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上北大

15岁上北大的不是神童，反而是个从小被叫作肉的钝小孩，她自称有“钝感力”，而这，恰是本书给家长和孩子们的启迪。

原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为本书作序说：

一位90后的青年学子，以她非凡的勤奋和毅力，从小学、初中、高中，直到考上北大。一路走来，如她所述，经历过痛苦、烦恼、惊讶、失落，但依然能勇往直前，每一阶段都为自己制定了很明确的目标，去努力追求。

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不光要看到安琪能在小学、中学、大学都考高分，更重要的是从她的成长过程中得到启迪，仔细想想自己在学习中究竟缺少了些什么……

幼儿园时长相难看、思维愚钝、性格木讷的我被冠以“纸豆腐”、“‘肉小孩”的绰号。我就是别人看的热闹。

但是，我居然也能在小学期间考完了古筝九级，居然也能在数学竞赛中获奖，居然还跳级了！或许，比起所谓的高起点，我们更需要一颗勇敢的心……

逃离幼儿园

幼儿园是我人生中十分痛苦的时光。

或许是那些记忆太深刻了，今天，我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幼儿园时的某些细节。

我实在长得不太好看：发黑的没有光泽的皮肤，与脸部比例毫不相称的凸脑门，而且非常胖。我打小没有从他人口中获得什么正面评价。因此，我的性格也十分孤僻、懦弱。

“肉”的评价，是我十岁以前难以走出的心理阴影，也确定了我幼儿园时光的基调。

绘画课上，别的同学画出美妙的图案，什么太阳、月亮、男孩、女孩之类的。而我则在一张纸上画了十条歪歪扭扭的竖道，被批为“没有画画才能”。展览时，我的画被放在了角落里。母亲问我：“你画的是什么？”我慵懒地、面无表情地答道：“面条。”

数学课，我听不懂老师讲什么，百无聊赖。做手工，我每次都会弄丢一些部件，做出四不像的东西。

爸爸妈妈给我报了舞蹈班。记得有一年“六一”儿童节，舞蹈班的全部同学都应邀去演出。我站在队伍的最后一排，期待着登台。然而，当队伍快走出幼儿园大门时，我却被告知，因为跳得不好，我成了全队中唯一一个没有资格参加演出的。

爸爸妈妈又给我报了国画班。然而，每次上课，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而且，我常常把墨水洒在自己衣服上，惹得全班笑话。

每天，我都是哭着走进教室的，然后，煎熬地度过灰色的一天。

渐渐地，我成了全班最孤僻、最令人讨厌的一个。中午吃饭时，同学们吃完一碗菜可以盛第二次，而我不被允许盛第二次菜。分组玩游戏时，同学们都不愿意与我分到一组。男同学欺负我，女同学嘲笑我。让我下决心“逃离”幼儿园的，是这样一件事：

记得当时，每天午睡后，老师便会让全班大部分同学在桌上“趴着”，选一部分表现较好的同学，去旁边的“儿童园地”里玩耍。玩耍的要求是：不出声，不闹腾。在过去的两年中，全班所有同学，除了我，都在“儿童园地”中玩过。直到上大班的一天，我竟然被老师选中去“儿童园地”中玩耍！

同去的还有另外两位男同学，其中一位就对我耳语：“你扮演一个睡着的人，躺在地上，我们也扮演睡着的人。”然而，在我躺下没几秒钟时，一只脚就径直踩在了我的心口上。惊吓与疼痛，让我不禁“啊”地大喊了起来。原来，是另一位男同学故意把脚踩在了我身上。

“老师，徐安琪出大声了，该让她出去。”两位男同学异口同声地向老师告状。

老师听到了我的大叫声，毫不犹豫地听从了他们的举报，认为我破坏了“别出声”的规则，罚我出来。我唯一的一次荣誉，竟有了这样的结局。内心仿佛烧起了烈火，挣扎着，痛着，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哇哇大哭起来，试图向全班申诉自己遭遇的不公……

“心口一脚”踩到了我的最痛处，踩掉了我仅有的尊严，更踩掉了我一直以来的懦弱和蒙昧。或许是物极必反，从这一脚开始，很“肉”的躯壳被不可思议地注入了强势的灵魂。我清晰地意识到：要摆脱被人欺凌的命运，我，要逃离幼儿园。不是或许，而是必须，立刻，马上，别无二话，别无选择！

当天晚上，回到家中，我用颤抖的嗓音，郑重地告诉父母：“我再也不去上幼儿园了。”母亲认真倾听了我的讲述，她对我的遭遇感同身受，相信我的确受到了巨大的心灵打击，对我百般抚慰。

第二天，父亲仍坚持要送我去上幼儿园。绝望的我被父亲强行送到了幼儿园的门口——天哪，那可怕的大门！

“不行，我不能进去！”

