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韩国海警的船长

有人说，船长程大伟的悲剧，可能只是中国渔民集体命运的一个极端显现。

对57岁的辽宁绥中老人刘春海而言，去年年底的“杀人事件”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否则自己现在应该是跟着侄子程大伟、儿子刘连成出海捕鱼。

2011年12月12日，程大伟的“鲁文渔15001号”渔船因涉嫌非法捕捞，在黄海海域与韩国海警发生冲突，导致韩警一伤一亡。事后，韩国警方对9名中国渔民签发逮捕令，其中，程大伟涉嫌杀人罪。他的“杀人工具”由开始的玻璃片，最终被认定为一把25厘米长的刀。刘连成的罪名则是涉嫌非法捕捞和妨害特殊公务执行罪。

2012年4月19日，程大伟被韩国仁川地方法院判处30年监禁，并处2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2万元）罚款，其余8名船员与另一艘“辽葫渔”号船长刘连成被处以18个月到5年监禁，并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

高危的打渔人群

在刘春海的记忆里，老一辈的渔民，在家门口（张见港）划上一艘小木船，拉上渔网，便能有收获。“黄花鱼、带鱼、比目鱼……半米长的鱼多得是。”他拉开手臂比划，“捡就能捡到很多东西，螃蟹好几百斤地带回家。”

程大伟自小喜欢打渔，20岁就当上了小渔船的船长。24岁那年，程大伟结了婚。母亲程桂桐跟他说：“干脆你去跟别人再搭个伙换艘船吧！”于是，程大伟和别人合股买了艘38马力的新船。此后的若干年里，他贷款买了汽车，在绥中县城住上了楼房，渔船也从38马力一点点加成了200马力。但随着大家的渔船纷纷变大，过度捕捞便不可避免。

鱼少船多之外，有20年船龄的老船长杨世凯认为，更致命的影响是海洋污染。“七八年了，海里总有赤潮，一块一块的，海蜇都不长了。”他说。

2011年，蓬莱和绥中的两处海上油田相继发生漏油、溢油事故。农业部经过检测称，辽宁绥中东戴河浴场、河北昌黎黄金海岸、京唐浅港水湾3处近岸地点，都发现与蓬莱19-3油田原油油指纹一致的油污。

如今渔民们在近海只能捕到皮皮虾，他们把船开往山东海域。杨世凯和程大伟也在4年前加入了到黄海打渔的队伍。

深海区的资源争夺变得白热化，河北、辽宁、山东三地的渔民常常为争夺捕捞资源产生摩擦。协商不成，渔民们便通过“撞船”来武力解决——谁的船小，谁就会挨欺负。渔民们只能不断贷款换大船，于是“船越来越大，负债却越来越多”。

2010年，渤海25渔区，发生了辽宁渔民与河北渔民冲突最为激烈的一次。当时，张见港的一些船长，为了维护自己在公共海域捕鱼的权利，组成了一支有24艘渔船的“海上雄鹰”船队，与河北昌黎、乐亭的船队联盟展开了一场“海上大战”。混战中，一艘河北渔船被撞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

一年后，张见港的船长们又发现：为了阻止其他地方的渔民去打渔，有人在38海区附近方圆一百多海里的海底下，放置了带着铁钩的“灰墩子”。这些灰墩子每隔400米一个，渔船只要一进去，撒下的渔网就会被勾坏。

“黑牌子”笼罩下的阴云

如今，在这些风险之外，在黄海的中国渔民还面临另一个风险。从2001年起，中韩之间的水域已经被划为“暂定措施水域”、“过渡水域”和“维持現有渔业活动水域”，其中“过渡水域”在2005年转成各自的经济专署区。

程大伟和杨世凯等船长们对这个规定的理解很简单，“去韩国线里捕鱼会有罚款，原来16万，现在涨到22万了”。

中国渔民若想进入韩国专署经济区打渔，须得到韩国授权的“入渔许可证”，这个证件是黑色的，渔民们称之为“黑牌子”。因为韩方对入海打渔的船只数量严格控制，“黑牌子”通过正规渠道很难获得，黑市上偶尔可以搞到，价格高达十余万。

即使“有了‘黑牌子，要求也很严，捕捞时间、数量等都有限制。”杨世凯说，“按照韩国的标准，中国渔民根本挣不到钱。”中国海域没有这些规定，但是这里的鱼，不够这么多渔船捕获。打渔越来越难，但习惯了海上生活的人，无法想象离开渔船后的生存方式，每户只有两亩地，靠种玉米换大米，只够家里人自己吃。

几年前，程大伟也想过转行。他骑自行车到外面卖毛虾，但很快发现，自己无法适应地上的营生。张见港的其他船长也考虑过搞水产养殖，但想到要投入的巨大成本，以及长期培育市场资源，都放弃了。

