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与电影生产：“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记忆变迁

王 霞(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作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一部分，一方面，其电影美学风格、叙事模式等与特定时期抗战电影的发展情况有关，是特定的电影历史语境的产物；另一方面，“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产生、发展与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抗战题材电影发展的一个折射。从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中国就开始了抗战题材电影的制作。问题是，从抗战开始至20世纪80年代第一部南京大屠杀题材故事片《屠城血证》的产生，中国电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大量优秀的抗战题材电影，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问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敏感性，其背后关涉到复杂的国际语境。“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与中日外交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中国的外交政策、中日关系又受到整个国际语境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的东西方冷战格局、60至70年代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的斗争到80年代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的多极化，以及战后美国对日本的长期控制、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余孽、日本一直以来对中国的蔑视、两国的历史遗留问题等，这些原因都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与历史阐释经过了一个被不断地重新建构的过程，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因此，有必要将“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放在其产生、发展的特定国际政治、中日关系、电影史语境中去考察。

一、“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产生前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南京市民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中。南京市民和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纷纷参与到调查、揭露和控诉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中。随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于日本战犯的审判以及媒体的报道、传播，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记忆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和强化。这两个法庭的判决固化了南京大屠杀的时间(从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长达6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人数和对象的界定(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达30万以上、南京大屠杀的死难对象包括民众和俘虏)、南京大屠杀的地域范围(以当时的南京特别行政市政府管辖的地区为限)、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屠杀、强奸轮奸、焚烧破坏、抢劫掠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审判具有权威性与正义性，使南京大屠杀中的日军暴行得以确认，成为历史的铁证。随后，国内、国际局势发生了剧变。国民党败退台湾，东西两大阵营形成冷战格局，美国在战后掌控日本，将其作为觊觎中国和亚洲、对抗苏联的战略基地。随着国际局势、中日两国的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变化，中日关系也有着相应的变化。结束战争状态的两个国家本应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日本政府采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态度，并公开承认蒋介石集团，以获得美国对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保障本国的利益，为重返国际社会做准备。由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侵略给中国了带来巨大的伤害、损失，战后日本又被美国单独占领，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对日政策就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

首先，中国对美国扶植日本、胁迫日本敌视中国的行为提出强烈的谴责。中国反对日本政府无视新中国，与台湾国民党缔结和约。此时，新中国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活动。而南京大屠杀也成为反美运动的宣传重点。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展开，为了对民众进行历史教育，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民族自信心，此时的南京大屠杀宣传更强调的是中国人的抗争精神，弘扬民族气节，因而，南京大屠杀的宣传侧重于挖掘勇于反抗的个体案例。其次，中国政府奉行对日友好政策，将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区别开，愿意与日本人民发展友好关系。由于日本受到美国强权的庇护，敌视中国，中国只能进行“人民外交”，积极推进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通过民间交流的不断积累的方式来达到“以民促官”，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此，中国政府积极协助在中国的日侨回国。中日两国的民间经济往来也在不断地扩大。在国家倡导中日人民友好关系、积极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主旋律下，无疑不适合过于强调南京大屠杀这一敏感的话题。1972年9月田中首相访华，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友好关系都得到了发展、推进。尤其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对外关系更加灵活，而日本国力强盛以后也在追求“大国”外交，因而，中日之间逐渐形成了合作互惠的体制。中日邦交正常化标志着中日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改变了中国媒体在宣传南京大屠杀事件上的态度。“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由此进入了一段相对‘沉寂’期”。南京大屠杀在这一时期处于几乎“失语”的状态，也就不可能进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制作与生产。

二、浮出历史地表：20世纪80年代“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萌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有了更深入的发展。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日本在外交上以追求“政治大国”为首要目标，而要在国际舞台发挥大国的作用，就需要重拾民族自信，振奋民族精神，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为此，日本右翼企图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翻案，重提“大东亚共荣圈”，鼓吹“大和民族”优秀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地在中日关系中注入不和谐因素，发生了两次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日本的教科书问题反映了日本政府试图掩饰日军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回避战争责任，表现了日本政府未能正确对待过去的历史。

