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8
李芹
徐悲鸿旗帜鲜明地倡导写实主义。
1920年发表《中国画改良论》,指出“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之情况,并提呈良方:“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从日后他的主张和实践来看,徐悲鸿为中国画“采入”西方写实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出现“写实”名称。然涉及与之相关问题,如“画的目的曰‘惟妙惟肖’”,“未尝违背真实景象”,“中国画不能尽其状,此为最逊欧画处。”具体论及山水画,在造型上“中国画中,除松、柳、梧桐等数种树外,均不能确定指为何树”,应该“直接取之于真树”,“得力乎写生”。谈“人物画之改良”,要求画人合乎“法度”,讲求结构、比例、运动等方面。从这些言论中,出现了“真实”、“写生”这样的关键词。
1929年徐悲鸿、徐志摩、李毅士三人之间的“惑”与“不惑”争论,其真正意义需要将艺术放入社会文化大背景中去考量。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厚积着文化传统的中国画所形成的创新与发展,大致可分二种类型:一种是传统型,一种是创新型。徐悲鸿属于后一类型,是以输入西方写实来反拨文人写意画。
徐悲鸿“一意孤行”地大力倡导写实主义,以关注现实来实现“美术革命”,从而翻开艺术史新的一页。《惑》一文接受到抨击后,他写了第二篇文章《惑之不解》。前者意在“破”,对西方绘画大师进行了或抑或扬的评价。后者作用则在“立”,明确提出“写实主义”,除了主观喜好之外,更有客观需要。在审美理想上,徐悲鸿崇尚的是伟大、壮丽、雄强、厚重之美,讲求力度。
将西方古典写实技法引入中国画领域,徐悲鸿这一主张通过现代学院式教育得到推广。20世纪的中国画家,尤其是学院培养的画家,受到严格的写实造型基本功的训练,这或多或少地对他们的中国画创作起着作用。徐悲鸿的主张对20世纪中国画发展的意义,在于直接动摇文人水墨画的无上地位,中国画可资借鉴的传统不仅于此,还有院体的、工笔的、民间艺术的,对外之门打开后还有西方的。
在社会发生激烈动荡的时代,徐悲鸿提倡写实主义,在精神内容上直指现世社会人生。他本人的人物画虽然不是以现实人物为主,而是以历史题材居多,但都有深刻的主题性;他笔下的雄鸡、奔马承载着昂扬不屈、奋勇向前的精神,这在贫穷落后、战争灾难的旧中国,是最需要的精神品格,是更切合当时代的人文关怀。社会变革产生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艺术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无法回避社会学层面的内涵,所以说 “笔墨当随时代”,反映社会现实是艺术重要的一方面,尤其在社会转折期,这种需要表现得更为强烈和明显,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主流”。
对中国画创作而言,徐悲鸿写实主义对后世最大的意义在于面向生活,重视写生,反映现实,这一思想在20世纪一直有延续。民族存亡危机过后,新中国成立,新时代新气象,社会为艺术提供了新生活,艺术上要求出新。“新金陵画派”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从本质上看,该画派对中国画发展的思路与徐悲鸿的理念相一致,是一个经典的演绎。
“新金陵画派”是20世纪60年代在江苏兴起的享誉全国画坛的以山水画为主的区域性画家群体,以傅抱石、钱松喦、亚明、宋文治、魏紫熙为代表,开创了行程两万三千里写生壮举,创作出一批反映祖国“山河新貌”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用传统中国画表现新题材,为山水画在新时期的创新树立了典范。
写生、师法自然是徐悲鸿变革中国画的路途。山水画在他的作品中占极少量,如 《漓江春雨》、《滇中野色》等都是写生性极强的作品。构图上近风景画,笔墨多晕染,相通于西方水彩画,全然实景实境的写实面貌,与传统的山高水长、勾皴点染相去甚远。
“新金陵画派”走的正是写生这条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描绘新中国的大好河山与承续发展传统笔墨。傅抱石从江苏省中国画展览会谈中国画创新的文章《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指出:“从书斋走向生活”,“主要的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时代内容对“新金陵画派”五位代表画家个人面貌的树立,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新社会给他们艺术与生活创造了机遇,画家有责任去反映新社会的新生活,这与当时徐悲鸿的思想是一致的。
写生为创作打开了眼界。走出江苏,走出江南生活的圈子,在更为广泛鲜活的审美客体中丰富发展传统的笔墨语言;贴近现实,贴近最具时代气息的人文景观,由新的图像创造现代语言范式与审美观念。这两点是“新金陵画派”创作思想的精华。这种新题材的尝试,一开始在手法上有很大的延续性,就是说画家原先储备的语言、秉承的传统起主要的作用。如何在新内容上转化原有的语言传统使其与之相协调,取决于在很高层次上把握原有语言的能力和因地制宜的变通适应的智慧,出神入化的发挥使创新的跨度与个人风格愈发明显。
“新金陵画派”代表一个时代,他们创造了山水画新画风。描绘了新的山石地貌、河流房屋,增添了新的构图、新的图像,应物象形之时,努力将原有的笔墨与之贴近切合,于是新的笔墨炼成了,新山水显现了。徐悲鸿的作用是将西方古典写实技法引进中国画,更多是旧题材;“新金陵画派”将传统中国画笔墨带进新题材,两者都实践着中国画的创新。
徐悲鸿、“新金陵画派”已成为20世纪新传统。延续这一传统,其中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对现实生存情境的关注,一个是写实教育体系,在当下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多元格局的当代中国画坛,审美价值取向是多层面多向度的,写实主义仍然占主流,提供的审美经验仍然为人们所需要。写实主义不会停留在纯粹客观的再现,画家主观认识客观物象的感受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受人文精神主导,追求内心的真实。
当下江苏中国画坛延续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山水画家,直接继承的是“新金陵画派”这一传统,并且他们所受的艺术教育大多是从20世纪开始日益完善深入的学院派体系,徐悲鸿曾任教中央大学艺术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前身)影响了一批人。今天的延续者们受徐悲鸿教育体系训练和“新金陵画派”代表画家的言传身教,在师学渊源、个人情感上有难以割裂的文脉。
从山水画的角度看,写实主义增添新的笔墨图式。气韵生动,开拓新的审美情趣。应物象形,描绘丰富的山石树木形状。随类赋彩,挖掘中国画色彩领地。经营位置,体现空间意识的变化。画家反复琢磨最多的是自我的骨法用笔和如何转移模写。直接延续着“新金陵画派”道路的画家,在日益丰富的自然山水景观中不断积累笔墨语言,一方面他们的作品像一幅幅图卷,展示着山川地貌的地域风情,另一方面在继承传统笔墨语言的同时,师法造化,并广为吸收艺术营养,以求出新。
笔墨和人生是艺术的两个支点。“笔墨”承载着中国画传统精神,“笔墨”绝非只在笔墨,还需从人文关怀的层面作一番解读:关注当下,关注人生,由此进行着中国画的继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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