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视作品中的灰色形象建构及人性书写

郭文轩 叶永胜

(1.西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2.东莞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东莞 523000)

“好人的好总是相同的，坏人的坏却各不相同。”近些年中国影视作品中逐渐出现了“灰色形象”这一新型人物定义。借由大众审美内涵的变革，他们在摆脱固有非正面人物形象程式化、脸谱化性格特征的基础上，蕴含了不同社会群体在面对时代与社会变化时的内在创伤体验；同时，艺术创作者们在灰色形象的建构中不断添加着自身对于人性的思索与探寻，将其放置在社会现实与人性本真不断对抗的修罗场中，使得这些代表性的灰色形象不仅具有了强烈时代烙印，还呈现出复杂的人性书写倾向。

一、探寻方向的变革：突破与下潜

纵观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发展史，人物角色的立场设定是具有历时性和渐变性双重特征的。以20世纪80年代作为分水岭，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建构观念在保持正义与邪恶的基本架构之外，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塑造倾向：二元化与多元化。在80年代之前，为了高效率地达成矛盾冲突的激化目的，人物立场被简单地肢解成二元对立状态，其更多地体现出政治话语力场对于文艺创作的影响与干涉；而到了80年代，受当代文学思潮中“伤痕”与“反思”观念的影响，影视作品日益表现出脱离“三突出”原则的创作倾向，对人物形象的建构也开始从社会和时代对人性影响的角度进行创作探索。这一阶段以谢晋指导的“反思三部曲”为代表，中国当代影视作品中出现了“灰色人物”这一概念，并且这一形象在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发扬光大。时至今日，中国影视创作中灰色人物的形象建构观念在探寻方向方面的内涵旨归，也由展现人物在政治权力领域的“黑白”徘徊，逐渐与“从日常生活中表现小人物对爱情、理想的追求与失落，表现小市民卑微的灵魂和失控的生活节奏”[1]相并行，进而形成人物建构视角下关于人性的影视创作内涵探寻的变革趋势：突破与下潜。

(一)突破：对传统语境中灰色区域的涉足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纲要》中指出，性本能作为无意识的主要构成内容，始终受到文明社会中法律、道德和习俗的压抑[2]。封建宗法制度作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主流思想范式，其对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中所施加的关于性本能、官本位思想以及女权意识的噤声式枷锁依然存在。新时期以来，随着“寻根”思潮的兴起，文艺创作者开始对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辩证的探知与思考；再加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西方文化思潮的引流，中国群体审美标准也发生了转变——政治话语的隐没导致了人本主义的回溯。因而在中国当代影视作品中，对于传统规范在当今社会如何自处的思考与探索从未间断，从而形成对于传统语境中灰色区域进行涉足与思辨的大胆突破。

以2000年前后的犯罪题材影视作品为例，传统“警察抓小偷式”立场绝对化的作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英雄无悔》《大江东去》《黑洞》《神圣使命》等为代表的一批借反腐倡廉的大框架，刻画现实生活中被金钱、权势、色欲等诱惑扭曲后的人性浮世绘式作品。而通过对近几年上映的影视作品进行研究可以发现，这种裹挟在政治斗争中的人性审视在以《人民的名义》为首的一批反腐剧中表现得越发成熟。在该剧中，通过描写在同一事件中不同政治派系间相互掣肘、攻讦的官场现状，塑造了高育良、李达康、祁同伟、孙连城等一批亦正亦邪的官场人物群像，并且在他们一系列看似为民做事，实则中饱私囊的政治操作中提出了关于人性善恶转变标准的辩证思考。