在父亲放下我，转身准备回去的时候，我竟一反两年来的常态，突然转身，以百米飞跑的速度，冲到父亲身边，紧紧抓住他的衣服。父亲被反常的我吓到了，我的眼神中透出从未有过的决绝与坚毅，浑身散发的巨大气场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好，我们回家。”父亲妥协地说。

人生中第一次，我勇敢、顽强、机智、坚决——通过说“不”，通过逃离，掌控了自己的命运！

坦率地说，我在幼儿园这个模拟的环境中，过早地体会到了生存的艰难，但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以一个反抗者的身份有尊严地离开。

从“弱智生”变为优等生

从幼儿园“逃学”后，因为实在没地方去，在爸爸妈妈的“忽悠”下，我便同意试着提前一年上小学。母校“红旗小学”接受了我。按现在的理解，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在初入小学的那些日子里，我是个糟糕透了的孩子。

科技课上，同学们总能做出像样的发明，而我往往一无所获。什么电源，电池，马达，录音机，杠杆……几乎所有同学都对这些玩意儿无师自通，只有我很难理解这些东西。比如，某节课上，同学们说要制作一个“马达”。凭常识，它应该或多或少与马有着天然联系。想到能接触动物，我兴奋不已。然而，让我失望和不解的是，我们既没有去马槽，也没有看到玩具马，只看到了一堆杂乱的电线和电池。科技课的几个小时中，我焦虑、痛苦、煎熬。在我的印象中，最“没有意义”的课程，就是手工课。不过，我对剪刀的兴趣却并不淡漠。小学一年级的某一天，我带着妈妈买的新剪刀上课。在语文课上，我边听课，边亲手用剪刀把自己的运动裤剪了个洞。我的动机非常简单：试试这把剪刀快不快。后来，常有同学为此捧腹大笑。endprint

穿反衣服不察觉，不会系鞋带，不会嗑瓜子，不会唱歌……这些糟糕的事儿，或者，按现代的话语说，叫“囧事”，总是发生在我的身上。

小学一年级的一件事，让我挨了严肃的批评。但它对我的成长而言却并非坏事。

那天是周五，下午快放学的时候，老师正好不在，班里一位强横调皮的男同学就欺负一位娇弱的女同学，把她欺负哭了。

当时的我，是一名平常乃至平庸的学生。然而，不知怎么地，看到被欺负的同学，我顿时感到义愤填膺，难以忍受，我冲到那位男生面前。

“你，凭什么欺负人？”令所有人一惊，我这位被人忽视惯了的一般人，竟然冲到那位男同学面前，大声质问。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轮得到你来管我吗？”这位男同学露出狡黠而轻蔑的笑容，显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做错事了！向她去赔礼道歉！”我的声势愈发大了。内心的能量像火山般爆发了出来。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多，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

“道歉？不可能！你给我闪开。”他冲我说道。这句话，颇有点“最后通牒”的意味。

我已无话。此时，我感到自己已被推到了某个危险、紧急而重要的当口上，必须做决定了。“撤退”，还是“进攻”？我抬起头，看到他傲慢的神色，突然举起双手使劲推他。

学校的校门口，有一个几百米的大斜坡，一直通到马路。就这样，我来势汹汹，他的力量很大，我们迅速扭打在了一起。一不小心，我腿一软，滚到了坡上，他也倒下来了。于是，我们俩就边扭打边滚，直到滚到了坡下……

众同学追了下来。“别打了，别打了。都回家吧！”一位颇有威望的同学劝解道。

我和这位同学对望着，呼呼喘气，累得谁也说不出来话。我的心中，涌动着前所未有的正义感与勇气，男同学的眼中透出一种惊讶与招架不住的慌张。我胜利了。至少，我威胁到了这位欺负人的同学，成了一个能主持正义的人……

也正是这次打架，我开始有了抗争和维护正义的力量和勇气。这件事，是我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它考验了我的勇气，给予了我敢于出头的信心。此后，我敢于大声说话了，敢于发言了，甚至连性格都开朗了起来。

一个学习差、体力差、影响力差的小孩，一个典型的“软柿子”，居然敢于“不自量力”地承担起拯救他人的责任，奋不顾身地挑战强悍的势力，这实在荒唐。

小学二年级时，我们早已学过了加法，并已经开始学习乘法。

有一天，数学老师向全班发问：“3加4等于多少？”显然，这是一道极其简单的题目。我踊跃举手，经点名后站起来，大声回答：“等于8。”

老师很错愕，同学们都大笑。数学老师以为自己听错了，就走近我，仔细问：“3加4等于几？”

不知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我的回答仍是：“8。”

