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话语到媒介话语：“中国梦”影像宣传话语研究现状

□宋丽丽

从政治话语到媒介话语：“中国梦”影像宣传话语研究现状

□宋丽丽

从2012年***总书记在国家政治层面提出“中国梦”的伟大构想，到2015年的媒体影像实践，“中国梦”的话语形态已经从政治话语慢慢演变成媒介话语甚至民间话语热议的话题。影像宣传话语的研究不仅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未来媒介实践的指导意义，以“中国梦”的影像实践为范例开展影像宣传话语转型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影像认同宣传话语中国梦

当今世界，在全球化交流频繁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如何保持国家的稳定性和独特性，如何与其他国家和平发展，如何培养国民对自己国家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这是摆在所有国家面前的一道难题。***总书记“中国梦”的提出，能够较好起到凝聚民族意识、实现文化认同的作用，如何做好“中国梦”的宣传，需要媒体的探索。而关于“中国梦”宣传的研究，则对媒体的宣传话语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中国梦”影像宣传研究是重构中国形象的话语策略

2012年11月，***总书记在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郑重宣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首次有力倡言，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此后，他多次深情阐述“中国梦”，指出“中国梦”的内涵、正确方向、实现路径和依靠力量。事实上，这并不是我国国家领导人针对国家发展和民族认同的首次表达与政治层面的设计，却是第一次以“梦想”这样一个带有极强的普世性和沟通性的词汇来进行 “看不见的”宣传与主张，并且着力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而非单纯的政治和经济建设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焕发了前所未有的青春与活力，经济发展速度可以赶超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国作为政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也越来越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水平的标准不仅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要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Soft Power）。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也暴露出相对严重的社会问题。分配不公、民生短板、传统文化保护不足、中西文化逆差，以及西方对中国形象的歪解和误读等等，都提醒着我们：宣传所达到的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性和认同性在当今中国依然严峻，甚至直接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因此，如何理解宣传在当代环境中的话语形态？如何将宣传与文化传播联系起来？影像语言在宣传技巧方面能够发挥什么作用？这都需要从影像宣传的视角中需要找寻的答案。

“中国梦”就是在试图解决以上问题的过程中梳理出的关键词，它是中华民族实现“两个百年”强国梦的核心概念，是当下和未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发展的理论指导，是新闻传播领域宣传的重点和指导方向，是华语媒体建立国际沟通与对话、表达中国发展理念的“口号”，更是鼓舞中国百姓勤劳致富、寻找精神信仰的生动的“代名词”。

议程设置背景下的“中国梦”影像研究

2012年***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理论构想后，特别是经过了2013年“两会”的详细阐述后，“中国梦”的内涵、实现路径、依靠力量等问题都得到了丰富和完善，同时中宣部、文化部等各部委也开展了大量的“中国梦”主题的影像征集和展映活动。在这种议程设置的背景下，学者们对“中国梦”的影像研究基本呈现下列观点：

第一，主动以“中国梦”主题设置统领电影、电视剧和纪录片产业的发展。很多文章都阐述了中国电影、电视剧以及纪录片与“中国梦”的关系，以及在此视域下中国影像产业格局和总体发展策略。

在电影领域，周星的《如何实现国家电影的“中国梦”》（《社会科学报》，2013/10/24）提出，“电影是造梦的中介”“国家倡导“中国梦”的号召，猛然将需要超越现实指向理想的国家发展梦幻，和电影这一从来就是人心梦幻的媒介最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黄式宪在《电影中国梦：让世界目光转向东方》（《光明日报》，2013/06/05）进一步指出了中国电影产业格局的“三多三少”问题，即“生产的影片数量多，实现出口的少；参加公益性对外交流的影片多，实现商业性海外销售的少；国产片在海外艺术院线发行和华语电视频道播出的多，进入外国商业院线和主流电视频道的少”，那么“中国梦”就是牵动产业格局变化的有效动力。除了期刊文章外，关于“中国梦”与中国电影的学术会议的议题也基本设置在如何以“中国梦”作为文化牵动力，引领影像作品创作格局的改变。比较有代表性的会议有：2013年5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电影‘中国梦’完满实现路径与方向”专家研讨会，2014年2月1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梦与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讨论会。

