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受众心理 融通视听语言

高贵武　周亮

[摘要]广电内容产品“走出去”并获得国际认同的关键，在于对目标受众民族心理的充分把握和调动，运用具备民族审美文化内涵的视听符号进行跨文化、跨地域的符号整合。只有将中华文化符号和符合目标受众民族审美心理的文化符号融合编码、“打包传播”，中华文化才能在和世界其他文化的求同存异中得到广泛认同。

[关键词]一带一路 视听媒体 内容生产 民族审美心理

一、“一带一路”与中华文化传播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出访中亚国家时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一月之后，***在“东盟之行”中又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自此，“一带一路”四个字在全球范围引发关注和热议。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倡议由此成为中国的一项重大顶层设计。

一家独大的文化无法共鸣，故步自封的文化难以繁荣。中国广播电视媒体作为肩负弘扬和传播国家主流价值观、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职责的主流媒体，承担起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中国文化、构建中国形象、赢得世界认同的任务义不容辞。“中华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走出去，但‘走出去需要创新方式方法，增强针对性与实效性。有的放矢才能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

从2013年宁夏银川举行的“中国一阿拉伯国家广播电视合作论坛”，到2015年7月举办的“一带一路·广播随行”国际论坛，再到2016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共建一带一路媒体合作之路”的亚洲广播大会，以及5月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中央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宁夏广播电视台组成的中国联合展台首次亮相阿拉伯广播电视节并达成多项新的合作方案，中国广电媒体在宏观层面一步步践行着***主席“‘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的重要理念。

二、“一带一路”与视听内容生产

与抽象的文字相比，直观化的视听语言更易跨越不同地域和文化的理解障碍，在跨文化传播中也更具优势。自“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以来，国内该题材的视听作品也应势发展，诞生了诸如《河西走廊》（2015）、《神秘的西夏》（2015）、《丝绸之路》（2016）、《海上丝绸之路》（2016）、《奇遇》（2016）、《穿越海上丝绸之路》（2017）等一系列影响力较大的视听作品，其中包括本文的研究案例——纪录片《一带一路》（2016）。该片以宽广的视野、多维的视角对“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进行拍摄，记录了国内外60多个人物与“一带一路”的故事。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領导人峰会期间，《一带一路》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间播出，截至2017年1月，该片已在全国18个省级卫视的黄金时段播出，收视人群超过5亿，网站点击量突破2000万人次，其中海外点击量超过200万人次。在2017年1月举办的2016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纪录片发布仪式上，《一带一路》成功入选“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纪录片”。

《一带一路》纪录片共分为六集：第一集题为《共同命运》，重点追溯“一带”和“一路”的历史形成过程并宏观阐释“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意义和价值；第二集题为《互通之路》，详细展现服务于地区长远合作共赢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第三集题为《光明纽带》，着重讲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国际产能和工业方面的合作进展；第四集题为《财富通余》，着重呈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商品贸易领域的互通情况；第五集题为《金融互联》，主要介绍金融领域的“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和融通成就；第六集题为《筑梦丝路》，主要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揭示“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充实完善的美好愿景。

《一带一路》全片有较强的主题指向性和意义架构，在具体视听符号的运用和组合上则具有较强的涵盖面和整合度。为了缩小研究范围，便于从宏观和整体上对研究对象的符号特征和运用策略进行把握，本文主要选择第一集《共同命运》进行量化和质化分析。在操作层面，主要根据“视觉-形象”符号、“听觉-访谈独白”符号、“听觉-环境音响”符号、“听觉-背景音乐”符号几个类别进行了编码表的构建，目的在于发现“一带一路”主题视听作品在内容生产方面的规律和策略。

三、“一带一路”主题视听内容的生产策略

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本文在对《一带一路》第一集中所使用的视听符号进行分类统计后发现，该片所提供的具有启示意义的生产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不同民族视昕符号的平等“亮相”：充分尊重各民族审美文化

