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婆婆

吴黛英

最初，我和婆婆的心隔得很远很远，除了一般婆媳常有的感情隔阂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让我们彼此无法接受。

从婆婆的角度看，我不但长得丑而且不擅长家务，甚至连书读得太多也是我不被“入选”的一条重要理由。当我和夫君恋爱后，婆婆特意给我写了一封信，坦率地指出：“我们这个家庭，需要的是一个能吃苦耐劳、善于操持家务的儿媳，而不是像你这样的高才生。”我已记不得我在回信中是如何批驳这位未来的婆婆的，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不是她理想中的儿媳，心理上先有了几分抵触。

而从我的角度看，婆婆虽然是一位知识妇女，但受传统观念影响太深，尤其让我心怀疑惧的是，她四十岁上就失去了丈夫，而我的爱人又是她最宠爱的长子，我真怕“孔雀东南飞”的悲剧在我身上重演。不过，当时我和夫君都在哈尔滨工作，并不与婆婆在一起，这些矛盾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激化。我们照样结了婚，安了家，婆婆也不得不接纳我。我们每年一次回津探亲，彼此都客客气气，倒也相安无事。

婚后第三年，我们有了儿子牛娃。婆婆向来喜欢男孩，这又是她第一个孙子，自然喜不自胜。而我从小有母亲和奶妈照顾，生活能力很差，牛娃便顺理成章地交给了奶奶照顾。婆婆天生喜欢孩子，又是幼儿园教师，把孩子交给她，我也很放心。就这样，我们婆媳有了第一次默契。

三年后，夫君到深圳出差，被某单位看中，意欲录用。而夫君也有意南下寻求发展，便拟回哈尔滨向黑龙江大学提出辞呈。夫君兴冲冲地北返，途中顺便到天津探望老母和幼子，并告知此事。不料婆婆一听竟大哭起来，说夫君不把老母、弱弟（残疾）、幼子放在心上，只顾自己发展，忘却了对家庭的责任。

这一哭不要紧，竟把时为天津开发区负责人之一的一位表舅召来了。当时，天津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亟须人才，中级职称以上、40岁以下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很受欢迎。在这位表舅的推荐下，我们夫妇双双按政策回到了天津，夫君到了开发区，我则被天津市妇联录用，分在调研室。

那是1989年夏天的事。

刚到天津，没有住房，我们只能和婆婆、小姑和小叔挤在一套简陋的二室一厅居室内。

命运，就这样把我和婆婆捏到了一个十分逼仄的空间之内，每个人性格中的缺陷却被放大了。

我是个比较懒的人，而且嗜书如命，每天下了班，吃完饭收拾完之后，恨不能多看几页书。而婆婆则从早到晚几乎一刻不停地在忙家务，还对我说：“俗话说：‘穷干净，人不怕穷，只怕不干净。”我对她虽然心怀歉疚，也时常想帮她一把，但私下里却觉得她只知干活，没有精神生活，真是枉为知识妇女。

那时我刚从大学出来，正沉迷于西方哲学，对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大地”之说尤为欣赏。在我眼里，婆婆已经被生活改造成了一位沉沦者，她已经没有她自己，真是活得可怜。

我当时还是一个相当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我主张尽可能减少家务劳动，并由男女双方分工。有一次，婆婆告诉我：“我已经帮你把你老公的衣服洗完了”，我毫不领情，还理直气壮地对婆婆说：“法律并没规定，丈夫的衣服要由妻子来洗。”

在我的理想中，生活应当是丰富多彩的，有趣的，而且是富于创造性的。我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婆婆想必对我终日埋头于书本十分不满，在一次共同上街买菜途中十分严肃地对我说：“书本不能代替生活，人必须首先生活，然后才能有其他。”可我那时还远未悟出生活的真谛，给了婆婆一个针锋相对地回答：“如果让我像您一样生活，我宁可去死。”

然而，当我真正走入生活后，生活便以它的单调重复和严酷无情给了我迎头一击。孩子还小，我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抱着孩子去挤车，等把孩子送到了幼儿园，我还要走半个小时到单位上班。下班后，又要去接孩子，回家后还有干不完的家务在等着我。到了冬天，还得买煤、运煤、烧炉子、倒灰……那段日子我对生活只剩下一种感觉，那就是：累！

所幸的是，我有婆婆的帮助，照看孩子和准备一日三餐的事务减轻了不少。尽管婆婆时常埋怨我，说我太娇气，不如她的女儿们能吃苦，但在日常生活中，她还是尽心尽力地为我们操持家务，让我们无后顾之忧。

生活是严酷无情的，更有冥冥中不可违的宿命。我夫君家族的每个人生命中都潜藏着癌症的遗传基因，这恶魔对它所支配的人虎视眈眈，一旦出现薄弱环节，这恶魔便猛扑过来。我公公便是在39岁上患胰腺癌去世的，夫君的两位姑姑也先后患肺癌和肝癌离世。

