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风格”与早期东北抗联电影(1949—1950)

张珊珊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电影与时代密不可分。1931年，日本侵略者策动九一八事变，不久即侵占了东北全境。东北人民为驱逐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斗争，其中，东北抗日联军更是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涌现出了以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以及冷云等“八女投江”的八位女战士为代表的一大批抗日英雄人物。诞生于抗战时代背景下的我党电影事业在创办之初，始终将表现抗战作为艺术重心。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创建了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拍摄了一批反映抗战题材的纪录影片，形成了中国电影的“延安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抗联电影《中华女儿》和《赵一曼》，两部影片都很好地承袭和展现了“延安风格”，热情讴歌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东北抗联英雄，弘扬和彰显了抗联精神，成为在光影中书写英雄的红色经典，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一、延安电影团与“延安风格”

1938年9月，党中央决定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隶属下成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人们习惯称为“延安电影团”。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电影机构。电影团以艺术家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钱筱璋等为主创，他们在血火洗礼、设备简陋的战争年代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南泥湾》(又名《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白求恩大夫》等一批反映根据地政治、军事、建设与生活的纪录片，宣传抗战，展现人民的力量。他们经常冒着枪林弹雨进行战地拍摄，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正是在这种追求历史真实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指导下，拍摄出了政治性和艺术性高度融合的影片，形成了中国电影的“延安风格”。正如评论者指出的：“根据地电影创作，它记录的现实生活是全新的，它主客观融为一体的创作态度也是全新的。同时，它的影像形态以及激情高扬、战斗性和感染力强烈的内在情绪，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纪录片创作风格，为‘延安纪录电影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这就充分肯定了延安电影团电影创作的开创精神，肯定了它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延安电影团和“延安纪录电影学派”的创作风格——“延安风格”。这种延安纪录片的创作风格为新中国成立后由纪录片向故事片转型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随后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中华女儿》《赵一曼》两部东北抗联电影，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承袭了“延安风格”，是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延安风格”的具体展现。

二、“延安风格”的展现与抗联精神的彰显

建立东北电影制片厂是党中央在文化战线上的一个重要决策。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延安电影团派钱筱璋、徐肖冰等跟随部队千里跋涉来到东北，于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攻占长春后接收了日本在长春设立的“伪满洲国映画协会株式会社”(简称“伪满映”)。“伪满映”曾被日寇称为远东规模第一的电影制片厂。因长春战事，“伪满映”被迫迁至黑龙江兴山(今黑龙江省鹤岗市)。1946年10月1日，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在兴山正式成立，延安电影团的历史使命完成，“延安风格”的中国电影在光影中得以延续和传承。《中华女儿》《赵一曼》成为在光影中传承“延安风格”的范例。

(一)题材选择和主题思想方面“延安风格”的展现

题材是指构成艺术作品的基本材料，它是艺术作品所描写的生活事件或生活现象。题材是与作品的主题思想有着内在联系的，主题思想寓于一定的题材之中。电影题材与作品的主题直接相关，影片主题又往往与时代背景相关。1938年延安电影团成立时，正值全民族抗战阶段，因而抗战题材便成为电影表现的重点场域。在主题思想上，延安电影团拍摄的《延安与八路军》等抗战题材的纪录片，很好地表达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主题思想，起到了鼓舞人民、激励人民、感召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的积极作用。可以说，这些抗战题材的纪录片是对延安现实生活“社会美”的真实记录，英勇的战斗情景、英雄的崇高形象和豪迈的劳动场面等，都真实地被摄入了镜头，主客观很好地融为一体，激情高扬，气氛热烈，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感染力，天然去雕饰，但又给人以美的愉悦和享受。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所拍摄的以《中华女儿》《赵一曼》为代表的影片在题材上延续了延安电影的题材风格，继续书写着抗战题材的组成部分，即东北抗联叙事。

