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历史题材纪录片的见证艺术：见证真实与还原历史——以《浩劫》和《1937南京记忆》为例

□ 杨椅婷

告知：历史题材纪录片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然

历史是指过去发生的事件，它与新近发生的事件除了发生时间上的区别外，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客观存在的。由于时间的线性特点，当下的人们想要了解历史是较为困难的，必须借助各种文献、书籍、照片、影像等，但这些资料都较为分散和抽象，因此将其制作成精良的纪录片来了解历史便成了一种更为集中和直观的方式，同样，历史题材纪录片也承担着告知更多人真实历史的职责与使命。

在众多的历史题材纪录片中，法国纪录片导演克劳德·朗兹曼于1985年上映的口述历史题材纪录片《浩劫》和我国在2014年播出的纪录片《1937南京记忆》虽然创作国界和表现的核心事件不同，但两者都是对重大战争中发生的大屠杀案件真相的探寻与挖掘的优秀之作，它们将众多深埋在历史尘埃中而罕为人知的真实历史以影像的艺术表现形式重现在人们眼前，承担起了“告知”的职责和使命。

使命源于需求。人们依靠自身获取的信息是有限的，因此必须借助其他途径来获取更为广泛的信息，媒介从诞生之初便具有这种功能和使命。从纸质媒体时代到如今飞速发展的新媒体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愈加多元化，人们依靠媒介获取当下信息较为便捷，因为不同的媒介每时每刻都在报道当下发生的事件，但当人们想要获取历史上曾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有关内容时，仅靠自身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搜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历时久远，除了专业从事者，人们无法一一验证信息真实度并获取更多更深入的史料和评价。于是，在获取信息的众多艺术表现手法中，历史题材纪录片以其独特的纪实性赢得了更多受众，特别是运用亲历者口述形式创作的纪录片，将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重现在人们眼前。这样的历史影像叙事策略也为人们重现了曾被时间淹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情景。

“告知”之必要性。纪录片《1937南京记忆》的执行总导演曹海滨曾在访谈中提到，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时，一度引起了西方世界的轰动。这恰恰印证了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比，西方民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远远不够，所以人们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是把真相告诉全世界。[1]如今，甚至日本一些国内的右翼势力也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一个虚构的事件，他们不敢也不愿意承认这场浩劫是本国的罪行。但迄今为止，大量的中外史实和证人证言表明，“南京大屠杀”绝非虚构的历史，它是毫无疑义的存在，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因此，将更多的真实历史告知公众是十分必要的，而被告知的目标受众也不仅仅是本国公众，一部优秀的历史题材纪录片作品不能仅将本国民众作为目标受众，还应囊括国外受众，因为每个中国人都在长期的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中对南京大屠杀事件了然于胸，但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人们对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认知较为缺乏。同理，东方国家的公众由于地域、意识形态差异以及相关教育的缺失，对于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惨案也是知之甚少，因此如《浩劫》和《1937南京记忆》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题材纪录片都在努力打破国界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壁垒，抗击顽固的狡辩者，告知人们真实的历史。

见证：历史题材纪录片使未见证者见证

大屠杀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著名见证文学作家埃利·维赛尔在《上帝的孤独》中指出，见证的必要性和意义在于无人能够替代自己作证。”[2]在人类整个发展史上，大屠杀事件灭伦悖理，这种惨绝人寰的大惨案更应该被世人见证，也更应该时刻提醒着后世之人铭记和平的来之不易。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的流逝和迫害者刻意磨灭证据，导致后人对于大屠杀的见证困难重重，甚至在一些极端分子看来大屠杀事件成了一个无证事件，见证时代也成了无证时代。在这样的危机下，拍摄记录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浩劫》和以《1937南京记忆》为代表的南京大屠杀系列纪录片的使命就是探究并克服、超越见证的危机，使未见证者见证，让否定者引咎责躬。

《浩劫》：亲历者的微观见证艺术。法国著名纪录片导演克劳德·朗兹曼的历史题材纪录片《浩劫》是一部优秀的见证艺术之作。这部沥尽心血之作，制作周期长达十余年，主要由朗兹曼在1974至1985年期间对二战时期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目击证人的访谈口述证词组成。在这部时长达9小时26分钟的纪录片中，朗兹曼访问多位纳粹大屠杀的亲历者，从受害者（幸存的犹太人）、迫害者（纳粹军官）、旁观者（波兰的非犹太人）的角度了解这场灾难，郎兹曼让他们在镜头前现场作证，并辅以纳粹集中营原址如今一片宁静和谐的空镜头，结合口述的方式重现历史。