除了上述对政治话语中灰色区域进行披露的相关作品，关于女性意识解放与女性权利抗争的影视作品——诸如《蜗居》《欢乐颂》《不完美的她》以及电影《一江春水》《瀑布》等，也逐渐成为大众审美对象中的宠儿。此类作品大多通过对影响女性生存状况的社会、时代、个人等因素的描写，反映女性在当今社会中的生存困境，表达出女性群体对于男权社会的不满与反抗，从而引出两性关系和人生价值层面的更深层次思考。作品中的女性受限于教育水平或生存环境，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有出于人性本能的取巧行为出现，但是她们在时代的洪流面前展现出的生存观念与情感态度又是具有正面意义的，这就导致此类女性形象在贴近现实状况的同时，模糊了观众期待心理中的立场态度，从而营造出一种又爱又恨的情感体验。这种站在女性话语立场的审美态度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近乎绝迹，而在八九十年代开始在影视作品中应运而生。究其根本，不仅是其掣肘于时代与政治干涉的潜在折射，更是大众审美层次与思想观念等级逐渐提升的外在表现。

(二)下潜：对底层现实中混乱现状的探掘

对比西方世界，当下的中国依旧处于一个经济、文化、社会多维变迁的转型期，市场经济改革的余波依然回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是在这种尘埃未定的大环境下，一部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体却依旧为每日温饱挣扎。随着艺术创作者们的目光下移，揭示底层现实混乱现状的作品也慢慢出现。与高歌真善美的传统影视作品相比，对社会底层群体的关注不可避免地导致作品内容中充斥着现实生活冷漠与残酷的写照。这类作品中的人物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扮演着城市发展的基层建设者之类的“螺丝钉”角色。他们时常出现在大众生活中，却几乎不曾进入大众视野里。通过对这一群体的影像记录，可以提醒人们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需要对内在人文思想的流失与消溃进行重新的审视与认知。

以2004年上映的《天下无贼》为例，剧中王薄与王丽是一对扒窃搭档，他们的生活环境是社会底层，做的也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但是随着王丽意外怀孕，加上对傻根身上展现出的纯朴善良的喜爱，这一对盗贼夫妇决定保护傻根，使他免遭他人贼手，最终导致王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作品中对于偷窃与抢劫等行为的美化与修缮并不能够掩盖其对底层人们生活环境的反映——混乱、无序、危险、复杂。导演冯小刚试图在混杂的大环境中，让一个窃贼通过保护他人的正义行为得到灵魂的洗礼，实际上是希冀在精神层面唤醒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而在2018年何苦指导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中，这种借由对底层生活混乱贫瘠景象的刻画来展现其中人性复杂多变、扭曲挣扎状态的意图就更加明显。影片通过对老黄、河南等人物的代表性经历阐述，塑造了一批完全受物质欲求驱动的底层形象。他们放大了自己的动物本能，经常做一些偷窃、赌博之类的行为；但是在看似肮脏的灵魂下，却又闪烁着乐于助人、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人性光辉。在这种善与恶、美与丑的极端对比下，人性的复杂与多变就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二、建构方式的创新：反凝视与多线性

影视作品中灰色人物的建构过程受艺术手法、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往往无法对造成人性转变的社会与时代因素进行彻底的展露。因此在当代影视作品中，如何在现有社会语境下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物与观众之间的精神对话，成为镜头语言之下描摹人性深度的隐性重点。结合中国古典思想“言意之辨”中“言外之意”的相关论述，采用隐喻和暗示的方式将问题反推给观众，逐渐成为刻画剧中社会矛盾与人性困境的最佳选择。多线性的叙事方式，将数个互有关联却平行发展的人物线巧妙交织，在愈来愈强的情感积累下，最终达成对之前通过隐喻和暗示等方式交由观众进行自主思考得到答案的确认或推翻，继而造成强烈的逻辑震撼和情感冲击，则更能衬托出灰色人物身上携带的复杂人性内涵。

