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科幻电影的映射逻辑——基于“高科技低生活”叙事模式的视角

乔新玉 井晓雪

(1.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河南 开封 475000；2.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3.河南大学美术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作为赛博朋克电影的重要细分，元宇宙科幻电影普遍具有高科技低生活的叙事模式，即未来科技高超但人们生活困顿。此种看似矛盾的程式化手法，不仅没有落入陈词滥调的窠臼，还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风靡至今，频频跨越文化区隔，在全球青年观影者中广有拥趸。这与其深植于日趋迫切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人类生活方式全面科技化的同时，隐含深刻的现代性危机。研究元宇宙科幻电影高科技低生活叙事模式在戏剧张力设计之余，对社会现实的辛辣映射和其蕴含的理性逻辑，既能更好地理解跨国青年观影者的科幻叙事需求，为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提供助力；也能促进中国科幻影像的叙事逻辑斩获更多的时尚话语权，为蕴藏中国智慧的科技价值观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一、高科技的低生活未来：现代性危机的科幻图景

与现实世界平行的数字仿真世界，是赛博朋克小说的经典元素。仿真是“后现代理论教父”让·鲍德里亚提出的概念，指代码、符号支配社会的阶段。[1]在仿真时代，事物的边界因意义内爆而消失，最终产生超真实的后果：“符号世界比真实世界更真实，其中的超真实的模型、图像和代码开始控制思想和行为。”[2]此种以假胜真的异化世界，威廉·吉布森在《整垮珂萝米》(1982)中称之为赛博空间，尼尔·史蒂芬森在《雪崩》(1992)中称之为元宇宙，皆指在互联网世界中超真实的虚假世界。随着电影特效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经济的爆发，以此为母题的科幻电影，自1999年《黑客帝国》播出以来在国际市场风靡，深受青年人喜爱，影响力巨大，频频引领智能科技的发展潮流。

在元宇宙电影中，高科技与低生活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高科技的异化，导致低生活的后果。在《黑客帝国》中，人类催生的高科技设备在和人类的竞争中失控，享有全面压倒性的优势，人类因此沦为机器帝国的生物能量源。然而，人类在被饲养的过程中，由于精神痛苦大面积死亡，机器帝国由此发明了仿真的元宇宙——矩阵(The Matrix)。绝大部分人类终生被囚禁在培养皿中，不知情的意识则在矩阵中虚假地生活，而小部分拥有真实而自由生活的人类则躲在地下的深处艰难度日。高科技的失控，由此作为低生活的原因，在元宇宙电影中逻辑自恰。《头号玩家》(2018)也不例外，高科技带来的虚拟现实游戏——绿洲，作为高度响应人类幻想的海市蜃楼，吸引人们沉迷其间，导致相对无趣、陈旧的现实世界不断沉沦，成为令人难以忍受的破烂。

这种叙事模式，与人们现实生活中高科技带来“高生活”的经验和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富有强戏剧张力。由此，这些电影作为与现实并置的异质空间，成为福柯所谓的“异托邦”，为人们反观现实世界提供了他者视角下的镜像。科幻作家阿西莫夫1940年提出的“机器人三原则”要求人工智能将人类利益放在绝对优先的位置。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机器人三原则”抚慰人心的同时，隐含两大漏洞。即超越人类极限的人工智能，在具备自我意识后拥有摈弃人类社会规则的自由和能力；在具备自我意识前则具有被算法操控，为害人类社会的可能和能力。2022年6月，有谷歌工程师宣称该公司的智能聊天程序LaMDA已经具有了自我意识。谷歌对该工程师的解雇，未能平息舆论的强烈担忧。这背后“细思极恐”的高科技异化可能令人生畏。

高科技时代的低生活，作为极致商业化社会带来的可能性后果，是元宇宙电影对现代性危机的合理想象。1982年，三部名垂青史的赛博朋克电影不约而同地描绘现代科技进步可能蕴含的深刻危机：《银翼杀手》(美国)、《爆裂都市》(日本)将危机诉之于核爆背景下的社会冲突，而《电子世界争霸战》(美国)则将危机诉之于网络世界中异化的程序。前者是当时欧美社会对能源危机、核战危机恐慌的直观反映，后者则是对未来网络技术失控的预警式担忧，反映了时人对现代性危机的理解差异。然而，在这三部电影中极度的商业化追求是危机背后共同的根源。例如，在《电子世界争霸战》中，野心勃勃的埃德把窃取来的程序予以强化、训练，意图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称霸游戏世界、控制游戏玩家。

