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说新语》之“指”，观览魏晋之“月”——评《世说新语》之“谢公故事”

■王馗

2023年4月30日晚，“南昆风华”——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昆曲展演周”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世说新语》之“谢公故事”。《世说新语》是一部系列剧，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和石小梅昆曲工作室联合出品，2018年至今已上演《大哉生死》和《谢公故事》两部剧目，被誉为昆曲创作“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作。《谢公故事》由《侯门》《举将》《破局》《梦鸡》四个故事组成，在每折都可单独演出的基础上，暗含主线，环环相扣，形成首尾呼应之势，构成一个既独立又完整的故事架构。该剧由著名编剧罗周执笔，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石小梅导演，青年名家周鑫、施夏明、赵于涛、徐思佳、钱伟等主演。

我在《世说新语》的凝重中，沉浸于历史与当下贯通的人文立场，在寒意逼人、温厚亦逼人的历史感通中不禁潸然。罗周承袭乃师张弘先生折子戏创作的理想，将《世说新语》《唐才子传》中莞尔存世的历史人物片段，以“折子”的方式描摹勾勒出其间颇具个性的人物，这种原创的力度其实早已超越折子戏抑或全本戏本身的艺术格局。

“折子”是相对于传奇全本的体量而在舞台演出中经由演员创造所形成的戏剧文本，它虽然以单独场面中的行当表演为主，但仍然依托在传奇贯通的情节结构之下，因此折子戏虽是全本戏中的精彩华章，但离开了全本，折子也总容易有未知前因、难得后果之弊。罗周所秉持的折子戏创作，不同于她近年来以四折一楔子为基础的“杂剧体”，而是以人物关系作为核心透视和开掘的焦点，以一折的体量浓缩全部的人物历史背景，因此它是独立的一部作品，即如明代曲论家关于“剧体”与“记体”的厘定，无全本背景，而独得“剧体”要义，亦最能展现戏剧创作巧思妙构的艺术本体个性。当然，这种暗合传统而又极具现代旨趣的创作，亦是罗周在戏曲创作中自由舒展才华的又一成功探索。

“谢公故事”因四折戏均涉及谢安，而形成分合自如的结构形态：分，则是世说志人故事的戏曲化表达；合，则是魏晋历史的宏大叙事。其核心在于人物与历史彼此辉映彰显的人文思辨。因此，“谢公故事”不仅是对人物“故事”的情节再现，更是以“谢公”为主线的历史书写。在这部四折构成的作品中，罗周以聚焦人物关系的戏剧创作立场，写出了魏晋时期的谢安、郗超、桓温等人物的风采，同时以“不写”之“写”的戏剧创意，写出了人物生长的历史语境，尤其是那些能够烛照今日乃至今后的历史经验、文化智慧、人文情怀和人性风采。四个故事中，《候门》聚焦郗超与桓温谋国的襟怀，《举将》聚焦郗超与谢安抵抗前秦时的幽思，《破局》聚焦肥水之战时战事的成败，《梦鸡》聚焦谢安避祸时回顾人生的无常。在这些具体的人、事之后，除了张扬东晋偏安时的英雄风骨，还有一种对人事纠葛、门阀升沉、朝廷争执、南北对峙的铺排渲染。因此，《候门》在一个“候”字的斟酌中，通过郗超与桓温面对人事时的个性差异，以虚笔刻画了谢安与王坦之两个形象，四个人物交织成错综复杂的东晋王朝局势。《举将》在一个“举”的动作性表达中，完成了对郗超和谢安的政治谋略与家国情怀的刻镂，以针锋相对的实笔，凸显出敌强我弱的南北格局中，东晋政治家在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心灵悸动。《破局》显然是编剧罗周设立的一个“局”，在淝水之战以弱胜强的大历史背景下，使谢安之风度得以呈现，剧作以“玄”笔，构设出生命走向终结时的郗超在强敌压境时一灵不灭的“天下之系”，在玄虚的人物关系中展现出飘逸的魏晋风度。《梦鸡》则以谢安回返扬州的行路之“梦”，以“幻”笔真切地放大了生命行将结束的谢安，在通观宦海生涯后安住初心的生命态度。在这四个虚、实、玄、幻的人物事件中，“谢公故事”将谢安放置在与郗超、桓温之间错综复杂的朝堂关系中，放置在魏晋变乱、纷纭变幻的政治时势中，在一种个体的生命体验中，完成了对东晋历史泼墨写意般的呈现，真可谓三个人的名士风度、三个人的魏晋风流。

“谢公故事”是一部依靠个人经费投入、没有项目支撑的原创历史剧，剧作采用传统衣箱的妆容装扮、一桌二椅的传统舞美陈设，虽然契合了主创“修旧如旧”的折子戏理念，但也的确有其无可奈何的创作条件局限。即便如此，该剧仍以独特的戏剧构思和历史剧创造，注定成为罗周戏曲创作的高点，以及当代历史剧创作中彰显人文厚度而为历史剧独树一帜的高点；其突破戏曲创作固有形式的演出模式，更加注定它会为戏曲创作提供一种更具创造性的艺术思维。