后来，老师又问了几次，我仍然作同样的回答。旁边的同学，都已经开始拍桌子、跺地，笑得前仰后合了……

我很感谢当年的数学老师。有耐心、有包容心的她没有当众指责、惩罚我，而是在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我妈讲述了白天的情况，并建议：“是否带孩子去医院看看脑子？”

就这样，第二天，我被批准回了家。或许，大部分家长，都会对孩子进行“严肃批评”，或真的带孩子去医院看脑子、查智商。母亲既没有批评我，也没有带我去医院，甚至没怎么提这件事。她只是让我在家踏实休息。而我，正因为足够蒙昧、足够愣，居然也并不关心自己为什么突然“被放假”了，也并不关心妈妈为什么让我休息。只是听话、照做，睡到天昏地暗。

休息的那几天，我得到了极大的放松。妈妈还跟我谈心，鼓励我。几天后的清晨，当我再次背起书包时，顿觉阳光格外灿烂，步履格外轻盈。更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的头脑一片清明，全然没有了从前的糊涂劲儿。

再回到班里，同学们纷纷考我“3+4等于几”。我不假思索地回答“7”，此时，大家反倒觉得惊讶了。数学老师很兴奋，也很纳闷。我似乎还变聪明了。此后的数学课上，我总是抢答问题，并总能以超快的速度回答简单的问题，以较快的问题回答较难的问题，甚至喜欢钻研很难的题目。老师和同学们很惊讶、很好奇：“怎么回家了几天，回来就变了一个人？”

我的改变给老师带来了巨大的信心。于是，老师安排我进入了“数学竞赛小组”。当时，全班只有5个人进入这个小组。

成为“数学竞赛小组”的一员，便是我求学历程中的关键点，是我由差学生变为好学生的转折点。至今，我对数学老师的安排充满感激。

从此，我对数学的热情便一发不可收拾。当很多同学只能踏实学四十分钟时，我能够静下来两个小时投入学习。当很多同学看到简单题不屑于做时，我却让自己以平和心态应对，以很快的速度完成任务。当很多同学看到较难的题目，不愿意琢磨时，我却乐意动起笔，列出多种解题的方案。

我喜欢在台灯下静思，喜欢靠在堆满草稿纸的沙发上计算，喜欢对着一道题目让思路疾驰千里，喜欢在散步中进行奇思妙想，喜欢有关数学的一切。

而此时，妈妈给我买了一本《数学词典》。这本书里面包含了大量数学名词、定理和公式。这本书里的很多内容，至今我都看不懂。但是，每当它出现在我的眼前时，它就提醒我：一座奇妙的数学殿堂在等待着我，只要我奋进，就一定能到达。

有些书是为了让你看懂而买的，有些书是为了让你看不懂而买的。或许，这就是《道德经》里讲的“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道理吧。

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投入，几个月后，在小学二年级的下半学期，我便获得了数学竞赛“全区三等奖”。三年级时，我获得了数学竞赛“全区一等奖”。对于起点如此之低的我，这自然是一种殊荣。

我把我从前的这种迟钝叫作“钝感力”。有时候，“钝感力”就是我们面对非议时保护自我的武器，它会让我们变得皮实、“耐摔”，它会保护我们的信心和锐气。 “钝感力”对我们的成长太重要了。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一颗敏锐的头脑，有时还需要一颗“钝感”的心。

跳级，在流言蜚语中爆发

到了小学五年级，我顺理成章地成了全年级全科学习第一名。当时，我已达到古筝九级，在数学、绘画、作文、英语等诸多科目的比赛中都获过奖。在班上，我还担任了五科的科代表，并获得了“白帮老大”的称号。“白帮老大”区别于“黑帮老大”，后者是一位成绩差、破坏力强的同学的绰号。而我，则代表了一种强大的“正面的力量”。

有时，我试做六年级的卷子，也并不感到题目有多难。

就在这个时候，几位较优秀的同学开始看不惯我了。他们开始制造一些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并轮流到老师那里打我的“小报告”。由于同学们“主流意见”的偏向，我的三门科代表职务陆续被免了。

我很痛苦，每天盼着赶紧回家，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忍不住了，在家里放声大哭。一个念头闪现了：既然这个环境容不下我，为什么不逃离这里？

跳级！“要不，就像提前上小学那样，我再次跳级，直接去上初一？”我颤抖着对父母说出了这个想法。

“女儿，你有这样的想法，妈妈很欣慰。接受挑战不是坏事。只是，你对自己有多少把握？”

一番讨论，我们拿定了跳级的主意。

小学班主任和校领导当即同意了我们的想法。他们想成全我的想法，尽管这个想法有点离奇。

高井中学也表示愿意接受我。前提是我必须以较好的成绩通过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

白天，我照常去上学，傍晚一回家，我便埋头预习、复习、做模拟题。两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一种大成长、大超越的感受。

结果，相信你已经知道了：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毕业和升学考试！

（待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