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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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人的痛哭声中，我才回过神，酸楚从嗓子眼往上冒，眼泪顿时涌了出来，父亲真的走了。

按本地习俗，人去世后每逢7天要烧纸钱祭奠。今天是父亲走后的第14天，我们站在焚烧炉边默默注视着灰烬。

“今天烧得挺好，都燃尽了。”我打破沉默。

“是啊，希望他在那边不会受苦了。”哥哥回答着。

理智告诉我，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我们此生再也见不到他了。可他又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在书桌旁、在沙发上、在车里、在病床上……

出殡的那天，送走亲友，我对呆坐在椅子上的母亲说，吃点东西吧。我不记得当时她是怎么回答的，有没有回答，腦中却想起中学时，晚自习后回到家的场景。

“爸，家里有吃的吗？”

“有啊，像你哥一样开水泡饭拌糖吃。”

“我想吃点热乎面，就是太麻烦了。”

“麻烦啥，我来弄。在家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要不怎么叫家呢？”

现在，外卖平台可以随时满足你挑剔的胃，但30年前的三线地区，物质非常匮乏，家里供养了三个大学生实属不易。他这句简单的话，就是我对“家”的理解。

灵堂撤掉后，母亲说：“门口贴的春联是不是该拿掉？家里有白事再贴着不合适。”今年的春联是我儿子写的，他在画社里颇受老师的认可。他身上是不是有爷爷的基因？或是在家的时候，得到了爷爷的熏陶？我盯着门框上层叠的胶纸，眼前出现儿时的春节。

年夜饭、包饺子、看春晚、放鞭炮、拜年是我们家春节的规定动作。平时严厉的父亲，在春节是不会责罚我们的。年夜饭上也是要喝点酒的，我也会小脸红扑扑地拿着筷子沾沾。当零点钟声响起时，父亲带着我们一起下楼，他会举着一根长长的竹竿，顶端绑着一串“大地红”，我躲在他伟岸的身影后，捂着耳朵，看他就那么举着，任凭鞭炮噼啪作响地燃放。这像是一项庄严的祈福仪式，他是责无旁贷的主角。

直到哥哥工作后，父亲对他说：“是时候教教你怎么喝酒了。”谈笑间，两人喝完了家里的储备。然后由哥哥举着竹竿下了楼。父亲在楼上微笑地看着我们，就像看着未来。

未来真到来的那天，却是孩子们各自纷飞，他也越来越老的一天——饭桌上的首位总是让给我们坐;电视的遥控器总是塞到我们手里;电脑、手机上的问题，也是低声婉转地寻求我们的帮助。父亲也到了看儿女脸色的年纪，生怕麻烦我们。可现在，我是多么希望再有这些“麻烦”啊。

父亲走的那天，他执意要求从医院回到家里。他想要拔掉身上的一根根管子，却已无力气，“呼呼呼”地喘着粗气，气管里有痰却无力咳嗽。泛黄的双眼时而张开，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

我说：“爸，我们马上就回家。”他点了一下头，又把眼睛闭上。

“用的药，记一下。”他轻轻地说。

“记这个干吗？”我不解。

“这都是知识。”作为老一代的大学生，他对知识的获取是无时不刻的。

他整理了几大本笔记，封面上工整地写着“生命倒计时”，记载了手术4年来他与肝癌的抗争。

陪父亲的最后几天，我暗暗做着心理准备。他醒着，我就和他聊聊天，回想他此生骄傲的岁月;他累了，我就握着他的手，帮他翻翻身。

回家是他最后的心愿，他看着自己一生的成就，放弃了最后的抗争。没有所谓的回光返照，没有嘱咐后事，只是平静地闭上了眼睛。我怀疑他是不是睡着了？脉搏没有了，是不是我没摸到？呼吸没有了，是不是我没听到？在亲人的痛哭声中，我才回过神，酸楚从嗓子眼往上冒，眼泪顿时涌了出来，父亲真的走了。

翁德林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