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8
□ 胡明
2018年,《大象席地而坐》斩获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长片,2020年又斩获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华语电影。这部电影以漫长的叙事代替叙事技巧,将镜头长时间地对着剧中的人物,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将每个人的犹豫、迟疑、彷徨与每个家庭的压抑完完整整地展现出来。这部影片的思想交流是观念上的交流,它体现了几个不同年龄段男女的思维差异,放大了人们彼此的不了解、彼此的误解、人与人的依赖感以及人与外在事物的疏离感。
这部电影讲述了四个主人公荒诞的生活,而其中的空间结构却也是叙事的一部分。电影叙事作为一种以电影语言为表达工具的叙事活动,影像产生过程本身就天然包含了一定的容纳行动的空间环境。在电影的叙事构成中,空间叙事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影片中大量的表意功能都需要借助空间手段来实现。因此,很多人将电影画面称为“完美的空间能指”。[1]
家庭:悲凉存在的本质。影片中韦布的第一次出场是在他的家里,且是伴随着父亲的辱骂声走出自己的卧室,坐在餐桌前。在呈现这一故事情节时,导演并没有将镜头来回切换,而是一直用中近景的拍摄方式,将韦布一家人的生活状态展现出来。父亲辱骂的原因是因为没关窗户,楼下垃圾的味道飘了上来。在饭桌上,父亲说了这么一段话:“哪都没有你房间里臭,地上的垃圾桶也没有你房间里臭。”说罢便将酒瓶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韦布的家并不大,可以说是非常狭窄,没有一丝安静祥和的气氛,有的只是相互指责、相互嫌弃。而后他的父母提起了捡到购物卡的事情,并且一口咬定是韦布将购物卡偷走然后拿去卖了,却被韦布一口否认。父亲咄咄逼人,母亲却一言不发,在这个本该是和和气气的家庭空间里却充斥着陌生与悲凉。
王金的住所是女儿女婿家的阳台。影片中王金第一次出场时,女婿正在讲着学区房的概念并且有将王金送进养老院的打算。女婿与王金交谈时,女儿则在屋里一言不发。场景中的王金与女婿隔着一道门,据此可以明了,王金此刻正是在他的“卧室”。面对女婿的陈述利害关系,王金若有所思但却一直没有开口。在交谈完之后,王金拿着碗去了厨房,脸上丝毫没有笑容。不大的屋子里不仅有四个人存在,还有他们的厌恶与无奈。而王金的卧室在阳台,质朴而又简陋,但也算个栖身之所。
在这两个家庭之外还有黄玲的家庭。黄玲的家庭同样没有温暖的阳光,在她的眼中母亲是最恶毒、最自私的女人,只要有母亲在她就不想回家。母亲用着最恶毒和最下流的话骂着黄玲和自己,并且享受着黄玲的劳动。而黄玲一边要打理她们母女的生活,一边要接受母亲的侮辱。空间的挤压和压抑的气氛在黄玲与母亲之间充斥,而悲凉与虚无也是黄玲在家的生活状态。
影片虽然没有将于城的家庭展现出来,但他的出场已经暗示了他的成长环境同样悲凉。胡波导演将四个人物的线索穿插起来,将韦布、王金、黄玲三人的家庭空间参与叙事,为以后他们路径的交叉做出了引导。
学校:虚无生活的催化剂。学校,本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学生也应该是朝气蓬勃,充满着青春气息,然而影片中的学校,却是层层矛盾的发生点。第一次出现学校,是于城的弟弟于帅一口咬定韦布的朋友偷了他的手机,这时候并没有学校的全景,有的只有教学楼里的走廊,而这个走廊也是韦布与于城交集的开始。接着韦布去找了副主任赔桌子钱,而副主任则表示学校即将要合并,学生该去哪去哪,而自己将有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而当韦布回到教室上课时,教室里光线昏暗,唯一明亮的地方就是教室的窗户,同学们也肆无忌惮地开起韦布的玩笑。于城的弟弟于帅出事也是在学校里,黄玲与副主任有私情根源也是在学校,包括于城来学校给弟弟于帅讨说法。
由此可以看出,这几个主人公的生长环境与学习环境无疑都是荒诞而又令人唏嘘的,而导演也是选取了家与学校的场景,将原生态的空间造型与自然影像结合在一起,利用空间意象进行电影叙事。从“记录”到“写实”再到“想象”这种空间建构,即呈现出生存空间特征,又将这些空间变成人物发生矛盾的戏剧化场所。[2]因此,在空间叙事方面,导演胡波将人物经历与探究人存在的本质这一命题结合起来,构建出了一种虚无的生存状态。