如果将元宇宙理解为和现实世界平行的数字仿真世界，那么《电子世界争霸战》则称得上是元宇宙电影的开篇之作。它将“机器人三原则”的两大漏洞结合在一起：野心家埃德操控程序的算法危害人们的利益，而程序因此失控、异化。然而，这部电影毫无高科技低生活的叙事痕迹，仅展现了网络技术失控给用户个体所带来的危机：异化的程序在游戏世界中追杀用户，导致用户只有赢得游戏，才能回到现实世界。这部电影上映时，以高科技低生活为叙事模式的赛博朋克电影刚刚诞生，且因为超越了时代，无一例外地遭遇了票房失败。描述网络世界程序异化的《电子世界争霸战》，更是一败涂地。在当时，科技进步作为现代社会昌明的典型象征，为经历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类带来了优渥的生活。所以，在当时“统治”欧美科幻文艺界的小说三巨头——克拉克、阿西莫夫和海因莱因，皆围绕外星殖民、时空旅行畅想未来。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进入跨国垄断资本阶段，欧美跨国企业在全球极速扩张的同时，日本大型企业在欧美获得巨大成功，欧美民众对此深感震撼。此后，对跨国垄断资本操控世界、毁灭文明的担忧由此在欧美盛行。在此背景下，欧美科幻文艺的审美迅速转向，观照地球文明高科技低生活的叙事模式大受欢迎。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频频采用此种叙事模式的小说家菲利普·迪克生前籍籍无名，但在1982年去世后声名鹊起，作品频频被翻拍为电影。例如，赛博朋克电影的开篇之作《银翼杀手》即改编自其1968年的作品《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开创赛博空间、元宇宙科幻文艺的小说家威廉·吉布森，则幸运得多，其1984年发表的《神经漫游者》同时斩获雨果奖、星云奖和菲利普·迪克奖，在科幻文艺领域至今无出其右者。

1993年以后，美国政府放开对网络技术的军事管制，互联网技术高速扩张。数学家维纳1948年在《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提出的设想，进入大众生活，即以数学方法实现人、动物、机械间通信的未来触手可及。受全球化进程、现代通信科技进步的影响，描绘在异质通信技术昌明的未来，人类生活落魄的元宇宙电影迅速崛起。

二、高科技低生活的现实映射：极致商业社会的异化未来

自启蒙运动以降，以理性为关键内核的现代化祛除了愚昧、迷信的羁绊，使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成就了辉煌的文明成就。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资本寻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一方面，导致人性、个性受到压抑、排挤；另一方面，蕴含摧毁人类文明的异化危机。此即现代性危机：理性的不合理性。齐格蒙特·鲍曼享誉全球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就认为二战期间的犹太人大屠杀正是现代化进程中理性化趋势的道德后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高科技低生活叙事模式的元宇宙电影，正是通过对未来异化的仿真社会的戏剧化描绘，映射当下人类文明中理性的不合理性。

元宇宙电影中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戏剧性的两极分化，对应当下网络世界快速迭代背景下真实世界趋于无趣、落寞的现实，映射虚拟与真实世界深刻的决裂危机。有后现代理论教父之称的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在多部著作中研究符号世界异化对真实世界秩序的毁灭性影响，如《生产之镜》(1973)、《符号交换与死亡》(1976)、《末日的幻觉》(1976)、《拟象与仿真》(1981)、《宿命的策略》(1983)。他的观点对元宇宙科幻小说、电影有深刻的影响，以高科技低生活为叙事模式的多部元宇宙电影，都可被视为对其哲学观点的影像化表达，如《黑客帝国》。导演不仅在采访中公开宣称深受鲍德里亚观点的影响，还在电影中设有“埋伏”：男主角尼欧用来藏非法软件的书就是内部挖空的《拟象与仿真》。《阿瓦隆》(日本，2001)的背景设置也是如此。在未来，人们沉迷于网络世界中的虚拟天堂——游戏服务阿瓦隆，对苍白、落后的真实世界深感厌恶、绝望而鄙弃。

