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相声文化与城市形象传播

陈思霈

摘要：天津作为“新一线城市”，在2018年9月11日，抖音、头条指数与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城市品牌研究室联合发布的《短视频与城市形象研究白皮书》中，排名仅为第十五位。在互联网传播环境里，利用茶馆、广播、短视频等移动、多元的传播手段，树立天津“哏都”的高辨识度形象，是天津城市形象传播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相声文化 形象传播 路径思考

基金项目：天津市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天津相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TJXC19-002）的阶段性成果。

2018年9月11日，抖音、头条指数与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城市品牌研究室联合发布了《短视频与城市形象研究白皮书》。白皮书对369个中国内地城市、近8000万条与城市形象相关的视频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就形象视频而言，北京、上海等老牌一线城市在数量上依旧领先，重庆、西安等新一线城市播放量更胜一筹。在城市形象短视频播放量TOP30榜单中，重庆以113.6亿的播放量位列第一，西安以89.1亿的播放量位列第二。而天津作为“新一线城市”，以21.8亿的播放量位列第十五。就历史文化和城市特色而言，天津并不比榜单上的西安、重庆逊色，甚至在文化味儿上有着独特的幽默市民文化传统。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广泛传播，从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扩散，白皮书中其他城市的形象宣传路径和定位对天津的城市形象传播有着启发意义。

相声有“万象归春”的说法，“春”就是相声。也就是说在一人眼界里，大千世界一切事项都可以做到喜剧观——相声就在这“万象归春”中成长，人民就在这“一笑了之”中生活。相声生于北京，聚在天津。这种从宋朝就出现的“像生”艺术，经过清朝从“像活得一样”的艺术蜕变为模拟声音为主的“象声”艺术，再经几代艺人的努力，蜕变为今天的相声艺术。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在天津的蓬勃发展，并不是偶然，而是跟天津的地理因素、人口構成有着密切关系。

九河下稍的市民文化是相声传播的基础

“九河下梢天津卫”中的“九河”指的是海河的五条主要支流：南运河、北运河、子牙河、永定河和大清河。天津位于海河下梢，这五大干流的下梢，漕运发达。“九”其实是指干流众多的意思。漕运促进了周边打铁业等商业的繁荣，形成了早期的劳工阶层，使天津不同于绝大多数以农业为本的城市，而是以商业立市。它同时还是一座移民城市，人口由清道光四年（1824年）的40万至辛亥革命前已激增至80万，翻了一番。移民在逃荒或迁徙过程中，同时完成了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市民、由原始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从北京逃离官场的贵族官僚、洋商买办、“三不管”地界的买卖人，到“得一份差事有一碗饭，卖一天力气挣一天钱”的许多无业游民。这些人口构成，渐次形成了由租借地洋房、城内四合院瓦房和城郊大杂院及窝棚（贫民窟）三者混为一体的津门亚文化。这种市民阶层构成了天津对于传统艺术开放、包容的心态，使得侯宝林等当时的相声革新人物得以在天津一炮而红。

独特的地理位置、现代性多元化的市民群体，使天津在城市文化内涵与构成上具有独特性。与小洋楼留给人们民国旧影的想象不同，相声文化代表的是天津普通市民里乐天知命、一笑了之的生活态度。在生活节奏加快、焦虑感空前的社会文化心理环境下，天津幽默从容的城市文化其实是安慰人心的一剂良药，是使人的心理达到内外和谐的良方。也是在天津的茶馆，最早出现了穿长衫、受过一定教育的观众。观众文化层次的提高也促进了相声文化味儿的提升，不再一味地以丑为乐、以丑观美，而是寻求在语言的铺垫和对小人物的嘲讽中提炼生活中的况味。在最能代表天津相声的马三立先生的相声里，小人物虽可乐但不可恶。在他的相声里，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带有天津文化里浓烈的生活气息，这些人物的身份也几乎都是商品经济环境下城市里的小市民形象。这也印证了天津独有的市民结构反哺了天津的相声文化。

茶馆、广播、方言构建的俗文化传播媒介

依照媒介学的研究方法来考察技术和文化的互动结构，相声、茶馆、电台和天津方言，都是“哏都”形象传播中的一环。法国学者德布雷在《媒介学》这本著作中，将工人阶级报刊、印刷技术和工会视为使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产生连接的媒介物。相声文化在天津的传播，依靠的是茶馆、电台。天津相声广播2006年年底建立，是全国唯一的制作、播出相声节目的专业广播频道。不同于苏州、安徽等地的曲艺频道和偶尔播放相声节目的文艺广播，天津相声广播只有相声节目，且收听率一直稳居天津本地广播收听率的前三，收听率基本保持在1.2左右，甚至高出了很多地方的新闻频道。天津相声广播已经成为独具天津特色的传统媒体，辐射京津冀，具有一定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相声茶馆是承载天津相声传播的另一重要媒介。有小洋楼风景区赤峰道上的大金台、天津大戏院（梅兰芳等众多名角演出地）小剧场、劝业场五楼等天华景、估衣街里等谦祥益、古文化街和鼓楼等名流茶馆、人民公园里的西岸相声会馆等。首先，这些茶馆多数有着近殖民文化的烙印，多有中西合璧的“民国味儿”，劝业场和谦祥益的建筑本身就极具特色和历史价值。其次，这些茶馆的演出队伍相对固定，尹笑声为代表的众友相声队，佟有为、马树春为代表的哈哈笑相声队，张子学为代表的九河相声队。北方曲艺学校的相声专业和各高校的相声社团，则说明相声文化在青年人当中，也有着相当的吸引力，这些青年学生和社团，是相声文化传播重要的新生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传播力量。