麦茨在1977年发表了新作《想象的能指》,对第二电影符号学进行了补充,并且借助精神分析学“探索了符号学提出的一系列范畴,如能指、所指、聚合、组合、外延、内涵、隐喻、换喻、文本系统等”。[3]符号学中的能指是指通过自身感官所把握的电影中的形式,所指是指对使用者使用的符号可以形成一定的简介与心理概念。导演胡波在电影《大象席地而坐》中也使用了物象符号,通过这些物象符号来推进故事发展与人物内心状态的变化。
武器。这部影片中的武器有球杆和枪,球杆代表着韦布人生的流转。几个主角所处的城市是标准的小城市,人际关系简单而又复杂。在韦布将于城的弟弟于帅失手打伤后,他便拿着球杆到处流浪,而于城找韦布的线索也是这根球杆,这时候这根球杆代表的是韦布与于城之间交集的纽带,也可以说韦布即球杆,所以这一阶段的能指与所指就建立起来了。在韦布的流浪途中,因为管闲事也碰上了爱管闲事的王金,用这根球杆换了些钱,而后于城碰见王金让他说出韦布的下落,王金为了义气并没有说出韦布的下落,反倒将这件事扛了下来,这是一种无条件信任。而韦布为什么会逃,原因就是为自己的好朋友黎凯出头,失手将于帅重伤,这才带着这根球杆开始了流浪生活。由此看来,不论是韦布是王金,只要手上持有这根球杆,都有着对朋友的“义气”,而球杆在电影中除了流转几位主要人物的精神世界,还代表了“义”,即将球杆变成了有着侠义之气的“剑”,但这种“义”并没有将年龄分开,而球杆在影片中的所指就是朋友间的“义气”。
球杆的出现代表着高品质,而具有杀伤力的真正武器却在电影中失去了威力。电影中的枪是出现在黎凯手中的,可即使他带着枪也没有人畏惧他。这把枪在他手中和韦布的武器擀面杖并没有什么两样,同样在校内校外都没有派上用场。可他的枪走火之后,黎凯便获得了主动权,并且有着这么几句台词:“你看,他们都怕我。”“是啊,他们都怕你。”这两句话看似平常,在电影中却有着十足的讽刺意味。此时的黎凯在精神上有着非常大的满足,而此时枪在影片中的所指,就是黎凯胆小、荒诞的人物形象。
狗。影片中王金与韦布这两个人物的交集就是狗,而最开始出现狗是王金以养老院不让养狗为由拒绝去养老院,这时的王金试图用养老院不让养狗这个借口维持这段表面的家庭关系。因此,狗在影片中的所指就是王金的家庭关系。除了王金家,黄玲家楼下也有一条大狗,黄玲从它旁边经过的时候,都是拿着棒球棒来自卫。之后,电影中也出现了狗咬死狗这个情节,没有了狗王金就没有了逃避去养老院的理由,而他倘若去了养老院,他以及他苦苦维持的家庭关系也会不复存在。黄玲楼下的狗,让黄玲拿着棒球棒自卫,而后黄玲在副主任以及他老婆来家中无理取闹中拿着这把武器将副主任两口子击倒。因此,黄玲楼下的这只狗在影片中的能指和所指是黄玲爆发的催化剂。除此之外,导演还通过这两只狗将几个主要人物交汇在一起,推进着故事的发展。
台词。作为一部长达四个小时的电影,影片中的台词少之又少,每一句台词都值得细细打磨。比如于城与他追求的女孩的对话:“你为什么会做这种事?”“因为你不见我。”这种戏剧性的对话显得荒诞而又可笑。从他和女孩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为什么不被女生所接受,而女生面对这种荒诞的结论也显得十分平静。于城总是坚持结果归因论,为什么女生不能和他在一起?为什么自己弟弟会被打伤?为什么自己的朋友会跳楼?这些问题他都不理解,而这些荒诞的提问也表示着于城这一角色的荒诞。在电影中,他无欲无求,自由散漫,不明白生存的意义,也不明白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方法。而这些不明白,对于他完成成长与改变也同样起着推动作用。
电影符号学认为电影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艺术家重新建构的具有约定性的符号系统。[4]因此,这部电影的物象符号既参与了叙事,也参与了人物的成长与转变。
感物创造艺术意象具有独特的美学机制,感物兴情是受外物的感发产生情感,而由于感发方式不同,意象的创造也有差别。在感物兴情方式中,自然与社会现实之物既可能成为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意象,也可能完成感发任务之后便立即隐退;虚幻之物是现实的虚化,与现实之物的审美功能没有什么差异。托物寓情是先有情,然后再按照情感的特征去寻求与其相适应的寄寓之物,凡是寄寓之物都能成为文学艺术作品的意象。[5]而《大象席地而坐》中的核心意象,便是从未出现过的满洲里“端坐着的大象”。