《中华女儿》《赵一曼》都取材自东北抗联的真实故事，经过了艺术家的艺术加工和再创造，而比纪录片反映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中华女儿》是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抗战电影，取材自“八女投江”的真实事件。1938年夏，日本关东军展开了“三江大讨伐”，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妇女团的八名女战士为掩护大部队突围，壮烈殉国。八名女战士是：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被服厂厂长安顺福。当时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13岁。1949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根据“八女投江”的真实故事，拍摄了电影《中华女儿》。电影的编剧是颜一烟(女)，导演是凌子风、翟强，主要演员有张铮、岳慎、柏李等。影片中两条叙事线索穿插并行。一条以胡秀芝(片中叫胡秀之)由目睹丈夫被日军烧死的农村妇女蜕变为抗联女战士的个人成长为线索；另一条以指导员冷云为代表的八位抗联女英雄沉江殉国的巾帼英雄群像为主线。《赵一曼》取材自抗联女英雄赵一曼的光辉事迹。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曾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她穿红衣、骑白马，带领东北抗日游击队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当时伪满报纸以《共党赵一曼红装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为题对赵一曼进行报道，透露出了日伪政府对赵一曼惧怕但又无可奈何的心理。1935年11月，赵一曼在与日军作战中为掩护赵尚志部队撤退时腿部负伤被俘。敌人对她施以各种酷刑，并利诱劝降，赵一曼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钢铁般的意志。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送回珠河县“游街示众”，她在囚车上高呼革命口号，给儿子留下一封著名的信后壮烈牺牲，年仅31岁。赵一曼的英雄事迹在东北特别是哈尔滨一带广为流传、家喻户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抗日名将冯仲云建议把赵一曼的事迹拍成电影。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根据赵一曼的英雄事迹拍摄了传记故事片《赵一曼》。影片编剧于敏、导演沙蒙，主要演员为石联星、张平、王炎、张莹等。影片以被日伪当局视作“猖獗于哈东地区”的“红衣白马”抗联女英雄赵一曼为中心，围绕工人运动和对日寇进行游击战争两条线索展开故事和情节。影片着重表现赵一曼被捕后在狱中与敌人的顽强斗争。她对狱警老董和韩护士进行反满抗日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站到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立场；面对敌人的各种酷刑，赵一曼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在主题思想上，两部影片歌颂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倾向和思想都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从而实现了艺术作品感染人和教育人的作用。影片中的抗联战士都具有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勇敢品格，共产党员则更有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和坚信这一理想必将实现的坚定信念。 因此，两部影片在题材和主题思想上都很好地展现了“延安风格”，使影片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二)剧本创作和演员表演方面“延安风格”的展现

延安电影团在拍摄根据地的纪录片时，是按照现实生活“社会美”的真实画面来进行拍摄的，他们只要奔赴战争前线或亲临生产、生活的现场，就能拍摄到英勇的战斗情景、崇高的英雄形象和豪迈的劳动场面等，激动人心，令人感奋，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中华女儿》和《赵一曼》虽有真人真事作为依据，但作为故事片首先则需要写出剧本即进行剧本创作；并需要选择合适的演员进行表演。在剧本创作和演员表演方面，两部抗联故事片都很好地展现了“延安风格”。

剧本创作上，电影《中华女儿》的编剧颜一烟为了获取最真实的历史资料、创作出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剧本，翻山越岭到林海雪原体验抗联战士的战斗生活，足迹遍布东北的齐齐哈尔、克山、北安、佳木斯、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牡丹江等十多个城市；走访了包括抗联将领李延禄、冯仲云、周保中、张瑞麟、陈雷和普通战士等在内的一百多位抗联同志，因而剧本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真实历史，最后使剧本达到了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高度统一。而在拍摄时，《中华女儿》90%的场景都取自抗联战士生活战斗过的牡丹江镜泊湖的原始森林，导演凌子风在拍摄过程中为了符合剧本的要求用了大量的抓拍、抢拍的拍摄方法进行拍摄，从而增强了影片的纪实性。赵一曼1936年8月2日牺牲于珠河县，临刑前日寇把她押在囚车里搞所谓“游街示众”，想以此来吓倒中国人民。日寇自以为得计，但是，这些凶残野蛮的侵略者不懂得中国古代哲人的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第七十四章)中国人民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使赵一曼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要把她的英雄事迹写成传记式的电影剧本，就不能靠传闻，必须对可靠的史实进行艺术加工和再创作。剧本《赵一曼》的创作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与赵一曼并肩战斗过的抗联将士多已牺牲，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赵一曼的英雄形象，编剧于敏不仅要查阅大量资料，而且寻访抗联领导和战士的过程也极其艰难。最终找到13岁就成为抗联战士的李敏，对她访谈8天8夜才得以完成剧作。