移动化、媒介化、多元化的传播路径思考

遗憾的是，天津丰富的相声文化资源和媒介并没有给天津带来太多的“流量”和关注度，比起网红城市西安的“摔碗酒”和“不倒翁”，天津好像很少出现在网友的视野里。城市形象传播的移动化、媒介化和多元化已经明朗，传播主体的下沉一方面使城市形象的建构不仅是依靠政府的宣传，而更多时候是由于商业行为（成都的宽窄巷子）或是网友上传;另一方面更生活化、更世俗的内容更容易受到关注。世俗不是庸俗、媚俗，而是有生活气息的传播。本身就有幽默感的天津方言辨识度高，更应该利用网络，树立独特的城市文化形象。美国城市学者凯文·林奇认为，所谓的城市形象是人对城市的综合感受，是一种基于城市构成要素的主观印象。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移动端图文形式，其传播城市形象的具体内容往往是地方重大节事和知名的旅游符号，并且注重内容的美誉度。而移动端短视频阶段的城市形象传播，大幅增添了美食、方言、特色建筑等市井内容，除追求美誉度之外更追求辨识性。而这种辨识性恰恰是构建城市形象的重要因素。

茶馆和广播都是传统的媒介物，在传播力上无法和抖音等短视频传播相提并论。2003年，成都市政府邀请著名导演张艺谋拍摄了城市宣传短片《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在5分9秒的时间里讲述了一个探寻奶奶梦想的故事。5分多的时长，配合移动媒体传播，完整的故事也能给觀影者留下深刻印象。“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成为成都的城市宣传语，增强了它的辨识度，让人们能轻松将成都和重庆这两个“差不多”的城市区分开。

利用高辨识度的人物，传播城市形象则是武汉的做法。2018年8月，武汉将武汉籍青年演员朱一龙的形象印上武汉城市交通卡，由于当红演员的巨大吸引力，很多海外的影迷甚至表示要到武汉来看一看。反观天津，拥有庞大粉丝群的相声演员张云雷、天津土生土长的相声演员郭德纲、高峰，除了每年大年初三“回乡演出”会进入媒体视线外，在对相声文化传播和城市文化形象建立时，对这样优质资源的利用还远远不够。

短视频传播的另一个特色是一改传统媒体的横屏传播，多采用竖屏录制、传播。这对相声的传播而言，其实更方便、更合适。相声从撂地到走入剧场，从“伺候您一段”到“奉上我们的新作，征求大家意见”，从侯宝林改丑唱为“俊唱”，成为“文明相声”的领军人物，从马三立“马大善人”“马大学问”圆通达观的讽刺，到马季尊从现实主义对“我”的自嘲，相声从来不会因循守旧，它恰恰是跟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产物。没有幽默、开放、包容的心态就不会有相声生根发芽的土壤。相声也不只是娱乐、搞笑，它反映现实，塑造人物，抒发感情，文人的雅兴、农民的风趣、艺人的智慧和审美都集结在语言魅力和中国式的幽默里。俗中带雅、雅中有俗的趣味，似我非我的表演，谑而不虐的风格才是相声文化的本质。相较于殖民时期小洋楼的“民国范”，这些文化特质，才更能代表天津普通市民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哲学。

单纯利用“网红食品” “流量小生”不足以承担一座城市文化形象建立和传播的重任，但需要政府和市民相互配合，利用新媒体、自媒体的传播手段，用多元的视角、开放的心态“观看”城市，“发现”城市。在城市形象的建构和传播上，用“笑”做媒介，传播天津独有的市民文化不失为一个高辨识度的选择。

结语

天津不同于许多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城市，它的发展和辉煌始终伴随着九河下梢的漕运文化，丰富的市民来源使天津的城市文化本身就有多元、新潮的特点。几乎未曾间断的茶馆文化和全国首屈一指的相声广播，都是相声文化在此生存发展的媒介物。在寻找城市文化定位和发展特色的时代，天津独有的相声文化值得赋予它时代的特色，让其作为“哏都”的文化符号。（作者单位：津沽学院）

参考文献：

[1]薛宝琨.侯宝林评传[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2]薛宝琨.中国的相声[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