在“谢公故事”中，最让人惊艳的首先是施夏明在表演艺术上的自如状态和准确驾驭。习惯了他的巾生、小官生表演，那种温婉清俊的形象气质似乎成了他驾驭行当的个性所在，这似乎也可以成为对郗超这个人物的创作方式。但是，施夏明以对人物的深度体察，走出了行当给予的便利或曰束缚，他的声情从清柔变得宽厚，身段在潇洒中增加了一分坚毅，赋予郗超一个政治家本应具有的刚性。《候门》中，在洞察幽微的智慧里，其勇力果敢可以直取王谢生死；《举将》中，在先抑后扬的博弈中，其思致谋略可以操纵拿捏谢安和褚太后的忧喜悲欢；《破局》中，在似真似幻的问询中，其胸襟志向亦可以在庄谐夸张中流露出奔放率真的性情。三折戏中的郗超具有三个不同侧面的情态：一则是时势变局中的厉而狠，这是一个政治家在谋国时的杀伐手段；一则是朝堂纠结中的沉而郁，这是一个显贵在论政时的谋略方式；一则是在国难倾轧中的真而直，这是一个名士在实现个人抱负时的人文情怀。同时，这些气质个性又统一在“做不得开国宰相，就做个抱柱尾生”的洒脱通透中，因此在郗超这个人物身上，收放之间的跨度就必然兼具巾生的文质和官生的深沉，同时基于郗超在“遇”与“不遇”间的人生遭际，又需要把握官生在“大”与“小”之间的气度分寸。例如郗超从《候门》出场到下场的情绪跨度，在“叫他久候尚且不忍，奈何杀之”的关键点实现突转，而之前情绪顺次递变，需要在唱念中把握节奏变化。说到底，这个人物需要行当依准，又必须在人物特定的身份气质中跨越或超越行当的惯有手段。施夏明从声音、身段到人物气质，充分赋予郗超这个人物傲视群雄的志气和志向难伸的本色；他超越了自身惯常的形象定位，在身形上强化了人物的力量感，在心理上把握住其悲剧感，又从骨子里渗透出郗超豁达的潇洒感，活现出这个人物的独特性。

桓温在《候门》《梦鸡》首尾两折中出现，一真一幻，剧中以两个脸谱强化了其在政治环境中的强势气质。不同的是，前一折在谋政的筹划中，赵于涛将慌乱突变的步态夹杂于粗犷豪放的身段中，表现出桓温政治定力的些许不足，也为他后来折服于“谢安风姿”的最终命运定局做了隐性的表达。后一折，赵于涛在极具雕塑美的身段定式与调度流动中，挥洒出桓温作为东晋名臣的功业抱负，增加了对江左风流的深度理解。他在桓温看似定型化的脸谱身形中，不时流露出其柔性的内心世界，夸张的表里落差间透露出人物的可爱。

谢安是极具挑战的人物形象，在《候门》里以“不写”之“写”被强化出的名士风流，在接续的三折中通过三个人生侧面叠加出人物的基本特质。《举将》中写实地描摹谢安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艰难抉择，尤其是在郗超步步紧逼的困境下，在不断退让中突显他超越世俗羁绊后的生命状态，大的舞台调度在谢安与太后、郗超三人的交接中，呈现出其周转政治角逐的游刃有余。《破局》则在举重若轻的棋局间，通过谢安三次脱鞋的动作，渲染其谋略之深、气度之沉、行为之趣，以及在与郗超惺惺相惜间回归现实后的情感之痛，由于剧情设定是人物安坐榻上对弈，这决定了谢安的扮演者周鑫需要在静态的头、身、手、形等造型中寻找独属于谢安的体态语言。《梦鸡》以其生命最后一程的行走游历，突出谢安回顾过往的喜怒哀愁，而在政治伤痛中的壮怀激烈和澹然自慰，尤其是逃不出宿命的无限怅惘中将他生命尽头所爆发的高远人格予以突出表现。四折戏中谢安的形象以正反多元的手法予以呈现，对演员的表演提出更高的艺术要求，目前由于采用传统的相貂等盔帽，未能在形象上有更突出的视觉展示；《梦鸡》中面对净行扮演的桓温这样的王者，周鑫更需要在大官生的表演范式之上，强化谢安“江表伟才”“风流宰相”的形神气度、雅量高怀；尤其在谢安生命尽处，要表现出令千载之下犹能叹服其“高卧东山意豁如，端然笑咏只清虚”的风神，是极其挑战演员技术、艺术和人文高度的。总之，该剧用谢安、郗超与桓温三个人“九鼎迁移各风骚”的鲜活个性，为戏曲艺术画廊创造了新的艺术形象，这是令人赞叹的。

罗周通过细腻的人物白描，将历史予以写意铺排，在四折戏中勾勒出历史人物在家国动荡中的心理、精神，同时也将贯通至今的人文操守与文化立场做了全新的现代阐释。这样的历史剧不同于既往史剧直面历史的真实与复杂，以凸显人物悲喜的生命质感，而是以一种真切的人性角逐，来突出胸襟、抱负、志趣以及由此而呈现的依然活在今天的历史精神。《楞伽经》曰：“如愚见指月，观指不观月；计著名字者，不见我真实”，罗周以《世说新语》之“指”，观览魏晋之“月”，依托具体历史个体的性情，把握到历史绵延既久的“真实”，这应该是今天历史剧新的创作趋向，这样的剧作也成为今天更贴近历史剧创作之旨的最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