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8
□ 王嘉晖
扶贫题材电视剧(以下简称“扶贫剧”)承担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肩负时代命题的扶贫剧通常从全知视角进行宏大叙事,囿于刻板说教。悬浮的剧情、说教意味浓烈的主旨阐述、人物形象的脸谱化塑造,是导致扶贫剧难“破圈”无法吸引年轻观众的主要原因。相较其他同类作品,《山海情》从乡土出发以家国情怀为核心命题,少了悬浮的剧情和脸谱化的人物,多了一份生活的质感。本文将从选题、主题、人物塑造三个方面,分析《山海情》的艺术呈现方式。
我国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洪深先生曾言:“凡一切有价值的戏剧,都是富于时代性的。换言之,戏剧必须是一个时代的结晶,为一个时代的情形环境所造成,是专为了这个时代说话,也就是这个时代隐隐的一个小影。”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媒介反映,电视剧承载着传递时代声音,诠释时代主题的重要使命。《山海情》的创作团队采用以小见大的方式从诸多扶贫案例中选取宁夏涌泉村这一个“小影”,其展现的条件之艰苦、扶贫工作之难、扶贫干部之用心并不囿于闽宁镇的扶贫工作,而是展现了这一时代人民生活的面貌,赞扬了那些为扶贫工作奉献自我的人们。
《山海情》怎样体现时代性?该剧以真实扶贫案例为蓝本,以现实主义创作观为核心,为观众展现了“早上煮洋芋,中午蒸洋芋,晚上烤洋芋”的贫困山村,展现了吊庄移民的艰苦生活,同时也展现了扶贫的成果。所谓现实主义电视剧,即“此类电视剧描摹人生百态与时代氛围,在丰富的现实社会背景中映现出普通人的生命状态与精神境界,从而折射了当代中国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透露出创作者对于人生、社会的深层思考。”现实主义的创作观不等同于现实题材,现实主义的创作不一定要讲述当代的故事,“却同样可以体现现实主义的辽阔视野和深刻洞察,其精神风貌是能够用来照拂当代的。”《山海情》取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宁夏南部山区搬迁银川市近郊,宁夏与福建对口帮扶的真实扶贫事件。该剧以人为核心通过马家三代人守山、出山又入山的叙事线索,连接起了一个又一个社会转型期的核心命题。大家长马喊水代表着看守祖业、不愿离开故土的老一辈人,他们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即使物质条件匮乏却依旧不愿抛弃故土;马得福与马得宝兄弟代表着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寻求出路、敢于闯荡与拼搏的人们,他们不愿意困于乡野,渴望通过劳动获得更好的生活;马得花则代表着新时代下的一批人,国家与人民不仅注重物质生活也同样重视精神生活与大自然的环境保护。
总而言之,《山海情》以真实事件为基础,实地搭景、种蘑菇、演员以方言形式演绎等,都展示了创作者力求真实,力求带给观众最佳的审美体验。同时,创作者也践行了现实主义创作观,以马家三代人的命运和选择与国家政策、社会变迁相联结,用“过去”的故事照拂当代,用“现在”的成果热切地迎接“未来”。
“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山海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山海情》的乡土性体现在了方方面面,如该剧的核心冲突在于村民们必须在迁移与致富之间做出选择,“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以李老太爷为首的一众村民全部反对集体搬迁,其背后展现的正是这种“生于斯,死于斯”的世代定居常态。又如该剧中的权力结构,从李老太爷到前任支书李运胜,再到现任代理支书马喊水,这是乡土社会中非常明显的社会继替。所谓社会继替,即“社会成员新陈代谢的过程。”这种社会继替是指“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也就是说从李老太爷到李运胜到马喊水,涌泉村的权力结构只是正常的在乡土社会范围之内的人员变动与权力机构变动,而马得福的出现则意味着社会变迁,即“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马得福与张树成成为了国家政策与社会变迁的代言人,所代表的社会变迁最终指向正是由理性支配的现代社会。
如果说涌泉村的整体搬迁描绘了我国由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向过程,迁移与致富之间的冲突展现了村民们浓厚的乡土情结,那么以马得福与张树成为代表的扶贫干部则展现了以集体利益为先的家国情怀。所谓“家”与“国”的关系,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新时代下的家国情怀是每一位中国人所追求的,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中国梦。在剧作中,不论从涌泉村“走出去”,甘愿留在戈壁滩开荒的马得福,还是最终在扶贫一线去世的扶贫干部张树成,他们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着对那片土地与祖国的爱。
由乡土情结到家国情怀,《山海情》描绘的是我国某一时代的乡土风貌,再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在对整个社会进行细致描绘的同时,该剧还塑造与赞扬了那些心系国家、甘于奉献、具有家国情怀的人民,通过对这一批人的刻画将乡土情结逐渐升华为更加宽广博大的家国情怀。
作为影视剧创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创作者通过对生活的观察、思考与感悟,将头脑中的审美意象物化为具体可感的人物形象呈献给观众。一个丰富饱满、贴近现实的人物形象能够给观众以亲切感引起共鸣,近年来扶贫题材电视剧在人物塑造上存在“脸谱化”、女性形象缺位的问题。主要人物通常为第一书记、下乡干部、本村干部、当地村民,故事情节往往是扶贫干部在本村干部的协助下,通过不懈的努力劝说不配合的村民最终脱贫致富。套路化的故事编排之下,人物塑造不可避免地出现单一化的问题。
《山海情》从小人物入手展示了小人物在两难选择面前的挣扎与动摇,赞扬了一个个为家与国贡献自己力量的人们。“人物真相只能通过两难选择来表达。这个人在压力之下如何选择行动,表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压力愈大,其选择愈能更加深刻而真实地揭示其性格真相。”马得福需要在巴结领导升官与脚踏实地为百姓谋福利之间作出选择;李水花要在一走了之逃婚与顺从父命、稀里糊涂嫁人之间选择;白麦苗要在等待爱人与发展事业之间抉择。每个人物的每一次抉择都在更深一层地揭示人物真相,为观众展现该人物独一无二的性格特点。
相比其他同类作品,《山海情》中的女性角色塑造得非常出彩。法国著名戏剧理论家狄德罗曾说:“人物的性格要根据他们的处境来决定。”李水花无疑是剧中最亮眼的女性角色,在第一集中,一场逃婚戏便把她的性格体现得淋漓尽致。她在出嫁当天不声不响地逃婚,偶然得知父亲被男方亲戚打伤便又回到了家中选择出嫁。在一逃一回的选择间,可以看出李水花坚韧果敢、善良重情,但真正让李水花显得生机勃勃给观众以亲切感的是欲望。罗伯特·麦基说“人物真相的关键是欲望。”李水花逃婚的行为展现的正是她的欲望,李水花的欲望借由女儿之口唱出的一首《眼泪花儿把心淹了》被推向了最高点。
总而言之,《山海情》作为一部扶贫题材电视剧,取材真实扶贫事件,遵循现实主义创作观,通过多元化的人物塑造,为观众讲述了一个真实且饱含情感与情怀的扶贫、脱贫故事,赞扬了在某一社会转型期不懈努力、艰苦奋斗的人们。同时,《山海情》的成功经验也是扶贫题材电视剧一次成功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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