在人们耽于网络享乐，普遍沉迷于手机、电脑而影响了现实工作、生活、学习、交往的背景下，《阿瓦隆》等元宇宙电影对未来的描绘，堪称黑寓言，极具警告意味和刺激性，因此深受青年观影者的喜爱。在《头号玩家》的元宇宙游戏绿洲中，由算法操控的声光电堪称响应玩家一切梦想的数字桃花源。那些在现实世界中籍籍无名、困顿无依的玩家，在绿洲绚烂多姿的数字情境中不仅可以为所欲为、生杀予夺，还能轻而易举地体会“一呼天下应”的巨大成就感。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男主角韦德·沃兹，因此和电影中的“众生”一样，为了逃避现实世界的痛苦，而在绿洲中寻求慰藉。《头号玩家》与《阿瓦隆》的背景设置如出一辙，戏剧性地展现了当今社会人们沉迷于网络世界的原因：屏幕中的虚拟世界如梦幻泡影且简单易行、持续优化；屏幕外的真实世界则相形见绌、江河日下。在深刻映射现实社会的背景下，元宇宙科幻电影高科技低生活的叙事模式，得以超脱陈词滥调的窠臼，以“警世钟”的戏剧性描摹，一再警告高科技的异化危机。

对网络时代人类身份认同、伦理规则、社会秩序的崩溃的描绘，使元宇宙科幻电影作为异托邦成为展现异质因素的关系空间，与当下人类赛博格实践中的迷茫、困惑和失序相对应。借助网络展开虚拟社交的现代人，在深入的赛博格实践中，已经被部分电子化了。赛博格异质的半人、半电子状态既趋于分裂而又紧密交织，深陷矛盾冲突，基于人类自然身体的人本主义遭遇认同危机。[3]例如，为了在网络社交中出人头地，一些网民冒伦理之大不韪，怂恿他人自杀、自残。这种危机在《攻壳机动队》(日本，1995)中表现为人本主义认同完全消解后的疯狂犯罪。在未来的2029年，传统的碳基肉身、新型的机械硅基身体都不过是意识的容器而已，人类的本质已经转变为可在网络中复制、粘贴的信息综合体。这使大量新型犯罪涌现，例如，清除、篡改人的记忆，使之成为被任意摆布的傀儡。在《天才除草人》(美国，1992、1996)中则表现为野心膨胀的除草人乔布试图摧毁现实世界，诱使人们向乔布掌控的虚拟现实世界逃亡。原本存在智力缺陷的除草人乔布，在虚拟工厂的实验项目中智力大增、野心膨胀，沉醉于其在虚拟现实空间中的无限掌控力。这与今天人们的赛博格实践相通：大量人在现实生活中籍籍无名，但在网络世界位高权重、一呼百应。

在电影对未来的擘画中，超强视听刺激的游戏和感官享乐，是大型资本、野心家、邪恶势力通过元宇宙攫取财富与权力的手段，映射了跨国垄断资本通过消费主义对全球化进程操控的现实。在《阿瓦隆》《头号玩家》中，元宇宙作为游戏为用户提供的超真实体验极具震撼力，使人们沉迷其间耽于享乐，而元宇宙游戏背后的资本、操控者则在元宇宙内外的虚拟世界、真实世界中拥有惊人的财富和庞大的影响力。在《黑客帝国》中，赛弗明知矩阵里的感官享乐都是假的，但仍然为了逃避真实世界中的困顿生活，而背叛人类，只求意识得以继续留在元宇宙的世界体验虚假的快乐。控制矩阵的机械帝国，不仅在虚拟世界中掌握了对人类生杀予夺的权力，还在真实世界中得以牢牢把控庞大的能源业——饲养人类。在《异次元骇客》(美国，1999)中，2024年的富商大卫和妻子等人出于追逐财富的目的，构建了成百上千个元宇宙游戏，包括仿真的1999年的洛杉矶，供玩家进入后享乐。

