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视域下分析解读电影《我的姐姐》中的人物形象

□ 叶子贤 陈依帆

电影《我的姐姐》是一部由殷若昕执导、游晓颖编剧的电影，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生长是该片的一个潜在结构。整部电影是以姐姐的视角展开的，影片中的女性角色占主要地位，展现当下复杂的社会语境中现代女性在面对的种种不公现象下的挣扎与抵抗。影片通过展现真实的女性生存困境、情感体验与精神世界，塑造出安然这个追求自我独立与价值女性形象。

影片《我的姐姐》女性形象分析

女性意识觉醒与生长的女性形象——安然。女性意识是指“女性对自我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影片中安然在一所医院做实习护士，倔强且独立的她不想安于现状，想跳出舒适圈独当一面完成多年以前的梦想，一场无法预料的车祸打乱了安然计划且憧憬的未来。在二胎还没有放开的年代，为了再要一个男孩，爸妈让安然假装残疾人，不能穿漂亮的裙子，不能露出双腿，让年幼的安然按照他们既定的要求生活，偷偷填改志愿毁掉女儿的梦想，全然不顾安然的感受，没有营造出一个健康良好的家庭环境。写着自己名字的房产证原本是父母准备留给弟弟的财产，“姐姐”这两个字对于安然来说不仅意味着责任更意味着不公与束缚，她想逃离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原生家庭，但这场意外让一个独立自在的人生再次被截断。面对残破不堪的家庭和学业事业的关键节点，无论最后选择放弃未来还是放弃弟弟都必然引起争议，如何抉择是她的人物困境，这也是现实生活中众多女性面临抉择时的共通问题。就像导演殷若昕说：“安然是一个强者，她不可能像姑妈那样走老路，因为已经是新的了，不再在一个套子里了。”

逐渐觉醒的女性形象——安然姑妈。自我牺牲、委曲求全的姑妈是多数出生在传统守旧的家庭秩序与社会转型的新时代中被压榨的女性形象的缩影与镜像。姑妈是在“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糟粕封建思想家庭中成长的，她被规训成一个以弟弟为中心、自我牺牲、无私奉献的女性。姑妈是传统守旧思想的受害者同时也是重男轻女的帮凶，一开始她用自己作为一个“姐姐”的阅历来规训安然，但影片中姑妈念俄语、边哭边锤昏迷不醒的丈夫众多细节不难看出姑妈是不希望安然走她的老路的，因为年轻时的自己也曾经历过个人追求与家庭责任间的抉择。被困囿在家庭生活关系中逐渐觉醒的姑妈开始试着理解安然，尝试对传统角色与身份进行突围与反叛。

影片中男性角色的相对“弱化”

电影《我的姐姐》同很多女性题材电影一样，呈现出了一种“反性别式”构建——男性角色无能，女性角色独立自我的形象特点。男性形象的弱化、丑化或缺席来反衬女性更是对男性形象的镜像反观，折射了新世纪进程中关于话语中心和主体意识表现的微妙转化。影片中安然悲剧的产生也绕不开重男亲女思想严重的爸爸、偷窥自己洗澡的姑父、安于现状的“妈宝男”——安然男朋友以及离异多年游手好闲的舅舅。虽然片中刻画安然父亲的镜头不多，但不难看出安然父亲严重的“重男轻女”观念和对亲生女儿不闻不问丝毫不负责，逃避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和义务。安然童年寄宿在姑姑家不仅遭受到姑姑儿子的暴力，洗澡也被姑父偷窥。家庭殷实的“妈宝男”安然男朋友对于安然想要考研去北京的远大抱负不以为然。相较于影片中的女性角色，男性角色基本被导演编剧“弱化”处理了，从侧面强化了影片的女性色彩，把个人与家庭社会中的“角色冲突”再现荧幕。

现当代女性在面临困境与现状的反思

女性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冲突”。婚姻家庭是一个社会中最基本的单位，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女性在个人追求与家庭生活选择之间的矛盾也是女性永恒的难题。女性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家庭生活中都集多重角色于一身，当个人精力有限事业与家庭发生矛盾时就会顾此失彼。人们不断用温柔、细腻、需要保护等字眼来定义女性，认为女性是容易满足的没有远大理想和抱负，在困境中的女性试图对传统观念和身份进行逆反与突围时，很容易困囿在“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这些传统守旧的思想观念中。国家“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很多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在男女孩抚养教育问题上便不会采取同等的取舍，同时又受到“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众多观念的影响，选择仍然取决于性别。特别是在农村，当很多家庭的经济条件只能供养一个孩子读书上学时会优先考虑男孩，女孩只能辍学在家干农活、帮忙照顾弟弟，女孩子依旧会处在“第二性”的位置。在家庭生活中，女性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牺牲者的角色，为了家庭和谐、丈夫的仕途还有年迈需要照顾的老人而自我牺牲，放弃事业、爱好甚至失去自我，却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这牺牲背后女性的付出与精神境遇。女性不应该丧失自身独有的优势，准确进行自我定位与肯定，充分发挥女性在家庭生活、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是对女性家庭地位的肯定，对女性社会价值的深入挖掘。

更新传统观念，增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具体来说，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能够自觉清醒地意识到独有的特质优势，并发挥女性的主动意识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减少依赖心理，确立独立自主的精神，实现“去遮蔽”发展，实现自我价值。女性主体意识将“人”和“女人”统一起来，体现着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的价值追求。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男女双方取长补短，通力合作，任何一方的发展都不应该以另一方利益的牺牲为前提，女性更应该从自身出发，更新自我认知与文化观念，提高个人意识，主动出击清除封建观念、礼教对自身思想观念、行为的束缚，与一切糟粕的、不利于女性发展的思想作斗争，打破用男性标准要求女性对女性造成的戕害，不抬高自己也不贬低自己。

结束语

近年国内很多女性题材的影视剧，例如《嘉年华》《送我上青云》等开始用女性特有的看待事物的方式来思考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为整个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视角。电影《我的姐姐》中安然也是现当代追求独立自主女性在遭遇抉择与困境时的缩影，从导演到编剧再到演员均为女性，这也是女性视阈下非常独特的思考与表达。但影片结尾收养家庭让安然签订和弟弟永不见面的协议时，安然放下笔带着弟弟逃离了寄养家庭，跑到天桥上在大雨中踢球，弟弟喊了一声“姐姐”，安然绷不住抽泣，这时的画面处理和色彩也相当明亮。这种含糊且草率的结局使得影片虽然揭破了困境与矛盾却没有很好的落幕，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一笔带过了，表面上看女主自我安慰似乎与自己内心达成了某种和解，实则是女主被流放在对女性世俗的羁绊与道德绑架的窘境当中了。但正是这种带有倾斜性的立场和开放式的结局使观众一开始掉进了导演和编剧设置的每一个“牢笼”里，在牢笼中观众认为女主会涅槃重生，但电影要做的是展露出现象与问题而不是为女性提供出一条解决问题之道。导演用真实的镜头语言将女性在面临“角色冲突”与自我定位间的矛盾放大，让更多观众去思考女性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中的困境与现状，以启示女性回归本真的生活状态并找到真正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