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黄昉苨 师永刚 刘琼雄 张峻
头戴皮帽的嬉皮士
2012年3月上旬的一天,梅琳达·刘在成都的一个跳蚤市场闲逛,在一排排古董瓷器和散发着酥油香味的西藏手工艺品当中,突然瞅见一个深红色的烟盒,上面印着一位军人的头像,这个圆脸战士戴着一顶旧式军帽。她记得,他的名字叫雷锋。
梅琳达对那个印有雷锋像的烟盒的兴趣,让20来岁的店主感到有些意外。当她最后花1美元买下烟盒,离开跳蚤市场时,看到一些拿红旗的年轻人正在分发关于雷锋的小册子。这天是3月5日,雷锋纪念日。
与传统的旧历新年和洋气十足的圣诞节相比,现在的雷锋纪念日显得有点儿冷清,雷锋好像被遗忘了。可是,在他还没有被遗忘的时候,我们对他的了解就一定全面吗?
《雷锋1940-1962》一书,披露了很多反映雷锋真实生活的照片。曾为雷锋拍照的图片主编张峻说,这些照片“展现了雷锋是个喜欢娱乐的年轻人”。
据说,雷锋参军前在农村开过拖拉机,当时的拖拉机堪比现在的宝马轿车。而在天安门前留影时,他手提一个时尚的书包,之后又借来一辆摩托车,假装风驰电掣。是的,雷锋“做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时髦事”:他穿皮夹克、戴手表,参军后的一段时间里依然留着刘海儿,只是被军帽给遮住了。另一段不太被人关注的事实是,雷锋在到部队前就已从事过多种工作并赚了不少钱,所以,他才能一口气捐出相当于25美元的“巨款”,这个数字是当时普通战士月薪的10倍多。
以前所展示的是他补过的袜子和衣服,意在营造一个艰苦朴素、大公无私的模范形象。现在我们知道,雷锋也曾是个爱玩、有点儿不修边幅、头戴皮帽的嬉皮士,他开的是那个年代的“宝马”,提的是那个年代的“普拉达”……
雷锋形象在外媒笔下演变
1963年7月,雷锋首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标题是《红色中国:成为那颗螺丝钉》。从那以后,“雷锋”这个名字随着中国世事的变迁,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欧美记者的报道中,而每年3月5日的学雷锋运动也成为外国记者观察中国的镜子。
“每当党的领导为人民的道德感到忧虑时,就会重新赋予雷锋一次生命。”1998年学雷锋热潮过后不久,《纽约时报》记者曾这样总结。当年,人们被呼吁学习雷锋的“无私精神”,对国企改制要多忍耐。
进入21世纪之后,“雷锋”在各种不经意的瞬间,一再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内。
前几年,雷锋是一款电子游戏的主角,玩家需要做各种好事以达到终极目标:赢得一套《毛泽东选集》。
2008年,又有记者在欢天喜地迎接奥运的中国人中见到了雷锋的名字,有人用免费帮人擦鞋的方式来表达迎接奥运的热情与喜悦。
2012年,英国《金融时报》则发现,雷锋成了新时代银行家们的学习榜样。他的故事被援引来证明:宅心仁厚的规则有助于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
与上述这些“雷锋”形象相比,《时代》周刊在1963年报道的雷锋似乎单调得多: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士兵。在他去世后,人们才通过日记发现,他是一个谦卑且令人敬佩的“毛主席的学生”;他立志做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为党和主席工作。
外媒没有忽略,当年,中国人刚刚经历过“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又要面对随之而来的大饥荒。雷锋的出现,在许多欧美媒体看来,恰逢其时——他给正在挣扎中的中国人带去了许多鼓舞。
作为一个文化符号
2012年,雷锋在《纽约时报》的描述中,更多的是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文化符号,象征着无私、谦虚和奉献精神。
变化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1990年,《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纪思道记录下了热火朝天的学雷锋活动,并细致地描述了雷锋的“好人好事”:“雷锋不是一个一般的好人,他是那种会默默帮同志们洗衣服的小伙子;梦里思念的不是漂亮姑娘而是毛主席;当其他人在空闲时自己找乐子时,雷锋会跑到工地上劳动,还把自己的积蓄都给了贫苦农民;他乘火车时,不光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其他人,还花了所有时间来洗窗户和刷地板……”
写下这段话之前,纪思道去了雷锋的故乡长沙,在那里遇见一位雷锋的亲戚。雷先生是当地雷锋纪念馆的导游,他告诉纪思道,预计当年参观纪念馆的人数会达到10年来的最高纪录——20万。
不过雷先生还是摇着头诉说当时的世风日下:“现在不强调雷锋精神了,人们都不做好事了。有人掉到河里,也没人会去帮一把,除非收了钱。”
根据纪思道的观察,在1990年的中国,许多中老年人对雷先生的话“心有戚戚焉”,他们为改革开放10多年来道德风尚的改变倍感忧心。
发现一个新的雷锋形象
进入21世纪,西方记者发现了一个新的雷锋。除了人们最熟悉的带着军帽、持枪站立的卫士形象,还有在天安门城楼前骑着摩托车的“摩登”形象,这个雷锋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发型松散随意,是当年流行的式样。
“许多西方怀疑论者疑心雷锋这个人是不是真实存在,尤其怀疑怎么会有这么多他正在做好事的相片。”去过雷锋故乡的美国记者纪思道,也曾带着这样的疑问参观过抚顺的雷锋纪念馆,并在那里找到了答案——雷锋生前已被地方军队选为士兵中的模范,很多照片都是为了1962年的一场展览而拍摄的。工作人员承认那些照片是摆拍。
大多数时候,雷锋形象正是由纪念馆、雕像或转述过多次的英雄事迹塑造而成的。但也有一个更像普通人的雷锋被记录了下来。1990年,在长沙,当接受纪思道采访时,雷先生承认,他们家这个22岁就去世的亲戚并非圣人,偶尔还是个淘气的男孩儿。
“有天他在地上挖了个坑,然后用树叶和树枝盖住了。”雷先生回忆往事时,举了一个在他看来不那么符合英雄形象的例子,“就像他希望的那样,有个人走了过来,结果嘭的一声摔进了坑里。”
补拍的照片
在那个年代的政治语境中,雷锋的镜头形象也大多经过了“合理”的修饰。
雷锋的形象如此完美无瑕、光彩照人,与图片的宣传密不可分。曾有4位美联社记者专门到抚顺雷锋纪念馆采访,他们指着雷锋给伤病员送月饼、扶送大娘的照片问:“雷锋做好事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为什么雷锋做好事还有照片?这是不是‘导演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可以从雷锋传世的一批经典照片的创作过程进行考察——
1961年2月,全军掀起学习雷锋的高潮,沈阳军区决定由政治部和雷锋所在的基层单位筹办雷锋先进事迹巡回展览,这样就需要补拍一部分照片。沈阳军区首长为此还专门做了指示:补拍的照片必须真实,必须是雷锋实实在在做过的好人好事。
时为摄影记者的张峻受命草拟了一份拍摄提纲。这份提纲是以雷锋荣获“节约标兵”称号、做先进事迹报告以及他本人的口述、日记等资料为依据拟定的,经领导批准后,在春节期间全部完成。最终补拍的照片总共近20张,均为日后参观雷锋展览的观众所熟悉。应该说,雷锋可能是全中国被摆拍最多的人物之一。
(灰灰据《青年参考》《雷锋1940-1962》 等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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