日本政府回避历史责任，还表现在参拜靖国神社上。张历历指出：“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给中日政治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造成间歇性阵痛。”靖国神社原是“东京招魂社”，为内战中战死者招魂而设立。后来，祭祀的对象由内战中战死者变成了侵略战争的战死者。1879年6月4日，招魂社更名为靖国神社，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靖国神社不同于日本其他的普通神社，具有明显的国家性质，与天皇、政府尤其是军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靖国神社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的普通神社。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靖国神社开始纳入日本的战时体制，新兵入伍、部队出征等都必须去靖国神社进行参拜、祭奠，每个人都要发誓为天皇战死，成为靖国神社里的“祭神”。在靖国精神的影响下，战争中的日本士兵们誓死为天皇流血、牺牲；战线后方的民众们愿意把亲人送上战场，把财物投到战争中支持天皇；战死者的死亡也从普通意义上的死亡提升到荣耀之死，受到日本政府、民众的尊敬、景仰、参拜。

可见，靖国神社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成为日本政府对战争时期的日本青年进行思想灌输的重要工具。1947年5月3日，日本国宪法宣布废除国家神道，规定了国家和宗教、政治和宗教分离的原则，靖国神社也成为民间性质的宗教团体，不再是国家的设施。然而，到1959年，靖国神社已经陆续将包括战后审判中被判处为B级、C级战犯而死亡者在内的200万阵亡者基本上合祀到靖国神社。1978年10月，靖国神社竟然秘密地将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A级战犯的名字加入到“祭神”的名册中。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日本公职人员不能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然而，1980年8月15日，日本首相铃木善幸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事后宣称这是一次个人名义的参拜。1985年是日本战败40周年，中曾根首相在8月15日以首相身份带领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首相在战后第一次公开以首相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中曾根的做法遭到了中国、亚洲其他地区、日本友好人士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是对日军侵略行为的美化，是对深受日军侵略伤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尊重。中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纪念抗日战争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活动，抗议日本政府的做法。韩国、朝鲜等亚洲国家也反应强烈。迫于压力，中曾根第二年没有进行正式参拜。但是，1987年，尽管中曾根没有参拜，却有17名阁僚进行了参拜。1988年，日本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参拜靖国神社的同时还发表言论攻击中国，为侵略战争翻案。日本的其他右翼也趁机对一些日中友好纪念设施进行破坏。

屈庆璋指出：“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是对侵略战争的认识问题。”在二战中，靖国神社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舆论宣传和精神灌输场所，是日本鼓吹战争、煽动民众誓死效忠天皇的祭坛，是日本军国主义国家体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一个个战争罪犯代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史，他们的罪行已经被远东军事法庭宣判，成为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但是，这些战犯却被供奉、祭拜、肯定、歌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天皇而战死的军人在靖国神社中成为镇护国家的“靖国之神”，因而，这些被祭祀的军人的灵魂已经不再是个体意义上的普通人的灵魂，而是成为抽象意义上的“英灵”，成为国家的“神”，也就成为服从于日本政府、天皇的政治集团的一部分。这既表现了日本政府对于阵亡军人的重视，提高了效忠于天皇的阵亡军人的政治荣誉和社会地位，也在某种程度上鼓舞了普通民众为天皇献身。

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事件和靖国神社事件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和重视，也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与抗议。日本政府在这两个事件上的态度表明其并未正确认识历史事实、回避战争责任，以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去教育日本的年青一代，可能会导致对日本侵略暴行的淡忘甚至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老路。由此，中国政府在谴责日本政府的同时，也通过舆论宣传来反驳日本否认历史事实、篡改历史等问题。南京大屠杀也由此成为宣传的重心，被新闻媒体所关注、报道。因而，被淡忘的南京大屠杀逐渐浮出历史地表，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中。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得国民党的抗战功绩、外国友人的救助支援都得到了肯定的评价。这也为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与宣传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中国政府意识到对于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1983年，“建馆立碑编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即建立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编辑南京大屠杀史料书籍。南京市人民政府在江东门、中山码头、草鞋峡、汉中门等地建立了一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198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式建成开放。南京成立了相关的学术机构，专家学者们展开对南京大屠杀的学术研究，广泛查阅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的档案资料、图片、影像资料等，查访了南京大屠杀亲历者和幸存者，编辑并出版了一批史料书籍。此时学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是针对日本右翼的谬论，为了回击和批判日本错误的历史观，因而特别注重揭示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规模、非人性、残暴，符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民族情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中国第一部正面表现南京大屠杀的故事片《屠城血证》(1987)。这部电影的出现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当时的中国观众虽然熟知抗日战争，但很多人对于南京大屠杀了解不多。因此，《屠城血证》注重呈现南京大屠杀的史证功能。尽管这部电影的艺术技巧、审美价值都存在缺憾，但是在广大民众中却有巨大的影响力，具有很好的历史宣传与教育作用。《屠城血证》的出现标志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开始日益鲜活。