在演员表演上，《中华女儿》中胡秀之和冷云的饰演者张铮、岳慎的表演，感情绝满、浓烈，充满对日本侵略者的国恨家仇，表现出深沉的爱国情怀和不畏强敌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特别是胡秀之，原来只是一个农村的年轻媳妇，但在丈夫被日寇活活烧死后，怀着满腔仇恨加入了抗日联军队伍，成了一名抗联战士。开始时她只是为了给亲人报仇而参加了抗联队伍，但在经过斗争的磨炼和战争的洗礼后，逐渐使思想觉悟获得了提高，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冷云在丈夫牺牲后，忍受着个人情感上的巨大痛苦，压下满腔悲愤，仍然主动请缨带领战士完成了炸断江桥炸毁敌人军用列车的任务。她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率领十几名女战士牵制敌人，把敌人引到山上，使大部队成功转移。在被敌人追赶的情况下，她又带领女战士们冲到山下江边，毁坏枪支，准备涉江，但未几中弹牺牲，这时胡秀之抱起牺牲的冷云与其他六名女战士毫无畏惧地涉入江水中，全部壮烈牺牲。上述这些情节和场景，主要演员张铮和岳慎的表演都非常到位，相当逼真，特别感人，特别是冷云牺牲后胡秀之抱起她与其他六位女战士一起步入刺骨江水的画面，令人泪目。影片中其他演员的表演也相当精彩，与主要演员的表演相互呼应，融为一体，从而达到了理想的艺术效果。由于影片思想内容进步和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在1950年第5届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Karlovy Vary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上获得了自由斗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影片《赵一曼》中饰演赵一曼的石联星是一名共产党员，有着与赵一曼十分相似的革命经历，也曾搞过工人运动，经受过战火的洗礼与监狱的考验。1932年，18岁的石联星辗转到了苏区瑞金参加革命队伍，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她率领剧团人员随刘伯坚在闽赣边境开展游击战争，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俘，在狱中受尽折磨而坚贞不屈，后被营救逃离敌手。她长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是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革命文艺战士、中国共产党瑞金和延安时期红色戏剧的开拓者之一，参演过多部革命话剧，与李伯钊、刘月华一起被称为“三大赤色红星”。由于石联星有着与赵一曼十分相似的革命经历，所以，当周恩来总理得知要拍摄《赵一曼》时，便推荐她饰演赵一曼。在饰演赵一曼时，石联星全身心进入了角色，回到了自己过去经历的战争岁月之中，特别是在监狱、法庭和刑场几出戏中，她深深沉浸在与敌人的顽强斗争之中，仿佛自己就是赵一曼。由于表演特别成功出色，在1950年第5届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石联星获得了“女主角优等演技奖”，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在国际电影节获表演奖的演员。在拍摄《赵一曼》时不仅对主要演员的表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重要的演员也进行了很严格的表演训练。如对韩护士，为了更真实地表现她面对赵一曼牺牲时的悲痛和对日军的愤怒，导演沙蒙对饰演者安琪进行了严格的表演训练，把戴着手铐脚镣的安琪关在铁笼式的房间培养情绪，直到三四天后与赵一曼的戏对接，所以，她的表演也非常成功。对群众演员的要求也很严格，作为群演的东北军区军事部吉林警卫团的战士，他们大多有着真实的抗联战斗生活的体验，因此，在表演上也非常自然、逼真。由于剧本创作和演员表演都很好地展现了“延安风格”，因而这两部影片都成为光影中红色传承的经典，受到了国内外的好评。

(三)艺术方向和艺术方法方面“延安风格”的展现

延安电影团的成立可以说是我们党电影事业的起点，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举措。延安电影团所拍摄的多部纪录片，记录的核心内容是抗战，坚持的艺术方向是表现工农兵大众，即为工农兵大众服务；而采用的艺术创作方法则是现实主义的写实的艺术方法，即把真实的生活直接搬上银幕，再现现实生活的“社会美”，从而达到宣传、教育、鼓舞人的目的。因此，无论是艺术方向和艺术方法，延安电影团所形成的“延安风格”对我们党的电影事业都起到了范例和导向的作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北电影制片厂则很好地承袭和展现了延安电影团的艺术风格即“延安风格”，其具体的艺术实践和艺术成果就是拍摄了《中华女儿》和《赵一曼》两部抗联电影。

