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绪扩张到共意自净：社交影像舆情的对冲与博弈

汤天甜 王馨雯

摘要：随着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发展，與情图景的表征也趋于多样化，单一的、静态的文本舆论被丰富的、动态的社交影像舆论所置换，具体表现为视觉文本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信息表达与情感共振提供了重要的感知中介。然而，基于影像产生的间接环境感知也易导致现实的扭曲乃至舆论的极化，造成传受双方之间的信息错位与信任危机。海量影像舆情的持续对冲有助于在舆论语境中过滤虚假信息，呈现真实信息，促使波动的群体心理恢复至理性的平衡状态，为社交影像舆情的自净提供可能。

关键词：社交影像舆情 圈层互动 舆论自净

舆论作为一种民意表达方式，在网络空间中被逐渐演化为互动化、视觉化的舆论表征，即社交影像舆论。从本体属性层面考量，社交影像舆论可分为静态与动态两类，前者的文本形态主要呈现为图像、表情包与漫画等，后者则是短视频、直播等流动影像文本。从舆论生成层面考察，集聚视觉冲击力的影像画面极易引发受众个体的情感共鸣，当个体情感不断累积为群体心态时，则可能出现单一化、同质化、极端化的情绪倾向。作为社交媒介中舆情滋生的重要促因，群体情绪不仅是媒介焦虑的来源，同时也是平衡极化舆论的有效力量，其往往借助群体情感的持续对冲与逐层过滤，来促使社交舆情的理性回归。

社交影像舆情：从个体、人际到群体的视觉化意见表达

影像作为社会现实的符号表征，借助“视”“听”等再现性图景，满足了受众对虚拟情景的想象式体验，其中，社交媒体影像更是最大化地拓展了受众的行动范围与实践空间。“社交影像指公民或个人用户依托社交媒体平台，以影像为信息载体和传播介质，进行信息传递的一种方式，主要包括社交媒体中出现的静态图片、动态图片和视频”。①当下，公共事件的影像化呈现在加剧受众感官刺激的同时，也激发了社会公众参与意见表达的热情，催生了个体与群体间的信息共情能力，使社交媒体中影像化舆论的互动日益凸显。

然而，受流量变现等功利倾向的驱使，经过技术处理的社交影像往往并非是对现实的真实再现，吸睛、夸张、戏谑的表现形式极易使公众对信息的关注焦点发生偏移。这些表面上满足公众视觉享受的影像信息，一方面会引发虚拟群体心态的现实折射，使其在现实社会中被刻板化;另一方面也会促进虚拟网络中的社交舆情朝向真实世界中的群体态度的转换，当“群体心态支配产生的群体行为一旦形成，就有明显的流向”。②此时，社会公众的情绪极易被同化为群体意见，并可能产生基于社交影像舆情的风险博弈。

舆情的影像化：圈层互动與群体认同

在社交网络语境中，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凭借虚拟的交往身份与平等的话语权就相关事件展开充分讨论，个体意见多以互动影像形式为载体，实现了跨越时空、身份、圈层的群体式影像表达。

社交媒体将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身份与地位的个体纳入同一互动圈层中，使之获得了相对平等的话语权与交往主动性，个体从被动的影像接受者转换为主动的影像生产者与传播者，实现了影像互动身份的“传受合一”。与此同时，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与匿名性又为个体建构虚拟身份提供了前提条件，在虚拟身份的包裹下，个体也可以成为被传播的影像主体。尽管多重身份扩展了个体参与影像互动的范围，但也带来了多重责任与义务，个体身份、责任义务与互动行为之间的同一性不容忽视，“多数道德问题都是在‘义务冲突的情况下提出的，在同一种情况下不同的道德原则将引出不同的行为”。③然而，个体在展开人际间的影像互动时，其虚拟身份之间、虚拟身份与现实身份之间时常产生冲突，个人身份的混乱打破了义务与道德原则之间的平衡，引发了无序的影像互动，身份、义务与互动的失调为影像舆情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现代社会每时每刻都存在着由人类自身制造并酝酿着的潜在风险”，④除个体传播外，社交影像舆论的群体传播同样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风险，舆论既可能平息公众的过激情绪，促进繁杂舆论信息的过滤与净化，也可能导致舆情噪音放大，多元话语淹没等集体失声状态。“舆情传播中，由于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等原因，个体间获得信息和传播信息的能力是有差距的”。⑤作为群体传播中的优势话语者，舆论领袖借助影像剖析事件、输出观点、汇聚舆论，使海量庞杂的信息得以梳理与归位，为公众个体意见立场的确立提供参考。与此同时，影像舆论领袖还凭借优势的信息捕捉能力，大量聚拢与自身观点相近的人群，使领袖意见在一系列意义传输与交换行为的影响下，内化为舆论的个体取向。不可忽视的是，同质观点易强化群体内部价值归属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整个舆论场域外部的区隔化与圈层化风险。