从电影发展史来看，“文革”结束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转变与发展，随着电影理论研究的兴起，国家重视、鼓励电影创作，中国电影进入一个开放发展的时期，抗战题材电影也由此进入多元化发展的新时期。从1977年至整个20世纪80年代，抗战题材电影在恢复创作的同时也在进行积极的艺术探索，产生了90多部抗战题材电影。从电影美学来看，美学变革也势在必行。电影界对电影的本体性与戏剧性、文学性的关联问题以及巴赞的“纪实美学”、长镜头与蒙太奇理论展开热烈的讨论，寻求电影特有的艺术性与美学规律。20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全面反思传统文化，追求思想解放。从电影的创作来看，体现了诗化的文化反思与纪实美学的特点，表现了对人、人性、人道主义的关注，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此时的抗战题材电影试图从人性的角度来凸显反战的主题。比如《玉色蝴蝶》《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两部电影都设置了中日混合家庭，以其在战争中的遭遇来表现日本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这两部电影是特定的政治语境的产物。中日建交后，两国关系一度出现蜜月期，互相交往频繁。在中日友好的美好愿望下，这些抗战题材电影也由单纯地控诉日军的暴行、歌颂抗战英雄，转向强调中日人民都是战争受害者，表现两国人民的友谊。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电影的人物塑造也更加多元化，有了一些外国友人的形象。正是在这样的电影语境下，产生了由罗冠群执导，福建电影制片厂、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电影《屠城血证》。整部影片在南京大屠杀的背景下展开，围绕着屠城的血证，即日军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塑造了医生展涛、照相馆老板范长乐等人物，表现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与人性光辉，在见证历史真实、揭露战争罪行的同时，也对战争中的人性进行了反思。

尽管《屠城血证》力求以纪实性的方式来呈现南京大屠杀，但是，当时的许多批评者还是认为，与历史上的南京大屠杀相比，《屠城血证》对于屠杀、虐杀、强奸等场景的表现不够血腥和暴力，没有表现出杀与被杀的触目惊心之感。因而，应该以近镜头、特写镜头等来表现杀戮的残酷性，造成观众巨大的视觉冲击与心理冲击，起到震撼人心的效果。“他们没有人性，已丧失了人的理智，是一部辱人杀人的疯狂的机器。又奸又杀，比野兽有过之而无不及，理应让他们的兽行兽性暴露无遗！”批评者认为，《屠城血证》中笠原这一日本军官形象的设置是不合理的，《屠城血证》要呈现的应该是日军的兽性而非人性。王涛指出，《屠城血证》一方面表现了大多数日本士兵的兽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以笠原为代表的日本兵的人性化。影片完全没有必要设置笠原这一人物，观众需要通过电影看到日军的兽性。“用影片反映南京大屠杀事件，是完全可以拍摄出更加触目惊心的效果来的”。这些批评表明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观众对于重新确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实性的迫切渴求。

三、20世纪90年代“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宣告了东西方冷战格局的结束，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经济发展也成为各个国家的主要战略目标。国际事务和关系的展开往往以经济为中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得到了深入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20世纪90年代，日本历届政府都对日中关系持积极态度，两国关系日益成熟，在经济贸易、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但是，两国之间在如何认识过去的战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1990年8月15日，日本政府举行悼念二战中阵亡者的仪式，并采用“大东亚战争”这一军国主义时代的说法。11月，日本众议院议员石原慎太郎对记者发表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这样的言论。1991年8月15日，日本内阁12名成员、81名议员都参拜了。1994年5月3日，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再次发表石原慎太郎的谬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谎言，还认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上属于解放殖民地的战争。1996年7月29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引起了亚洲各国的不满和批评。1996年7月16日，日本一些国会议员主张从教科书中抹去日本的侵略罪行，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1996年9月3日，日本右翼团体昭和史研究所的十个人在会见日本新进党干事长西岗武夫时，要求从中学教科书里删掉“南京大屠杀”“慰安妇”“三光政策”等11个历史事实。199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在8月15日，桥本首相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是内阁的7名成员去参拜了。1998年8月15日，小渊惠三首相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是有8名内阁成员参拜了，加上14日参拜的5名成员，共13名内阁成员参拜了靖国神社。