这段历时久远并被迫害者刻意隐瞒的大屠杀想要在多年后的今天被重新见证，实际执行之困难可想而知。“这样的事件，从认知和知觉意义上看是没有证人的事件，这既是因为它事先排除了看，而且因为它事先排除了看的共同体存在的可能性，使不同的目击者之间无法相互印证，从而消除了见证共同体的任何可能性。”[3]在朗兹曼走访的这三类纳粹大屠杀的亲历者中，从严格意义上看就连一类或是一名大屠杀的真正完整见证者都没有，原因有三：其一是作为迫害者的纳粹军官刻意摧毁、掩埋有关大屠杀的种种证据，为了消灭证据，纳粹将受害者尸体挖出烧毁后倒入河中，妄想留下一座“没有证据”的“空坟”；其二是作为旁观者的波兰非犹太人虽然身处大屠杀的时代，虽然看到了与大屠杀相关的场景，但人性的自私与懦弱使得他们不敢正视、不愿发声；其三是作为深陷大屠杀迫害的受害者虽然亲身经历了大屠杀，但是当他们被推上运送至集中营的车时甚至都不知道这是一场灭顶之灾。

一部见证纪录片面对种种难以见证的困难，作为导演的朗兹曼却“死板”地没有在片中加入任何历史影像、档案素材，而是用打破沉默的方式，质疑迫害者的隐约其辞，劝导旁观者说出自己的耳闻目见，引导受害者发隐擿伏。除了由于当年的史料素材被大量销毁很难获取之外，或许在朗兹曼看来，这样的口述话语更能讨伐曾经的罪恶，观影者也能在看守者、小商贩、农场主、理发师、火车司机等人面对镜头边回忆边叙述的声音和画面中，在脑海里重建那段恐怖又耻辱的人类历史。

那么朗兹曼是如何打破沉默的呢？他在访谈过程中非常注重细节的呈现，他并不是想要呈现处于不同角度和立场的人们对于这场大屠杀的解释或是评论，而是专注于从每个被访者的视角，不断挖掘他们目击事物的具体细节。比如他不断地问：“从车站到集中营有多远？”“毒气室是什么颜色的？”诸如此类看似讨伐力度不够深刻的无关痛痒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非常具象并直击要害的关键细节话语。

朗兹曼在打破证人的沉默时其实也受到了争议，因为这场大屠杀残酷至极，所以当他提出问题并让证人不断回顾如此惨烈的过去时，确是超出了人类生理承受的极限。即使是这部纪录片的观看者都表示在长达9个多小时的放映时间里心理和生理都受到了极度的压抑和不适，就像在观看一场冗长的葬礼，所以对于曾经的亲历者而言，让他们在多年后生活看似进入正常轨道之际去回忆痛苦的大屠杀记忆，无疑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煎熬。而当朗兹曼决心将这段历史重新呈现在世人眼前时，他就已经有了更为深刻的洞解：为了使大屠杀记忆重见天日，为了使世人重新见证，朗兹曼必须放弃对沉默证人的哀怜，必须打破这份沉默并超越这份沉默，见证不可能。

《1937南京记忆》：世界范围的宏观见证艺术。南京大屠杀时至今日依旧是民族悲痛记忆的象征，八十多年来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小说、文学作品、纪录片、电影、电视剧等都将这一事件形象化地艺术再现在世人眼前。在众多的艺术体裁中，以纪录片的形式再现南京记忆是最为真实、系统和直观的，纪录片虽不及电影、电视剧等故事片的影响力之大，却因真实性而更能如实展现历史的真面目。

《1937南京记忆》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及英语、法语、西语、俄语、阿语频道先后播出，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4]从这部纪录片的标题便可看出这部纪录片是以抢救、挖掘“南京记忆”为创作母题，并通过采访五名不同国界、不同身份但是却为了向世人展现南京大屠杀这一不容否认的历史真相而努力的有志之士，如张纯如（美籍华裔作家）、比尔·古登塔格（美国导演）、松冈环（日本小学教师）等，他们不是一级见证者（即亲身经历者），而是多年后的二级见证者。每一集以讲述一位人物为主，辅以其他人物，从而形成有关大屠杀的不同维度的独特记忆。因此，相较于《浩劫》中用一级见证者即亲历者的口述来展现大屠杀记忆的微观叙事不同，《1937南京记忆》则给人一种看作是超越了普通民族记忆的世界记忆，这显然是一种宏观叙事。