社交影像舆情的情绪对冲与自净机理

在舆论视觉化、社交化转向的过程中，公众意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集聚，并持续刺激着交互对象，形成了认知与情绪的循环衍生。一般而言，直观、便捷的影像认知文本往往比语言文字更易激发群体性的公众情绪，但当视觉刺激越强的时候，受众对视觉形象的“修辞敏感性”⑥会逐渐降低。传者为满足受众需求，使信息中视觉的形式大于意义，当受众被强烈感官刺激带动情绪极化时，便失去了自我思考的空间。因此，海量视觉信息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的同时，也可能加剧公众信息认知的惰性思维，导致公众信息辨别与舆论批评能力不断丧失，而倾向于依附那些主流化、大众化的群体性意见。不同于传统舆论点对点、点对面的传播路径，社交影像舆情传播呈现出非线性的散播状态，即从分散到聚合的流动性信息集合。这一裹挟性视觉风暴触发了深度的情感动员与广泛的意见表达，改变着群体对于公共事件的普遍态度。在此背景下，舆论场域中支配性心理机制的作用愈加明显，具体表现为个体愈加依赖于群体化的意见平台，其意志被群体决策所稀释，出现非理性舆情声势盖过多元化意见阐释的风险局面。

影像的直观性满足了公众快速了解信息的需求，也正因如此，影像背后的主体“管束着我们如何从这一媒介求得信息，而且对我们从它得到什么信息也有约束”，⑦影像传者往往通过故意放大微小细节的比例来突出与影像主题相悖的细节。这些被刻意夸大的细节反复刺激着公众对深层的意旨含义展开联想，此时被约束着的公众获取的是被强化与显化的“现实”，并朝着权力主体既定的方向对 “影像现实”进行解读、内化与延伸。此外，网络空间中的个体由于逃离了现实生活的制度规范与观念约束，在伦理“真空”的环境下随意释放“本性”，并在利己思想与影像元素的引导下遵循着“本我”的行事逻辑，肆意发泄对影像现实的不满情绪，而不去过多关注影像所呈现信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失真影像与极端解读使舆论循着单一且极化的方向发展。然而，代表着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像信息在同一网络空间中不断地碰撞与融合，影像信息的多元化与复杂性持续影响着公众的认知，尤其是真实影像与失真影像的博弈更加重了公众的情绪性反应，从而激化了舆情的分化与对冲，赋予了影像舆情更高的可见度与活跃度。

当影像所承载的信息价值无法满足社会公众对公共事件的舆论诉求时，原本中性客观的群体态度会朝着“过于积极”或“过度消极”两个方向分流，群体心态在信息流的对冲下也将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而情绪的过度堆积则会导致群体心态的失衡。此时，作为隶属于群体心态下潜在的外延分支，“群体心理”会在意见人群产生情绪极化时由隐性机制转化为显性状态，在逐步冷却极化情绪的同时使群体心态趋于稳定，“如果感知和注意力受到不同的思维模式的影响，那么在感知客观对象时会将它们与周围环境联系起来，他们则更有可能记忆附带包含环境信息。因此，在经过相互依赖性的引导之后，对环境信息的记忆行为就会改善”，⑧最终实现对群体心态的理性调节与平衡。具体到社交信息生产的过程中，影像生产者通过影像的“视觉直观性、现场可证性与语言、文字的逻辑性、阐释学性和说明性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⑨使心理机制在有效的调控中呈显性状态，通过持续动员以唤起群体对事件的理性认知、态度与评价，形塑社交影像舆情的理性共意，达成从群体自身出发，由内而外的舆情自净效果。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栏目责编：邵满春

注释：①占琦：《社交影像与当代青年网络迷因制造》，《青年记者》，2018（29）。

②黄建刚著：《群体心态论》，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頁。

③ [美]弗兰克纳著，关键译：《伦理学》，北京，三联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④汤天甜：《风险传播论——以中国电视新闻报道为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

⑤朱晓霞，孟建芳，宋嘉欣：《突发公共事件社会舆情治理选择——基于爆炸渗流理论》，《情报科学》，2019（3）。

⑥[美]斯蒂文·小约翰著，陈德民等译：《传播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⑦[美]保罗·莱文森著，何道宽译：《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1页。

⑧[德]彼得·卢德思主编，刘志敏译：《视像的霸权》，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⑨盛希贵著：《影像传播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