笔者对纪录片《一带一路》第一集中具有民族审美意义的视觉符号进行归纳整理，并将其与对应地域比照后得出了某个类型符号出现频次的数据（如表1）。由于世界上民族划分的一大依据是地域因素，即同一民族群体往往居住于同一地域范围内，故本研究中借用“地域”类目间接反映民族概念。如表1所示，从指涉不同地域的视觉符号的总体出现频次来看，“中国”符号出现频次最高（共125次），其次是“西欧”符号（共69次），排在第三位的是“西亚”符号（共47次），其他地理分区的视觉符号也存在不同程度地反复运用。

“一带一路”倡议覆盖的国际地域包括亚、欧、非三大洲，而从统计数据来看，尽管代表“中国一中华民族”的视觉符号出现频次比重最大，“一带一路”上的其他地域、民族也都在片中有一定比例的亮相机会，尤其是西欧的一些国家、民族以及西亚的阿拉伯国家。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化元素在世界范围内较有特点和影响，利于调动视觉符号直观呈现；另一方面则得益于这部纪录片从创作理念上对各民族审美文化的充分尊重和包容。在听觉符号运用方面，这样的特点仍然存在。

配乐作为听觉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内容创作的意义建构和文化价值观导向。笔者对《一带一路》第一集中代表不同地域音乐风格的配乐（背景音乐）符号出现频次进行统计后发现，在有明显民族审美文化特点的19段配乐（如表2）中，阿拉伯音乐风格的配乐段落出现6次，排在第二位的是风格较为融合的配乐段落（可以从使用乐器类别、旋律特征等进行判断）共有4段，而具有中国音乐和西洋音乐风格的配乐段落出现频次则排在第三位。可见，从听觉符号运用角度，更能展示出《一带一路》对潜在观众民族审美心理的充分关照、对各民族审美文化的极大尊重。

德国19世纪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说：“事实上，一切民族都要求艺术中使他们喜悦的东西能够表现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愿在艺术里感受到一切都是亲切的、生动的，属于目前的生活。”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语境下，以纪录片为代表的广电内容产品要充分考虑到作为媒体受众和作为艺术观者的国内外观众的审美需求，避免顾此失彼的符号运用和意义建构。《一带一路》的经验证明，在创作构思阶段综合权衡不同文化符号的呈现比重，进而凸显对不同民族审美文化的兼容并包不失为一个有利策略。

2.选择有显著民族指向的形象符号：寻求民族审美心理意识的最大化唤醒

从表3可以看出，在《一带一路》第一集中，不同类别的民族审美文化表征形象符号被运用的频次也呈现出一定的比例差异。其中，出现频次最多的是地图形象（占比22%），排在第二位的是画面中的人物主体（占比17%），标识语类别的形象符号则占到11%。而使用频次占比最少的食品元素和历史文物类符号则仅以个位计数。

作家任范松曾将民族审美趣味、性格和审美情感归类到民族审美心理的意识层面。民族审美趣味和审美性格往往依存共生，并且通过民族的风俗、传统、文化、语言、习惯、交往、行为等民族审美实践活动具体表现出来。每个民族“总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上的特点，把它升华为代表本民族的标志”，这种标志蕴含了通过联想、想象、移情等心理活动的审美情感交流的可能性。这或许可以解释以上不同类别形象符号被运用频次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地图形象往往能够通过某一国家、地区地理形态特征这一直观且深人人心的标志物唤起大范围的民族审美情感共鸣，如每当看到“雄鸡”形状的中国地图形象，不论是中国居民或海外华侨，都会产生关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种种情感、想象和回忆。画面人物主体形象作为最具生命表现力的视觉符号，自然也会赢得内容创作者的格外关注。实际上，镜头前一个清晰可见的具有典型民族特征的人物形象的出现，本身就能激起相应民族观者的审美兴趣和民族情感，对观者的心理触动作用可想而知。

推而广之，在我国广播电视媒体跨文化内容产品的制作中，不仅要学会自觉运用能够指涉民族文化的视觉符号，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如何将符号的冲击、影响效果发挥到最大。因此，从不同民族的审美心理出发，选择并聚合最能引起观者情感共鸣的形象符号，亦是一条可行的实践策略。