(一)反凝视：人性的隐喻与暗示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写道:“疾病是生活的阴暗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作为生理学层面的疾病，它确实是一个自然事件;但在文化层面上，它又从来都是负载着价值判断的。”[3]在影视作品中，疾病和死亡往往被设置成压垮普通人生存境况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里，疾病与死亡不仅是一种生理状态，更是人物生存困境的内在隐喻和暗示——它所表现的是普通人身上存在的病态症状，通过疾病和死亡能够将这种病态扩大化、典型化，使其成为人物无法依靠自我解决的生存挑战，并且借由角色面对生死挑战时的本能反应，来凸显人性内涵中值得思考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思考在影视作品创作观念的当代变革中，日益需要依靠位置互换和情感共鸣等手段进行达成。在这一过程中，导演往往通过人物间直面矛盾和明知故问式的尖锐对话，引起观众自主进行的深层次思考。在这一时刻，观众原先的凝视视角悄然发生转变，剧中人物借由发问的姿态转变为打破“第四堵墙”的反凝视者；而他们凝视的对象，恰恰就是观众面对人性本真和现行法律规范间存在裂隙这一事实时，内心的无奈与悲愤。

最为典型的就是在2018年上映的《我不是药神》。卖假药被抓的张长林在面对警察“卖假药害人你嚣张什么”的质问时，神态轻松地回答：“我害谁了？这两年我救的白血病人没有一千也有五百吧？这也算积德行善了吧？”这个反问使得张长林在面对警察声色俱厉的问询时得以处在道德的高点：虽然他没有直接回答警察的问题，而是通过反问的方式将问题抛了回去，但是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张长林的问题是有答案的，只是这个答案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却无法得到正义的肯定。同样的人性拷问在程勇得知黄毛被车撞死后与警察曹斌的对话中也得以体现——面对黄毛因为躲避警察而被货车撞死的事实，程勇怒吼式地问道：“他才二十岁！他就想活命！他有什么罪？！”这段质问的接受对象看似是曹斌，实际上是观看电影的每一个人；而这个问题本身的答案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但是在社会制度的限制下却让人们艰难得无法开口。导演文牧野巧妙地将人性与制度间对抗问题的评判权力通过程勇的诘问交给了观众，而这种反凝视视角下观众内心进行的正义评判，也将张长林和程勇式的假药贩子通过救人这一绝对正确的行为进行了人性“洗白”，建构起了在违反法律制度的前提下依旧选择执行“正义”的灰色人物形象。

(二)多线性：叙事的创新与尝试

在中国当代影视作品中，多线性叙事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探究与应用。这些作品拥有多位主角和多条情节线，各条情节线均向前发展，因偶然或巧合彼此交叉；并结合黑色幽默风格，用看似荒诞、嘲讽的形式展现市井小人物自我救赎的成长故事，展现他们的命运与无奈，且通过小人物的成长历程揭示影片主题[4]，因而相较于之前的影视作品具有较强的现实指涉性。乌尔希里·贝克说过：“风险向贫穷的弱势群体集中。”[5]当代中国，作为弱势集体代表的底层群体身上反而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底层群体希冀在社会转型的契机中完成个体命运的转变，但是受制于自身的能力、资源和环境，他们在边缘化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数倍于常人的生存焦虑。在此基础上，通过多线性叙事的方式反映底层群体在社会中的生活经历，在不同视角下进行多维度的描写，则更能将人性中的动物与社会性质进行对比，从而建构出一批具有典型性的灰色人物形象。

比如，在2006年上映的《疯狂的石头》中，围绕偶然发现的一块珍贵玉石，导演宁浩设置了包世宏、道哥和秦经理三条故事线。三方势力在保护玉石和争夺玉石的对抗中不断产生交集，而他们实际上又代表着不同群体阶层对于财富的态度：包世宏代表着底层劳动群体，道哥代表欺压底层群体的黑社会阶层，而秦经理则代表了看似遵纪守法实则搜刮抢掠的资本阶层。在这种实力悬殊的对抗中，保护玉石的恰恰是实力最弱的包世宏。这种社会角色和人性本能的交锋使得整部电影呈现出一种激烈的对抗模式，并且观众能够在全知视角下对人物的行为和故事的走向形成及时评判，并且随着故事高潮的来临体会到精神思想层面的升华。