这些与人们所处的生活现实具有相通的逻辑，即资本通过技术进步提供更好的享乐体验，从而在收获巨额财富的同时，获得惊人的权力，如Facebook、推特等网络社交平台，以及英雄联盟、魔兽世界、原神等游戏服务。Facebook在全球的用户数量超过30亿，日活跃用户超23亿，屡屡被质疑操控舆论，干预选举。可以合理推断，基于虚拟现实技术提供真实感官刺激的元宇宙，影响力势必更胜一筹。从这个角度看，电影对元宇宙虚假世界超强影响力的渲染合乎情理。

在赛博空间、元宇宙领域拥有绝对影响力的威廉·吉布森，惯于描绘被跨国垄断资本控制的人类未来。威廉·吉布森的所有作品都在反复表明，在高度技术化的社会里，谁掌握了信息和技术，谁就掌握了控制权，未来的控制权在公司手中，公司左右了人们的生活，人沦为公司的奴隶或者公司间技术战的棋子。[4]受威廉·吉布森的影响，采用高科技低生活叙事模式的元宇宙科幻电影，几乎都将文明困顿的原因归于资本操控下的商业逻辑的异化。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注意到全球化进程中商业逻辑对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侵入。例如，美国学者乔治·里茨尔提出“社会的麦当劳化”概念，认为美国商业主义的典范——麦当劳的资本运作逻辑，不断影响商业以外的领域。综上，由于深刻映射了人们真实的技术化生存方式和商业化的交往方式，元宇宙科幻电影高科技低生活的叙事模式得以凭借直击灵魂的震撼，而深受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喜爱。

三、技术恐惧的指向性：对工具理性异化的忧思

催生现代社会技术进步、经济繁荣、物质丰富的工具理性，所固有的弊端，蕴含深刻的现代性危机。这是欧美科幻文艺中高科技低生活叙事模式，隐藏在技术恐惧表象下的深层逻辑。以此为叙事逻辑的元宇宙电影因此往往颇具警示现实、启迪未来的价值，而更易经久留传。与之相对，无论是专注于描绘元宇宙虚拟角色觉醒的《失控玩家》(美国，2021)、《网络迷宫》(意大利，1997)，还是主要描绘元宇宙虚拟世界视听刺激的《感官游戏》(加拿大，1999)，在深刻性、影响力方面往往都无法与采用高科技低生活叙事模式的元宇宙电影抗衡，更易被视为打发空闲时间的“爆米花电影”。

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将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以效率为导向，强调回报最大化，是大规模、现代化管理所依赖的内核；后者以道德、美学、伦理、哲学的追求为导向，强调高于世俗利益的绝对价值。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以工具理性为内核，无情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对价值理性所代表的“情怀”极力排斥，这作为现代性的弊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而危机四伏。现代化的过程是人的自我发现与工具理性不断高涨的过程，工具理性强调计算的原则，将世界视为机器，将自然视为空洞实体，认为理性能够支配与控制自然。[5]备受青年网民推崇的国产科幻动画《灵笼》，即采用了此种叙事背景：文明因为大型生物公司的利润追求而覆灭，残存于灯塔的人类在逼仄的空间中彻底抛却价值理性，以生存效率为导向敌视家庭、婚姻、爱和伦理，人性受到极度的压抑。

元宇宙电影高科技低生活的叙事模式，观照的正是工具理性异化的背景下，非人化技术失控后的图景，以引发观影者对当下科技观、全球化思潮的反思。各国青年作为深度浸淫于现代化潮流的先锋，对此感悟最深，因此更易成为元宇宙科幻电影的拥趸。