或许是赌徒心理起作用，2009年末，程大伟从信用社贷了60万，又向亲友借了些钱，与别人凑了200万，将自己200马力的渔船升级成了400马力的铁皮船。绥中市只能登记木船，程大伟便在山东文登取得了登记号：鲁文渔15001号。新船买回来在家收拾了半年，安装灯光、发电设备，又花了几十万，后半年才出海。

后来，另一方嫌不赚钱，退了股，程大伟一人撑下了船。一年下来，雇9名船员花了50万，油钱花了50万，置一趟网花了38万，再补一次网又花了五六万——每年花费在150万左右，打渔赚的钱，都拿去还了贷款。

程大伟似乎没有退路，他必须出海，必须打到足够的鱼。

“最后一网”的谶语

不少电影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烂俗桥段，之前屡试不爽的主人公总会“栽”在“最后一次”上面，程大伟和刘连成也不例外。

去年冬天，他们驾驶的两艘渔船孤独地漂流在距离山东石岛100多海里的位置，虽然离家已有5个多月了，但每次出海后何时回家，要看打上来的鱼是否足够支付油费、小工费和来年的置网钱。因为回港一次，要花两三万块油钱，再出来，又要两三万元。

虽然天气越来越冷，海风越来越频繁，程大伟还是决定赌最后一把，“再放一网就回家”。据刘春海的回忆，程大伟决定这天把船停在三四十海里外的中韩海域边界处，“他们那边的鱼比咱们多一点，网从咱这边打下去，然后淌那边（韩国）去，赶上时机好，多挂点鱼之后，再淌回来”。

傍晚五六点，天已擦黑，两艘船抱着对最后一网的期待，借着“鲁文渔”号上的船灯，把“最后的赌注”放下了水，但却撞上了韩国的巡逻艇。

很快，七八个韩国海警跑上来，呼喊着让船上的10名船员面向一个方向站好。翻译也上了船，要求刘连成将船往韩国方向开，但发生了一些冲突，大家都受了伤，韩国方面还有一名警察在冲突中死亡。

当天，韩国警方就对“鲁文渔”号上的9名中国渔民签发了逮捕令，罪名是“妨害特殊公务执行罪”，船长程大伟的罪名比别人多了一项——杀人罪。

在程大伟家人的描述中，事发时，程大伟一度被打昏。他醒来后，曾在一个中国翻译的帮助下，偷偷给妻子杨凤玉打了电话，内容大概是：“人不是我杀的。你放心，别惦记。”但出乎意料的是，韩国仁川地方检察厅去年底向法院提出诉讼时，要求判处程大伟死刑。

船长，我的船长

在程大伟的老家辽宁绥中的张见渔港，渔民们都不相信程大伟杀了人。这座渔港建于2002年，从那时起，程大伟就是港上的名人。有船在海上出了事，渔民们就会去找程大伟，“大伟，赶紧去救人”。

在船长们的描述中，程大伟为人豪爽、仗义，出手阔气，好请客，“有点像当年的绿林好汉”。船长王尽忠至今还记得，刚认识程大伟那年，自己的船在海上遇险，其他船都不予理会，只有程大伟驾船从18海里外跑来救援。另一名船长则回忆，他的船在海上飘了三天三夜，直到程大伟的船路过才得了救。

根据船长们的说法，7年间，程大伟曾在3次海难里救了至少17条人命，“大伟在整个渤海都人缘好”。但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4月3日，韩国仁川地方法院对程大伟案进行了第4次庭审，杨世凯受邀出庭作证，“介绍大伟以往在家的为人”。

在法庭上，杨世凯见到了阔别5个月的程大伟，他说，他穿着绿色棉背心，额头和眼眶还能看到伤痕，但精神尚好。

庭审从早上10点开始，持续了6个半小时，程大伟一再表示自己是自卫杀人，但情绪平静，表示“我自己也在忏悔”。

10名中国船员都向死伤者家属表示了歉意。杨世凯在庭上也先后两次致歉。“代表渔民、肇事者家属和船员，对韩国警方、死者家属和韩国人民，表示深深的歉意。”说完，他还深鞠了一躬。

程大伟船上的刘德福一直从韩国给杨凤玉写信，3月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这时候在家，又该出海了。”杨玉凤看了一直哭，“他再回来，一定不能让他再跟海沾边了”。

从韩国回来后，刘春海则不再出海了，他到城里工地打工，搬灰、和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不能提起这件事，一提就止不住要哭，“连成去年跟我说过打渔太辛苦，他回来了，我再不让他出海了”。（据《中国新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