到了夫君这一代，姐弟五人，已有三人发病。夫君是第二个，2000年9月被查出右肾有一占位，所幸属早期，切除后未影响正常生活。

正是在为夫君担惊受怕、忧心忡忡的日子里，我第一次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了婆婆当年承受的致命打击，真正体会到她的不幸和不易：丈夫撒手人寰，抛下四个未成年的儿女和两位老人，全靠她在幼儿园工作维持生活。那艰辛和痛苦，实在难以用含辛茹苦四个字轻易概括。

婆婆在聊天时也曾向我诉说过当年的苦楚：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好的都留给了他们，自己吃最次的。到了夏天，到单位常常带的是已经变质的馊饭，就着几头大蒜作为午饭。下班以后，常常累得不想动了，可孩子们换下的一大盆衣服等着她洗，有时竟洗到午夜。

最苦的是心苦，没有了丈夫的帮衬和关爱，她感到孤苦无依，但为了孩子们，她咬着牙坚持，全无他念。可老婆婆总担心她改嫁，常常话里话外敲打她……这一切，她都含泪吞下了，因为她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一定要把孩子拉扯成人。

我不敢想象，倘若厄运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将何以应对。婆婆始终高昂着头迎接生活的苦难。她在家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儿女们受教育的机会，包括双腿残疾的小儿子。记得我到王家的第一天，丈夫的老姑就对我说：“别人家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你婆婆是一根火柴棍都要分成两半用。”就这样，她的四个儿女通过不同的途径全部完成了高等教育，这是她常引以为自豪的。

多年贫困线以下的生活，并未消磨她对生活的热爱。每次出门，她都要换上比较时新的衣服，如出席较隆重的场合，她还会对镜梳妆一番，抹点口红，描描眉。她不但没有显出因多年的清苦生活造成的寒酸与憔悴，相反却有着知识女性的端庄和雍容。她特别喜欢京剧，据说年轻时还是一个票友。只要电视里有京剧节目，她便会停下手里的活，聚精会神地看起来。夫君知道她有這个爱好，经常给她买来戏票，老太太便打扮一番，欢天喜地地去听戏了。

一次，家里要装修，把许多老照片翻出来了。婆婆拿出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给我看，只见照片上那位丽人神采飞扬、顾盼生辉，这是一位内在生命力极为旺盛的女性，历尽磨难而不失爱美之心。

随着与婆婆相知越深，我对她的理解也越深，这是一种女人之间才有的互相体谅和爱惜。以她的品貌和才学，她本应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应该得到千般呵护万般怜惜。只可惜丈夫早逝，撇下她一人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更难的是，我公公的家庭成员众多，上有两位老人，中间有两个大姑、两个小姑，女性成员偏多，互相间常生出种种矛盾乃至冲突。我不知婆婆是怎样熬过这些年的。

我想，以她单纯近于儿童的性格，本应过一种比较单纯的小家庭生活，那样，她或许会过得快乐一些。

好在婆婆是一位职业妇女，她的人生理想在职业上得到充分的实现。她对幼教工作的热忱和出色的工作业绩在单位有口皆碑。她对孩子有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热爱，终日面对天真无邪的孩子，对她的心灵也是一种滋养和慰藉。

正是出于深刻的理解和同情，还有发自内心的感激，我可以说对婆婆百依百顺。除了每年回上海探亲给她捎来样式新颖的衣服，为她添置化妆品和首饰外，还创造机会让她外出旅游，尽一切可能使她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我常常陪她聊天，给她借来各种书报杂志，以满足她的精神需求。

老人总想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叔伯兄弟姐妹团聚。这就需要安排牌局、招待茶水包括吃饭。对我这个素喜安静、不擅交往的人来说，是一件比较怵头的事，但为了让婆婆快乐，我还是尽可能隔一段时间就请那些舅舅姨妈来家团聚。而别人家有聚会，我也提前为婆婆备好礼物，打车将她老人家送去，晚上再将她接回来。近几年，婆婆的腿腳不利索了，我们便给她买了轮椅，常常推她出去看景致……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婆婆年老力衰，十分依赖我。看往日风风火火的婆婆一天天走向衰老与死亡，我心里也充满了哀怜。我把照顾婆婆的任务揽了下来。

照顾一个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吃喝拉撒都得一一管起，每晚上床时，往往已经筋疲力尽了。

尽管如此，我也从未厌烦过。因为怜她疼她。婆婆的病情加重后需要日夜监护。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便由大家轮流照顾，因为痛苦难忍，她几乎与每一个照顾她的人都发生过冲突，唯独对我分外依恋。

离世前一个星期，我因为有事回家待了两天，等回到她身边时，她抓住我的手，眼圈红红地对我说：“我好想你。”我也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含泪对她说：“我也想您。”抚摸着她瘦得皮包骨头的额头和脸，我心如刀绞。我知道，我与她同在的日子已经不多，永别的日子快要到来。

如果有来生，我还想再做她的儿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