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男性避孕药

加莱斯·雷曼/著 张慧/译

女性避孕药的风险真实存在

“我还年轻，不想死。”我的病人说，“我的孩子还小，他们需要我。”我向她解释心脏病发并不代表她会死去，由于发现得早，她很快会没事。但是我理解她的恐惧——40岁出头的健康女性本来不该突发心脏病，她并未超重，从不抽烟，没有高血压和高血脂，也没有家庭心脏病史。为何一位年轻、健康的女性会出现严重的心脏病呢？

原因或许在于她长期服用口服避孕药，其副作用之一就是增加血液凝块概率。每种口服避孕药含有的风险并不一样，但使用口服避孕药的女性形成血液凝块的概率，通常是其他女性的2～3倍。在临床医学中，因果关系很难判断，我们无法一口咬定就是避孕药使她心脏病发，但我们知道，其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避孕药，被喻为将性欲与繁衍分离的社会革命。它使女性对生育有了掌控权，因为它提供了可靠而且可逆的避孕方法。女性无须禁欲就能回避生育，并且在停药后仍然可以生小孩儿。这些年来，更多品种的女性避孕药出现了，女士们可以在药片、针剂、贴片和宫内节育器之间挑来拣去。

作为对比，男性避孕的选择有限得多：不是输精管手术，就是安全套。输精管切除术从19世纪开始启用，而安全套更源远流长。早在16世纪，意大利解剖学家加布里埃罗·法洛皮奥就描述过一种亚麻布做的避孕套，用于防止梅毒传播。到了18世纪，避孕套已成为男性主流避孕手段。

避孕套可以防止性病传播，但作为节育手段，它并不像包装上写的那么有效。依赖避孕套节育的夫妇意外怀孕率达到18%。而输精管切除就十分保险，失败率还不足1%，缺点则是难以逆转。

男性避孕：有方法，无推广

在越来越认同“两性应分享责任和平等机遇”的当今社会，缺少恰当的男性避孕方法让人震惊而且迷惑，尤其是当很多男性避孕方法已被发明，却无法推广的时候。

新的男性避孕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激素避孕与非激素避孕。男性激素避孕药的作用是降低睾丸激素水平，从而减少睾丸产生的精子，主要的手段就是注入睾丸激素。

增加额外的睾丸激素来抑制精子，听起来似乎有悖常理，但其原理是利用男性生殖系统的内部制动。当植入的睾丸激素进入血液，意味着给大脑发出信号：“这里已经有足够的睾丸激素了。”这样就阻止了精子的产生。

女性服用有副作用的避孕药，是为了防止意外怀孕，但它会给女性带来健康问题，可以说风险和受益是平衡的。然而，男性并不承担怀孕风险，他们的性伴侣才是受害者。因此，如何平衡男性避孕药副作用的“风险和受益”，就是一个艰难的伦理问题了。

那么非激素的男性避孕药又怎么样呢？它与大脑刺激、睾丸激素无关，而是直接抑制精子生产。其中一种方式是印度的苏加·古哈博士发明的化学输精管结扎，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第三期。在普通结扎手术中，输精管被切断并封死，令精子无法流出。而这种方法将一种合成物质植入输精管，同样能阻止精子，合成物也可以被移除，这样就能恢复正常的精子活动了。

化学输精管结扎也有一定风险，因为它需要进行小手术，但在安全和效率两方面的结果都很乐观。这时另一个问题又来了：由于植入输精管的合成物物美价廉，而且可以使用多年，大制药公司无利可图，没有推广兴趣。想推广只能依靠政府或非政府组织。

谁来为男性避孕药埋单？

已经存在的男性避孕方式，为何没有被广泛应用呢？德国明斯特大学男性生育能力研究员埃伯哈德·尼施拉格认为，男性避孕药在投入市场前需要大规模临床试验，但医药公司不打算为此投资。

医药公司有多重考虑。女性避孕药的广泛接受度和可靠性，为男性避孕药设立了很高的竞争门槛；男性并不在意外怀孕中承担健康风险，因此是否甘愿承受避孕药的副作用也是个问题。此外，美国的健康保险产业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男性避孕药到底应该由男性还是女性来购买？

另外，诊所记录显示，抑制精子的方式对于亚洲男性比对高加索男性更有效。而在同一个种群内部，药效也很可能是不相同的。至于文化上，天主教反对任何形式的避孕，信仰天主教的男性对于男性避孕药也更加排斥。

因为这种种原因，制药公司没有兴趣投资几百万美元进行临床试验，而没有临床试验，这些药物就无法投放市场。这就是男性避孕药的困境。

但是从社会角度来看，我们提倡多样化的避孕方式。男性虽然不用承担分娩的痛苦，但应该分担养育子女和避孕的责任。如果市场没有动力提供支持，我们不如另觅他径，政府和非营利性组织是很好的选择。

（摘自《青年参考》2013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