3.组合视听符号进行“情景再现”：依托典型情境再现深入民族潜意识层面

社会群体的民族潜意识是民族审美心理结构的最深层次，它经过无数代人的传递，最终成为在民族全体成员心理上形成的积淀物，并隐藏在人的内心深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为“原型”，一个民族在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中体验到的潜在意象即构成“原型”，如英雄原型、母親原型、女人原型等。因此，“人生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镌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中”。文化艺术作品可以通过对典型情境的重新建构和复现，触及一个民族最深层次的共识部分一民族潜意识。作为视听媒介产品的《一带一路》对此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表1和表2分别呈现了《一带一路》第一集中具有民族审美心理指向性的视听符号的运用情况，将二者结合起来看，就能通过“情景再现”的方式找到联结它们的民族审美文化纽带。在这一集中，创作者不仅运用情景再现手法呈现了中国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的典型情境，而且在其他民族典型历史事件的符号化表达中也充分运用了这种形式。

在讲述古希腊天文学家通过观察太阳方位绘出第一幅世界地图这一历史事实时，片中不仅出现了穿着古时基督教典型服饰的外国人，还展现了茫茫的埃及沙漠景观，悠长、神秘的女声吟唱的背景音乐更是将这一情境刻画得细致入微。而讲到马可波罗西行中国的历史事件时，创作者又将由外国人扮演的马可波罗置身于一个中国古代的集市场景当中，“马可波罗”和在场中国居民对比强烈的服饰、相貌，加上环境音响中稀疏的叫卖声，这些符号化元素都让东西方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宏大主题变得具体可感，也因为融合了民族审美的心理元素而直击观者内心。

4.跨文化、跨地域的符号整合：共享民族审美文化的意义表达

表4呈现了《一带一路》第一集中环境音响的归类及各类别的出现频次。不同于前面几种符号元素的地域归类，环境音响符号所指涉的对象具体体现在交通运输、工业技术、商业贸易等几个层面。其中，能够指涉陆上和海上交通运输的符号共出现20次，出现频次最高。其中一个极为鲜明的音响符号就是“驼铃声”，在50多分钟的视频中，驼铃声先后穿插响起4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声音符号已经成了该集叙事过渡的关键一环。创作者这样安排完全是为了突出“一带一路”最本质、最原初的内涵意义，即所谓的“带”和“路”是服务于古代中国和亚欧非其他国家通商、贸易的运输通道。这样的意义原本就是自古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民族对这一概念进行文化解读和协商的基础所在。因而，能够表现原初内涵的交通运输、商业贸易的声音符号也就具有了超越民族审美心理特性的跨文化属性，成了能够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理解的共同语义空间，并被各民族广泛感知和认同。

不单是环境音响符号，在前面提及的所有视听符号中，这种跨文化、跨地域的表意符号在片中的运用同样十分广泛。例如：在表1对形象符号出现频次的统计中，对来自多个洲的多个主体人物形象在同一个画幅、同一帧镜头进行整合呈现的视觉符号就达到13个。表2关于不同背景音乐按照地域风格进行的归类统计也同样存在整合各区域特色乐器乐声、旋律节奏特点的融合性音乐风格元素（出现4次），而且在频次上和其他特定地域风格的音乐段落出现次数持平。在“访谈独白”听觉符号运用上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是：影片在呈现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访谈独白时，特意选择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样一句汉语穿插在其整体的英语独白中，巧妙迎合了不同民族观众的审美趣味，体现出创造者在符号编码层面对共享性意义建构的充分重视。

四、结论

《一带一路》对跨文化视听符号的组合运用，无形中已达成一种隐性的传播“向心力”，这为广播电视内容生产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正如学者梁一孺所说，民族审美心理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双重属性，“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美，各个民族又有共同的美。两者互相渗透、补充，在矛盾斗争中共同发展”，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就是基于不同民族审美主体共性的审美趣味、性格、情感以及审美潜意识所达成的共享意义、深层文化乃至价值认同。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我国广电媒体要依托内容产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这就需要敏锐洞察其他民族的审美心理构成，并据此打开相应的文化符号切口，唤起传播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