高科技带来的物联网、人工智能、元宇宙、虚拟现实等技术，在摒弃人性的能力方面堪称文明的巅峰，可以无情地追求效率最大化。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人在诸多场景中作为效率的拖累，被准确、无情的机器所替代，如追求福特主义的工厂；在元宇宙电影中他们则被异化的工具理性所摆布，如《黑客帝国》。乔治·里兹尔认为社会的麦当劳化具有效率导向、量化管理、可预测性、控制等特征，并最终产生“理性的不合理性”。所谓理性的不可理性，指工具理性不可避免地孕育出不合理的、否定人的后果。[6]马克思·韦伯称之为理性的“铁笼”。《头号玩家》中的绿洲和《雪崩》中的元宇宙，都是工具理性的技术产物，依据效率最大化的原则和科学的方法向用户提供超强的视听娱乐刺激，大量的用户由此沦为资本盈利的环节和工具。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失控玩家》中的NPC(游戏中非用户控制的人工智能角色)和《黑客帝国》矩阵中的个人，都是效率法则下无足轻重的角色。这与人本主义的自我认知背道而驰。由此，采用高科技低生活叙事模式的元宇宙科幻电影，以严密的逻辑为前提，得以从疏离的视角解构大众对现代化的固有认知，从而因为逻辑自洽而具有极强的心理震撼力。

综上，普遍采用高科技低生活叙事模式的元宇宙科幻电影，以工具理性技术的异化为警示，戏剧化地展现理性铁笼下的不合理性，在哲学、技术、艺术、娱乐交叉的领域探索赛博格时代的人性变革。在世界范围内广受青年人喜爱的科幻英剧《黑镜》，以深刻而尖锐的数字技术观著称。它几乎每一集都在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讲述理性的不合理性问题，而对元宇宙的描述也是如此。例如，《黑镜》第四季第一集《卡利斯特号》，男主角戴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同僚的排挤和轻视，便偷盗同僚的DNA信息，然后用数字克隆技术，在虚拟现实游戏中囚禁、奴役这些同僚的意识。近年来，包括《黑镜》《上载新生》在内的多部有关元宇宙科幻的剧集风靡世界，在全球青年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这反映了有关元宇宙技术、人性、异化的科幻电影，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的事实。

元宇宙科幻电影高科技低生活叙事模式在技术恐惧的表象下，直指现代性危机——工具理性的异化，因此具有与时俱进的深刻寓意和日渐迫切的思考价值，常被认为比恐怖片还“恐怖”，令观众大呼过瘾。例如，根据菲利普·迪克小说《记忆总动员》改编的电影《全面回忆》(美国，1990、2012)讲述了元宇宙虚拟现实服务可复制、编辑、下载记忆的未来，人类身份认同的危机和文明陷落的阴暗。实际上，把人类的记忆作为普通信息进行加工的未来并不遥远，例如，“科技狂人”马斯克2022年7月宣布，已将其大脑数据备份至云端并与云端的“自我”进行了对话。

反思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逻辑，对全球化进程中工具理性技术的异化现实的深刻映射，几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典科幻电影的共性。例如，《异形》系列中的维兰德-汤谷公司、《生化危机》系列中的保护伞公司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佼佼者，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异化为邪恶无情而强大异常的恐怖力量。在全球化进程、工具理性技术、异质通信高速发展而社会麦当劳化趋势显著的当下，这些电影作为异托邦，为大众的技术认知提供了艺术化的镜像。

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作为泰坦神族的子孙，用泥土制造了动物和人类，他的兄弟爱比米修斯则负责赠予新生的动物以生存所需的天赋，却忘了给人类留下生存所需的天分。为此，普罗米修斯从众神处盗来了火焰，改善了人类的境遇，文明由此开启。当代欧美影响力最为广泛的技术哲学家之一贝尔纳·斯蒂格勒，以此为隐喻，认为身体的缺陷是人的第一属性，而使用技术弥补缺陷的代具性是人的第二属性。[7]由此，火与元宇宙作为人的代具技术，既具有助力人类的作用，也具有异化后毁灭文明的危险。这是国际科幻文艺市场反复咏叹的主题，从1818年首部现代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到2012年斯科特执导的《异形》前传《普罗米修斯》皆是如此。在此背景下，国产科幻电影出于征战国际市场的需要，在叙事模式和背景设置方面都大有可为。观照技术恐惧背后的工具理性异化忧思，既能更好地适应国际青年观影者的技术审美需要，也能为全球化思潮中的科技观反思提供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