与《疯狂的石头》相似，同样使用多线性叙事手法进行故事叙述的还有《心迷宫》《灰猴》《倔强萝卜》以及《无名之辈》等近期上映的影视作品。它们聚焦底层群体在生存中的荒诞遭遇，通过艺术加工的手法表达个体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脆弱与无奈。虽然主人公身上存在着深深的世俗气息，往往还体现出较强的落后性，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这些人物又展现出极强的道德崇高感。这种瑕不掩瑜的灰色人物建构手法在拉低观众预期值的前提下又带给观众意料之外的感动与冲击，更加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性与复杂性，从而提高整部作品在价值判断上的高度。

三、人性内涵的更迭：沦陷与重构

高尔基曾说过：“人们是形形色色的，没有整个是黑的，也没有整个是白的。好的和坏的在他们身上搅在一起了。”[6]灰色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性善恶是经过艺术加工后的抽象化符号，他们代表了不同群体间普适性的人性复杂状态。受时代与社会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等话语立场的影响，其象征的人性内涵也有着不同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的经济框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破了国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社会环境，金钱至上和物欲横流的社会表征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经历了数次颠覆性的改变与重组。比如，在《黑冰》中，郭小鹏在袒露心声时动情说道：“我切肤之痛地感受到，我的命运之所以悲惨，原因只是一个——没有钱。所以，从那一天起，我就确定我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要不择手段地疯狂地追逐钱和权，然后用他们来报复这个可恶的人类社会。”在此种前提下，影视作品中对于人性内涵的表述实际上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总体来看呈现出沦陷与重构相互交织的更迭态势。

灰色形象蕴含的人性内涵更迭在2002年上映的《寻枪》中可以找到明显的指示。“枪”在本剧中象征着力量和权力，马山“丢枪—寻枪”的过程实际上是在精神极度内耗状态下对自尊和权力的维护；而枪在刘结巴这里则是在为亲人伸张正义未果的前提下，偶然获得的不合法的复仇手段。二者之间看似只是通过枪这一物件形成了某种关联性，其实质都是对所处环境强烈不满下认知到自身缺陷的灰色人物形象：影片中的周小刚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化身，运用违反法律道德的手段贪婪地搜刮金钱、扩张自己的权力，在这种盲目扩张的过程中，伤害了刘结巴和马山的利益与情感，最终造成了后者的报复与寻仇。这段看似简单的三角关系实际上隐喻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性的崩坏和沦陷，刘结巴信奉的是“欠债还钱”式的传统思想，他认为周小刚制造假酒害死了自己的亲人，本就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是周小刚用金钱和权力逃过了法律的制裁，这个结果颠覆了刘结巴的认知，造成了他人性的扭曲和变态。在这种传统沦陷的社会现实中刘结巴认识到，既然遵纪守法无法获得正义的伸张，那么就只能在明知不符合道德法律规范的前提下通过非法的手段来达到目标。而影片结尾处，马山为了避免刘结巴因人性沦陷而失去理智地扩大行为后果，选择用自己的身体承受了刘结巴复仇的子弹，则隐喻了人性本质中真善美重构和复原的可能。

结 语

通过塑造灰色人物来探讨现实社会中人性的失衡和内涵的更迭，是中国当代影视作品中较为常见的创作方式。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在对作品中传递出的人性反思与道德内涵的深入挖掘中，原先单一的政治性话语和符号化判断已经渐渐被多元化人物建构趋势所取代。灰色人物的建构作为非主流话语立场影响下的创作探索，在“消解惯有认知习惯、重新建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7]等方面提供了更多的探究可能。他们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群体，在寻常的生活环境中忍受着非人道的痛苦和煎熬，因而他们的选择浮现着私密性的闪光，使得原先有悖于常理的行为获得了人们的谅解。这类灰色人物以一种违反传统法律和道义的反叛者形象，颠覆了观众固有的审美观念，引导社会对“中国式欲望”造成的传统儒家道德价值取向的崩坏进行本源性思考，因而具有高度的现实价值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