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李红都
去省里开残代会,同行的代表当中有位和我一样的听障女子。当肢残人代表主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我的弱点便暴露了——他们语速太快,口型也不是我熟悉的标准普通话口型,我木讷地坐在那里,根本接不上话。而她却应对从容,交谈显得轻松愉快。
我问她怎么能看懂那么多不同的口型?她笑着摇摇头:“我不需要看口型,他们说话,我听得很清楚。”说着,她用手拨开右耳后的长发,原来,她植入了电子耳蜗。
见我感兴趣,她给我讲了自己的康复故事。她1岁多时因注射抗生素导致双耳听力下降,之后,她配上助听器学说话。到了12岁时,情况更糟,佩戴最大功率的助听器都没有帮助,束手无策的父亲只好带她去北京寻找康复的希望。
一家权威医院的大夫告诉了他们植入电子耳蜗的利弊:如果手术成功,患儿听力将大幅提高,接近正常。但安装电子耳蜗不仅费用昂贵,并且风险较大,一旦失败,听力会比手术前还糟。没人敢保证手术百分之百成功,一旦手术失败,不仅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而且孩子原有的一点儿听力也会丧失。很多家长不敢冒那个险,犹豫再三,最终放弃了手术。唯有她的父亲顶着巨大的压力,签下了手术协议书。
靠着植入的电子耳蜗,她像正常人一样顺利考上了大学,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甚至还考取了驾照。她说自己很幸运,当时父亲选择给她冒险做耳蜗植入术也是万不得已——再大的声音也激不起她一点儿听觉反应,反正都是最坏的状况了,还能坏到哪儿去?
她的话,令我感慨。是啊,如果她还有残存的听力,她的父亲可能就下不了那么大的决心了,她的命运,可能也像我们这些中、重度的听障人一样,至今仍挣扎在难以与人正常沟通的苦恼中。
有一位亲友,几年前在一家企业做文员,单位效益差,工资低,但却是一份有编制的正式工作。他也一度考虑过辞职,却怕再也找不到这么轻松体面的工作,失去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但是,仿佛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单位改制,他们那个终年难以赢利、总拖公司后腿的部门被精减下来。拿到一笔工龄买断金后,他成了没有单位的自由人。
那一刻,他觉得天都塌了,再没有比这更糟的事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喝了两天闷酒后,最后决定豁出去——用那笔买断金购进了一些器材,做起了代销五金器材和埋线、走线的生意。没想到,不到半年,他就收回了成本,生意好的时候,一天的收入能超过他当年在单位一个月的工资。闲聊时,他说:“有些成功,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那次减员风波,我也不敢破釜沉舟地开始创业。”
人生,或许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当我们陷入最糟糕的状况中时,肯定会生出伤感、烦恼、无助等灰色情绪,但是,无论如何,请振作精神,因为可能正是这个负极点,逼着你不得不改变思维和习惯,从一个崭新的起点出发,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找到另一种你之前不敢想象的成功。
(左岸摘自《快乐阅读·语丝》2013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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