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六张犁的回眸

肖舟

“在台北市的东南偏东方向，有一个叫做六张犁的丘陵。在这里可以眺望到台北市的街容。这里长眠着201名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大多数墓碑都已被土掩埋，上面长着竹丛。据说已经有将近四十年的岁月没有人走近这里了。”

——《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画上的人》

信仰：坚持到最后一刻

在电视剧《潜伏》中，1949年2月解放军攻克天津，余则成在天津解放前被站长拽上了飞机，仓皇逃亡广州。在飞机上，两人被告知他们作为海峡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将直飞台湾。余则成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他在台湾的继续潜伏则给观众留下了种种猜测。

余则成只是一个虚构人物，但他的故事却一直在历史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真实地上演着。在大陆与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武装对峙中，我们不清楚双方到底有多少“余则成”这样的谍报人员在对方的阵营里长期潜伏，许多人为了内心的信仰甚至献出了生命。其中，就有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国民党中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以及中共华东局特派员、女共产党员朱谌之。1950年，因为中共台湾地下党书记蔡孝乾的叛变，两人被捕，6月10日被枪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无论是吴石还是朱谌之，两人都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到最后一刻。1999年，秦风先生在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尘封的资料中翻出了一组组血淋淋的审判和枪决政治犯的照片，照片记录的即是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数以百计党员被捕并遭杀害，其中就包括吴石和朱谌之等人庭审、绑赴刑场和枪决后的镜头。

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司法院”的数据更高，政治案件达六、七万件，如果以每个案件平均牵连3个人计算，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上。如果把这些人的家属和亲人算进去，受到迫害的大概就有100万人。

其实，当时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胡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在那段恐怖的岁月中，还有难以计数的反对内战、要求国家统一的爱国青年，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者。贫穷的50年代台湾，一个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可能高达20万元。

反思：风暴后的复杂心理

80年代，台湾开始谋求转型，国民党当局在自身面临组织挑战的关键时刻，表现出妥协与容忍。也正是这种妥协与容忍避免了从威权到民主转型时的更多的暴力和不稳定。而在“思乡寻根”的强大推动下，晚年的蒋经国，在生命最后两年里，忍受着病魔的折腾，开始与时间的赛跑。

处理完“江南命案”后，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正式告知对方：台湾将解除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台湾岛上的中国人真正拥有了自由结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并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开放报禁并非这位威权时代最后领袖的临时起意，而是在面对强烈社会压力、深刻社会矛盾时经过深思熟虑后拆开了保守、仇恨垒筑的禁锢，向历史做出交待的明智之举。

1987年12月25日上午，蒋经国坐着轮椅参加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40周年纪念”大会，此时，他已不能长时间地说话。1988年1月13日下午15时55分，蒋经国逝世，那天台湾岛内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民众自发地在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时过境迁，吴石、朱谌之的骨灰于2010年12月9日由台北送回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和宁波镇海烈士陵园。这段历史在时隔整整半个世纪，被台湾文史学者秦风重新公正地披露出来，让人悲喜参半的同时，更多的是思考。

2000年8月25日，在时任台北市市长马英九的“市长紧急准备金”的支持下，“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

这次展览让人特别瞩目的，是共产党员以正面形象被展示了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必然震动海峡两岸。然而可能没有人知道，它在两个年过半百的人的心底更是掀起了无比巨大的波澜——吴石之子吴韶成、朱谌之之女朱晓枫，50多年前他们在战火中和父母一别，就再也没了音信。50年之后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曾经慈祥亲切的父母，竟是以这样壮烈的形象再次出现在眼前。

由于选题特殊以及新史料的出土，这项展览立刻受到媒体广泛报道，展览场每天都挤满观众。参观者的心理是复杂的，留言板上出现大量形形色色的感言。有人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有人期望“愿今天台湾的人民记取教训，放下仇恨一页”；有人反思“这是中国人的不幸，为政者不可不慎，勿以众生为刍狗”。

访墓：历史的年轮

要到六张犁墓地，得先乘台北的捷运（相当于上海的地铁）到六张犁站，出来打“计程车”，由崇德街一直往山上去，到了一个分岔路——一边往木栅、一边往南港，就在这个路口有一崇德寺，其对面有一石碑，上写“政治受难者纪念墓园”，它原先还有一个更为人知的名字：“台北市示范公墓”。半个多世纪前这地方还是恐怖的禁地，而现在却可以自由去参观了。

到了六张犁，上山的路有点弯曲，且较窄，路旁的人家先是开出租车的司机，走一段后，越来越多的是与墓葬业相关的店铺、人家。路边的坟墓也渐渐地多起来。有一座面向马路的比较大的墓碑吸引了我的注意，上面以金漆字写着：“江西招兵单身战士之坟——在台江西老兵建——‘中华民国五十九年夏立”。想想看，这一批江西老表被迫从军，恐怕他们有些人之前连“台湾”这个地名都没有听过，结果却是客死在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

再往前走没多远，一块牌坊写着金漆大字：“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公园”，穿过牌坊，右侧就看到一块很大的黑色大理石照壁，顶上横书“人民忠魂”四个金色大字，两边分别镌有“民主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

照壁的左侧旁边是一块汉白玉碑，碑文有如下字样：

“1950年代在臺湾历史上留下一道鲜明的伤痕。在这个史称‘白色恐怖时期的五年间，迁台不久的国民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进行全面检肃。在当时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大环境下，人性受到扭曲，程序正义不受重视，以致社会上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在‘肃清匪谍的行动中，未经正当审判或未有充分证据，即被处决，造成许多家庭暗夜饮泣，整个社会噤若寒蝉。”“我们希望透过对这些逝去灵魂的悼念，使家属长达半个世纪的伤痛，得以纾解。我们更希望：在这块我们深爱的土地上，人性不再扭曲，恐怖不再肆虐，自由得到尊重，人权永获保障。”

在照壁前立着一块黑色纪年石圆桌，桌面上刻写着一圈圈的年代数字，从1950年起，逐年刻记，看起来有点像锯断的树桩上的年轮一样，那几乎穿越了一甲子的时光。这是历史的见证！

墓区里没有管理人员，不知在山坡上密密麻麻的坟墓群中何处是当年的政治受难者墓。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就在穿过石牌坊进来墓园之后的左侧，发现了一块很矮小的石板，上书：“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区第一墓区”。这片墓区面积不大，是一片小山坡，有竹林、杂树掩影。在山坡上就有约十来块很小的墓碑，上面刻的字歪歪扭扭，写得很草率，填的红漆却还鲜艳，都是很简单的“‘民国42年×月×日，×××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