《1937南京记忆》就是一个呈现不同人种、不同民族、不同国度对同一事件的精神记忆的共时态叙述。[5]因此，《1937南京记忆》的见证艺术与《浩劫》有所不同，它并不专注于对与大屠杀事件直接关联的人物的记忆挖掘，而是在此基础上放眼世界范围内这场记忆的证言。比如在第一集中讲述的是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从父母口中知道南京大屠杀这场浩劫后，便殚精竭虑地为揭露这场被部分日本右翼分子刻意隐瞒、掩盖、欺骗的大屠杀而战斗，她毅然来到中国南京采访幸存者，探究真相。在第二集中，比尔·古登塔格拍摄的纪录电影《南京》则是展现西方人眼中所看到的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城的罪恶。总体而言，《1937南京记忆》不仅展现了幸存者、受害者等的记忆，更展现了多年后的今天对于南京大屠杀这场浩劫的记录者的一系列记忆证言，从微观细节的碎片化记忆延伸至宏观的世界性系统化记忆。片中出现的多年后的记录者如张纯如、比尔·古登塔格等其实和屏幕前的观众是同等身份，都是二级见证者，关于大屠杀事件的相关痕迹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掩埋，但关于大屠杀的真相记忆却会在不同级别的见证者之间的接力中永恒地传承下去，不断被更多的人所见证，这就是见证艺术的魅力，也是纪录片赋予了见证艺术的独特魅力。讲一件与自己毫无关联的事情，当朗兹曼问理发师目击那些即将进入毒气室的同胞时是什么感受时，他神情淡然地说：“当你处在那样的环境下，你的感情早就死了。”就连回忆起在集中营见到几个以前很要好的女邻居时他也是同样无动于衷地说：“我能说什么？”然而，当谈及他的一名同为理发师的好友在进入毒气室前见到了妻子和妹妹时他瞬时沉默。这时将近5分钟的时间里，镜头专注捕捉着他的变化，并且毫无保留地播出了他的转变，他一改刚刚无动于衷的态度，眼含热泪，缓缓地说：“太可怕了……别说了……我说过，今天会是非常难熬的一天……”正是因为将这种细节毫无保留地展现给观众，才能使观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个平凡的人在面对这种劫难时的心路历程，所有的无动于衷与置身事外都不过是一层伪装，在经历了那样的浩劫之后，无人能真的无动于衷，因此这也是《浩劫》能打动观众的重要原因。

还原：历史题材纪录片还原历史的艺术手法

情景再现是当下纪录片创作中常用的表现手法，特别对于历史题材纪录片，或许是为了扩充有限的历史资料，或许是为了让观众更容易听懂故事，创作者更倾向于选择采取情景再现的方式来辅以叙事。但是在《浩劫》和《1937南京记忆》两部纪录片中，却都是通过展示大量影像史实或亲历者的文字口述，力图用朴实的方式还原这一历史，而不是为了博眼球而采用情景再现的方式。但是，由于历史已然过去，所以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纪录片更具挑战，那么《浩劫》和《1937南京记忆》在具体拍摄制作中是如何应对这种挑战的？

《1937南京记忆》呈现了非常丰富的原生态素材，甚至有些素材是首次面世，如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南京采访拍摄大屠杀幸存者的资料画面。这些原生态的一手资料使得这部纪录片更加严谨、求实、可信，成为了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存在的确证。

在纪录片《浩劫》中，由于是以采访者和被访者的细节口述为表现形式，所以也可以看成是将两者之间较为私密的对话放在镜头前，即更多使用的是采访者的主观视角，比如在二者于墓地行走时，当问及怎样在尸体中找出妻女时，一个镜头给到墓地，一方面是交代环境，另一方面是使观众的视角随着采访者的主观视角移动，给人真实连贯、置身其中的感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浩劫》之所以能够引起众多受众的强烈共鸣，是因为它留下了被访者最真实的反应。比如在一个片段中，采访者正在采访一名曾经为那些即将进入集中营毒气室的受害者们剪头发的理发师时，起初自如讲述的好像是在

结语

总体而言，《浩劫》和《1937南京记忆》这两部纪录片都是在挖掘“记忆”：前者是在挖掘与纳粹大屠杀相关的亲历者的记忆，那些亲历者的口述给人深入骨髓的寒冷；后者是在挖掘不同国界、不同身份的有志之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一种超越了普通民族记忆的世界记忆的挖掘。

没有哪部纪录片能完整详尽地记录一件事、一个人或物，记录是一件永恒的艺术，想要最大限度做到完整详尽是很有难度的。即使纪录片的生命即为真实，但它永远只能无限接近真实而不能等同于真实，它也只是一种比其他艺术形式更接近真实的体裁，未来也还会出现众多优秀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因为事物是在永恒发展变化的，因此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历史需要书写。这些纪录片会带领人们穿越时间，走进尘封在历史长河的岁月，而那些岁月足够震撼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