在电视剧领域，吕鹏在 《中国梦、电视剧与表征》中（《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6期）指出中国电视剧中的表征存在于四个方面：“城乡问题”“球土问题”“性属问题”“阶层问题”，而这些表征都与中国梦的理论内涵不谋而合。张书端在 《新世纪以来国产电视剧中中国梦的多重维度》（《声屏世界》，2013第 9期）中细致描摹了历史剧的“富强中国梦”、革命剧中的“红色中国梦、现代剧中的“小康中国梦”等。李京盛在《电视剧书写中国梦》（《人民日报》，2014/ 01/02）中更是将这种创作倾向上升到理论层面，提出“当前的电视剧创作生产还必须进一步加强思想文化含量。实现“中国梦”，不仅要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也要增强中国人的精神实力”。

在纪录片领域，高长力的《推动“中国梦”题材纪录片创作与播出》（《中国电视》，2014年第3期）、肖永根与刘学波的 《共筑中国梦媒体的责任不止于诠释———湖南卫视十八大精神宣传之特色》（《新闻战线》2013年第6期）、肖党荣的 《中国纪录片产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年第11期）等文章在分析了纪录片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境后，提出了纪录片产业发展的策略，即“以中国梦主题统领纪录片创作……2013年总局规划的第一批‘中国梦’主题纪录片重点项目对于各类题材的创作和引领起到重要作用，今后，现有的国家纪录片年度扶持项目资金为1000万元，应当逐步大幅度增加，用于推动重点题材精品创作和人才培养。一方面要动员广大纪录片工作者自觉地围绕中国梦开展创作，另一方面政府也要考虑中国梦主题纪录片创作扶持工作长效化、日常化，建立扶持机制，解决引导资金”。而且很多研究者本身就是纪录片产业管理的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因此他们的研究更侧重于纪录片题材规划的政策层面。

第二，既有的影像作品中是如何与“中国梦”主题产生联系的。这部分文章多是用“中国梦”的理论横切面作为尺子，去找寻既有的国产电影、电视剧和纪录片中有关于“中国元素”“中国梦想”“中国形象”的话语表达的。因此这些文章多偏重于影像文本的具体分析。

电影领域中，艾青在《中国早期电影人的“美国经验”与“中国梦”———洪深、张瑜、张俊祥的跨文化电影创作实践论》（《上海大学学报》，2013年第11期）中分析了中国早期电影是如何构建“中国梦”和“中国形象”。而对于如何描述中国故事和凸显“中国梦”的，电影《中国合伙人》被讨论和分析得最多，比如，胡青与魏宝涛的《从意识形态传播的角度看电影〈中国合伙人〉对“中国梦”的建构》（《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4期）、张祖群的《电影“中国梦”的励志性书写：以〈中国合伙人〉为例》（《电影评介》，2013年第9期）等。除此之外，也有部分文章是通过对声音与画面等影视元素的视觉形象分析，来考察“中国梦”思想的彰显，这类文章比较少，目前能看到的只有吴春集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中国主流价值在商业电影中的传播方法研究》（《新闻大学》，2014年第5期）。而事实上，这类文章更强调影像作品中“中国梦”的微观层面表达技巧，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电视剧领域中，《小麦进城》成为很多学者研究电视剧建构“中国梦”的文本案例。如姚远的《我的中国梦———电视剧〈小麦进城〉导演阐述》（《中国电视》，2013年第12期）和倪学礼的 《一个女人的奋斗编织出普通人的中国梦———电视剧〈小麦进城〉创作谈》（《当代电视》，2013年第1期）均是从导演手记的创作动机，以内部窥视的研究视角来看待电视剧建构“中国梦”的影像实践，并且将“中国梦”的研究放诸到普通中国人梦想的实现上。