日本的上述行为让中国更加重视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研究。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真正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到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研究不断深入。在199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推进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南京市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1998年，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专门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这一时期，发现了许多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等珍贵的史料，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美国传教士的书信日记等。国内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在视野上更加开阔、全面，更加学术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范式从求证转向求实，在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南京大屠杀的原因等问题上，能够突破政治对抗思维，更加开放、深入、实事求是，标志着学界研究理念和思路的更新。

从国内电影业的发展来看，经过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与启蒙，90年代的中国电影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带来的消费文化的影响，观众对于电影的娱乐需求日益增加。因而，人们开始重视电影的商品价值、娱乐功能。“电影也被看成一种娱乐，一种供娱乐消费的艺术商品”。这对于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抗战题材电影所弘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等内涵符合主旋律；另一方面，其惊险性、故事性、视觉冲击力又具有很大的娱乐色彩，能够满足市场的需要。市场经济、消费意识成为社会主流，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与思维方式以及电影的发展。内地电影进入全面改革时期，形成了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基本格局以及电影的商业化大潮。在此背景下，抗战题材电影创作数量空前，每年平均产量在15部左右，生产了《战争子午线》《红樱桃》《金戈铁马》《刘胡兰》等优秀影片。在这些电影中，既有主旋律影片的抗战叙事，也有将抗战题材与商业化元素进行融合的努力，既有对民族文化与爱国精神的弘扬，也有对历史、战争、人性的反思。

1995年，在抗战胜利50周年这一特殊的纪念性时刻，由香港导演牟敦芾执导的《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上映了。《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作为第二部正面呈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对于暴力场景的呈现更为血腥、直接，其纪实性、逼真性更为突出。可以说，《黑太阳·南京大屠杀》是目前“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中最为直观地呈现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暴力场景的一部电影，表现了日军的变态虐杀与惨无人性，让人不忍直视。相比而言，1996年上映的《南京1937》不再以表现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残忍为重点，而是以南京大屠杀事件为历史背景，表现了对于战争中的人性、救赎等问题的思考，代表了“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由纪实层面转向反思层面。首先，导演设置了成贤和理惠子组合成的中日家庭，将普通的日本民众与南京大屠杀中的日本军人区别开来。其次，通过理惠子这一形象的设置对日本士兵的心态与人性进行了反思。到处杀人、掠夺的日本士兵看到理惠子家门口挂的千纸鹤以及知道理惠子是个日本女人之后，顿时变得温文有礼。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正是通过对中国人进行人格贬低、非同类化处理而进行残忍的杀戮。

四、新世纪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

从国际政治语境来看，进入21世纪，美国在世界格局中企图以自己的价值观来建立世界秩序，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被卷进全球化的浪潮中，处于弱势、边缘地位。发达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对其他国家进行政治、文化的渗透，输入自己的价值观。对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在全球化的国际语境中，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对日政策依然坚持中日友好发展。日本一方面加强日美关系，另一方面也重视日中关系。中日两国在21世纪进入全面合作阶段。但是，中日关系依然存在不和谐因素。首先是教科书事件。2000年日本右翼再次在大阪的集会中发表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这样的谬论，要重新编写教科书，用错误的历史来教育下一代。2000年9月，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编写了一本淡化甚至美化日本侵略罪行的教科书。2001年3月，日本文部省通过了西尾干二教授等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在关于日本近代史的论述中，这本教科书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翻案，篡改历史，对日本侵略的性质进行了歪曲，推卸战争责任，鼓吹日本是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声称九一八事变是由于中国的排日政策，卢沟桥事变是由于日军受到了不法袭击，回避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等等。为此，中国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纠正教科书中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之处，承担起责任。1997年有7家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中都记述了南京大屠杀，有5家出版社的教科书记述了日军“杀光、烧光、抢光”的暴行。2002年只有3家出版社的教科书继续用“屠杀”这样的表述，其他出版社则回避“屠杀”二字，表达成“南京事件”，只有1家记载了日军的“三光”行为。2002年送审的7部教科书中全部删除了关于“731细菌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内容。2004年8月26日，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决定让次年春天开学的首所初、高中连读的公立中学采用严重歪曲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2005年和2009年4月，日本文部省再度将《新历史教科书》审定为合格。