在艺术方向上，《中华女儿》和《赵一曼》两部影片都很好地坚持了文艺描写工农兵、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艺术方向。《中华女儿》描写的是东北抗日联军在牡丹江一带与日本侵略者遭遇的故事，重点描写了胡秀之和冷云等八位女战士为掩护大部队突围而牵制敌人、最后被敌人追击投江殉国的故事。显然，影片选择的题材是抗击日本侵略者，主题思想是歌颂抗联女战士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从艺术方向上可以说完全是对延安电影团“延安风格”的承袭和展现。《赵一曼》是一部抗日英雄传记片，主人公赵一曼既是一位工人运动领导者，又是一位抗联的领导者，被敌人称为“红衣白马女匪首”，她带领抗日游击队屡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令敌人闻风丧胆。她被捕入狱后，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在遭受敌人的各种酷刑后仍毫不屈服。在一份《关于审讯赵一曼女士的效果的报告》中日本人写道：“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未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说明共产党人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革命理想、革命信念，从而战胜了生理上的巨大痛苦而绝不屈服。毫无疑问，影片《赵一曼》描写的也是抗日题材，主题思想也是歌颂东北抗日联军和他们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因而从艺术方向上是与《中华女儿》完全一致的，这显然也是对“延安风格”的承袭和展现。

在艺术方法上，《中华女儿》和《赵一曼》两部影片都是以现实主义艺术方法创作和拍摄的，剧本的创作、演员的表演和画面的拍摄都力求符合抗联的生活实际，但又都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提升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因而都充满了真情实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如前所述，两部影片的编剧颜一烟和于敏在创作剧本时都非常严肃认真，认真查阅有关资料、走访抗联战士，最后写成了最大限度符合当年抗日联军战斗生活实际的剧本。在演员表演方面，也力求选择最优秀的演员，甚至由有类似于主人公革命经历的演员作为主要演员来进行表演；对群演的选择、要求也都很严格。在拍摄时，《中华女儿》的导演凌子风把全体演职人员都带到抗联战士生活战斗过的牡丹江镜泊湖一带的原始森林进行实景拍摄，从拍摄场景方面增强了影片的纪实性和真实性。《赵一曼》的拍摄主要是在哈尔滨和今尚志市一带进行的，党员导演沙蒙(原名刘尚文)一向以严肃、认真而闻名，他是怀着对赵一曼十分崇敬、对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深感悲痛和对日本侵略者刻骨仇恨来进行导演和指导拍摄的。敌人对赵一曼施行各种酷刑，中国人被活埋、铡头、扫射等，都十分逼真地摄入镜头，从而强烈地控诉了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罪行；而党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转战农村发动群众抗日又洋溢着中国必胜、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也可以看作是与革命浪漫主义艺术方法的结合。影片开始就出现字幕“一九三三年 哈尔滨”，接着是霁虹桥的实景呈现，这就为真实地再现赵一曼这位抗日英雄的“典型性格”铺设了具体的“典型环境”，使人物和环境高度地融为一体，使人感到具体、真实，从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黑白的影像色调充满了悲怆与沧桑，凸显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敌强我弱的艰难困境下浴血战斗的历史事实。总之，从艺术创作方法方面说，力求追求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力求使影片符合抗日联军战斗生活的实际，这都是对“延安风格”的承袭和展现。

三、光影传承中的艺术启示

风格是艺术作品所表现的主要的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它是通过题材的选择和主题思想的提炼而形成和展现出来的。抗战电影《中华女儿》和《赵一曼》，从剧本创作、演员表演到画面拍摄等都运用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表现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主题思想。因而两部影片都很好地表现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主题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延安风格”。而在展现和传承“延安风格”的同时，也大力彰显了抗联精神。所谓抗联精神，主要就是忠贞报国、勇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言而喻，这种抗联精神与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是内在统一的。

***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心。伟大的抗战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而东北抗联精神正是这种伟大的抗战精神的体现和诠释，《中华女儿》《赵一曼》两部影片则用艺术形象再现了抗联精神和伟大的抗战精神，都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而革命英雄主义则常常在勇赴国难、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中体现和彰显出来，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和赵一曼就是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化身，我们将永远铭记她们、怀念她们、崇敬她们、学习她们。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而中华民族恰恰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不可战胜的民族、一个充满希望的民族、一个有着光明前途的民族。为了用英雄的事迹和精神激励我们前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应该在文艺作品中大力传扬英雄，利用电影这种综合艺术赓续英雄血脉，用英雄高大而光辉的形象感染人、激励人、教育人、鼓舞人，实现光影中的红色传承。《中华女儿》和《赵一曼》两部影片所坚持的正确的政治方向、表现的主题思想以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应作为我们书写英雄的范本。我们不反对题材的多样化，但不赞成用戏谑化、浪漫化等所谓“后现代”的解构美学创作手法去表现英雄人物，而要“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