在主角生活的城市里,流传着关于“满洲里有一只一直端坐着的大象”的传说,而这个传说吸引着影片中的四个人物,并随着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对满洲里的这只大象产生了向往,而这只大象也被反复提及。大象第一次出现则出自于城,而当于城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正在和朋友的妻子偷情,当事情败露他却不理解为什么朋友会跳楼。韦布因为家庭和学校对自己的双重否定以及友人的背叛才有了去满洲里的念头。黄玲一边忍受着母亲用最肮脏的话语骂她,一边和学校副主任保持不正当的关系,最后她和副主任的行为被公之于众,也踏上了去满洲里看大象的路程。王金因为学区房要被自己的女儿女婿送去养老院,可当他去养老院查看之后,便想带着外孙女去他当兵的地方满洲里看看。总之,因为各自发生了无法接受的事情,他们都选择了去满洲里看大象。
对于他们来说,满洲里是他们莫名的方向,有席地而坐的大象,没有现实的虚妄,更没有生活的压抑与荒凉,他们想让自己一直紧绷的情绪放松下来。电影中的人物都有着相似的痛苦,但他们都是现实中的小人物,经过一系列痛苦的事情后,他们想从绝望中找寻希望,而“满洲里的大象”就是他们的希望。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以为的希望,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就像他们不被重视一样,“满洲里的大象”也只有他们在失意的时候才会被提及。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大象是一种群居动物,他们以群体的方式生存着,满洲里的那头大象却端坐着,在一个笼子里被囚禁而且形单影只。而作为几个主人公的理想国满洲里却囚禁着一只群体生存的大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导演的隐喻是多么荒诞。就像影片开头于城说的:“满洲里动物园有一只大象,它整天就坐在那,也有可能是它喜欢坐在那,然后好多人就过去抱着栏杆看,它也不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大象一直坐在那,但他没有说是为什么坐在那,而大象一直端坐着却是个十分反常的现象,或许无所适从只能用这种方式生存,又或者是同四个主人公一样,生活在一个悲凉荒诞的环境,所以才有大象一直端坐着这样的流传。即使这样,满洲里的大象依然是他们的救赎,是他们解救眼下困顿生活的一剂良药,也是他们对生活的抗争,而满洲里则是他们心中的世外桃源,是他们生活下去的希望。
这部影片看似是讲了四个主人公荒诞而又平常的故事,但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都会对现在所生活的状态做出质疑与抗争,找寻某个出口对自己进行救赎,为自己找寻在困顿中的希望。而在影片最后,他们有没有去满洲里看那一只席地而坐的大象,因为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他们有与困顿生活抗争的意愿与勇气并且愿意去救赎,这就已经是在黑暗中寻找到了光亮。
电影《大象席地而坐》犹如导演作出的一首具有生命与现实意义的诗歌,在这首诗歌中,既有导演对生存状态的展现和揭露,又有主人公对生命本真的展示与理解。导演通过这部电影将现实生活中的底层人物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顿以及面对困顿时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通过影像的方式传达给观众,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惊喜与迷茫以及微妙的情感以及变化历程通过意象的方式传达出来。他关切现实生活中底层边缘人物的生命,凸显出对边缘人物的生存的关注与反思。[6]“理解或领悟应被视为人类生存状态的基本特点。”[7]因而这部影片中所暗含的隐喻,正是现实生活中不易被发现的细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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