纪录片领域中，对具体影像文本的研究是伴随着纪录片影像实践而逐步展开的。早期阶段“中国梦”主题纪录片还未出现，因此基本以“中国梦”的内涵为标准对既有影像进行主观建构，如单万里的《倾注中华情 打造中国梦———简评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故事〉》（《电视研究》，2009年第3期）、蔡毓彬的《论中外文化碰撞下“中国梦”的传承与流变———以纪录片〈寻找他乡的故事〉为例》（《金田》，2014年第1期）、马春梅的《从系列微纪录片〈中国梦365个故事〉看主旋律宣传的“共鸣策略”运用》（《新闻传播》，2014年第6期）等。而随着政论片《百年潮中国梦》和“中国梦”主题纪录片的征集和展映，对这些影像文本的研究则呈现百花齐放的研究格局。

第三，通过中西影像实践的对比，来分析“中国梦”的理论内涵。王新霞、曹玲的《中国梦和美国梦对比分析———以电影〈惊天动地〉和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为例》（《电影评介》，2013年第10期）通过两部电影的横向比较，来对电影中的“中国梦”和“美国梦”表达策略进行比较。

通过以上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梦”的确是当前的学术热词，但这些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政治理论领域，而在文化传播领域尤其是新闻传播领域成果较少，并且还存在以下几个缺陷和不足：首先，在大众媒体进行的对“中国梦”理论的相关报道中，文字报道的效果分析得多，而对影像报道的叙事和符号编码分析的少；影像作品中，对电影作品分析得多，对纪录片等非虚构作品分析得少；而且对纪录片作品的分析基本上停留在宏观理论层面和微观具体影片的文本分析，很少从中观的宣传话语的形成与转变等问题来表述。其次，对电影中建构中国形象和“中国梦”的作品分析，基本上集中在上世纪 90年代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的早期电影，而对近五年的电影以“中国梦”为主题进行的系统性分析少。第三，对传统媒体（电影、电视）的影像作品分析得多，而对新媒体中的相关影像作品分析得少。最后，所有有关于“中国梦”的影像塑造的研究中，散碎的期刊文章较多，而系统性的硕博论文少，文章多集中于一点来论述，几乎很少有全面的、系统性的有一定理论厚度的分析。同时，定性研究的多，而定量研究少。

重构中国影像宣传话语研究的三个领域

在“中国梦”的宣传和表达在媒体呈现过程中，媒体报道的符号组合、内涵架构、意义赋予都为受众关于“中国梦”的认知、认同与践行提供了范式。而通过对大众媒体报道中媒体符号运用情况进行总结后发现，媒体信息的传播多倚重于文字符码。然而，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快餐阅读”已渐趋成为众多年轻人的阅读习惯，轻影像传播势必会丧失一部分受众群，影响传播效果。因此，对大众媒体中关于报道和塑造“中国梦”的影视作品进行梳理、汇总和分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影像是一种存在、一种话语，也成为人们寻求同一性的基本方式，这是构建影像宣传话语研究的三个侧面。

首先，影像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存在方式，不仅承载和强化记忆，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塑造和改变记忆的媒介。影像对历史的记载充满了选择、编辑、视角转换和有意识的隐藏，它提供给人们的是有关历史的言说，而不是历史本身。

其次，“影像话语”是构建影像的思维方式和组接方式所共同形成的话语表达，它直接决定了影像的类型和风格，会成为一个时代影像生产和影像审美的风向标。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贬抑或推崇某种影像话语的审美习惯和情感态度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流变。影像语言由视、听觉符号构成，景别、角度、色彩、镜头的运动以及音乐和音响的运用，都可以“立体化的表达现实的图景”。①

最后，影像宣传与建构根本上要解决的是视觉认同问题。认同（identity）是一个心理过程，是心理学中用来解释人格统和机制的概念，即人格与社会及文化之间怎样互动而维系人格统一性和一贯性。可以说，认同是维系人格与社会及文化之间互动的内在力量，也是维系人格统一性和一贯性的内在力量。因此这个概念用来表示主体性和归属感。影像通过视觉符号和话语结构传递意识形态，并希望观众能够通过观看影像来接受其中的视觉形象、故事涵义以及背后的价值观念，并自觉完成对影片中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的认同、模仿和遵从，最终形成行为方式上的趋同。这个过程包含了三个层面的问题：信息示范过程、心理加工过程和认同习得过程，分别考验着影像建构的意义表达准不准确、观众能不能看懂以及观众认不认可、接不接受的问题。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注释：①［法］马赛尔·马尔丹著，何振途译:电影语言，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