表示，《2048牡丹亭》以古老的剧种、超前的时尚气息，给他们带来全新的感受。许多并不熟悉昆曲《牡丹亭》的网友，通过该游戏对《牡丹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见，在新媒体技术这一大环境下，戏曲与游戏的偶然碰撞，给昆曲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带来了新的思路。

三、结语

纵观近二十年来昆曲的传播研究，关于明清及近现代昆曲传播研究、昆曲当代传播研究以及部分研究者从比较新颖独到的角度来关注昆曲的传播问题等几方面，均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关于昆曲艺术搭载新时期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全新发展的研究更有待于后人不断研究跟进。但是我们也无法忽视过去二十年来昆曲传播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遗憾，这大致可以从昆曲传播的效果研究和昆曲传播研究的理论认识两方面来说。为此，我们还需要从传播学角度入手，结合传播学效果理论，深入认知昆曲艺术的传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昆曲传播进行更为体系化、科学性的研究。

[1][2][3]赵山林.从文人日记看近代上海昆曲的传播接受[J].文化艺术研究，2012(3).

[4]宋波.昆曲的传播流布[J].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215.

[5][6][7][8]路海洋.昆曲进校园的必要性及其具体方法——对大学课堂传播昆曲的考察[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1(01).

[9]王廷信.昆曲传播的民俗学视角[J].东南大学学报，2010(3).

[10][11]帅伟.园林与昆曲的不解之谜——兼论“园林昆曲”的传播[J].建筑与文化，2012(09).

[12]胡丽娜.昆曲青春版《牡丹亭》跨文化传播的意义[J].武汉大学学报，2009(01).

[13]曹燕宁，李斌.源流与趋势：台湾昆曲传播简述[J].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