上述的历史教科书事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科书事件的重演，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涌动以及日本右翼势力淡化、美化侵略战争的企图。然后是参拜靖国神社事件。靖国神社问题已经成为引发中日关系矛盾、阻碍中日友好的重要导火索。靖国神社在战后发挥着肯定军国主义、肯定侵略战争的作用。此外，靖国神社还是一个日本历届政府煽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阵地。要解决靖国神社的问题，“关键还在于日本政治社会，尤其是政治家集团能否确立正确的战争观和历史观。”

2014年2月 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每年的9月3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设立确定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与公祭时间、公祭对象以及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原因。“国家公祭是固化南京大屠杀史实的重器”。2014年12月13日，南京举行了首次国家公祭仪式，让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得到了固化，表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实是不容反驳的。张国松指出，仪式与历史记忆的传承有着密切的关联。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需要通过仪式化与制度化的建构来完成。在特定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来开展群体性的纪念活动，能够增强个体的集体记忆，使南京大屠杀成为每个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从而传承与维护历史真实。在南京大屠杀的学术研究方面，新世纪的南京大屠杀研究进入新的阶段。2006年，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所。南京大屠杀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从电影发展史来看，进入新世纪之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中国以及中国电影的全球化进程的开始。市场的重要性被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电影的商业价值被放大，娱乐功能被强化，这也带来了观众对于电影消费的热情以及电影票房的大幅度增长。中国观看电影的人数、频率都在不断地上升，电影日益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国家在政策层面上表现出对于电影行业准入、产品准入的开放态度，鼓励外资和民营资本的进入，重视电影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因此，在经济、政策、文化等各方面的力量推动下，中国电影的产量、票房都有了很大的提升。电影的院线发展迅速、营销发行不断出新、投融资日益活跃。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电影尤其是商业电影的文化品位与人文精神下降。电影的艺术性与审美性让位于商业性，电影的反思、批判精神缺失。“奇观策略日益成为商业片的一种创作思路和美学追求。规模、场景、速度、新奇、时尚、个性等形式上的极限追求强烈冲击视听感官，给观者不同寻常的观影感受。”商业电影对于奇观化的追求，给观众带来了视觉冲击力和震惊效果。各种场面奇观、动作奇观、身体奇观使观众处于感官和心灵的双重刺激中，满足了其放松、减压、窥探等欲求。但是也淡化了电影的叙事性与戏剧性，造成了文化意蕴的缺失。

这一时期的抗战题材电影在还原历史真实、反思战争与人性、人物塑造的鲜活性与真实性、视觉奇观效应、商业探索等方面都进行了开拓与探索，产生了《紫日》《太行山上》《举起手来》等电影。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也有了新的发展。从2000年至2020年，共有《五月八月》(2002)、《栖霞寺1937》(2004)、《拉贝日记》(2009)、《南京！南京！》(2009)、《金陵十三钗》(2011)五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从“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生产情况来看，抗争精神、爱国精神一直是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主题。与20世纪90年代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相比，这一时期五部电影的主要诉求不再局限于见证历史，在视角、主题、人物、视觉奇观效应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探索与创新。不论是以儿童视角来表现南京大屠杀造成的个体家庭的创伤，还是以日本士兵的视角来反思战争与人性，或者表现宗教抗日、西方的人道主义救助，都促进了“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多元化发展。当然，对于电影的商业属性的看重，也会在过度商业化中造成主流的价值观念的缺失。因此，这也引发了我们对于如何平衡“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价值立场与商业欲求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消费社会，电影追求商业性无可厚非，但是并不能以忽视电影的内在文化价值为代价。商业电影不能仅仅将目光局限于票房与高科技，也要承担起反映民族文化、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的责任，提高中国电影的文化竞争力与影响力，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中国电影的重中之重应该是在当今社会文化主潮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建构中国主流价值体系。这是当前全球化视野下对电影作为‘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必然之路。”

从电影观众学角度来说，一方面，电影的创作与观众的欣赏心理密切相关。深层的社会集体心理对于电影创作有着直接、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观众所关注的往往是现实生活中的突出问题、社会和时代的热点问题与敏感问题。因而，观众的深层集体心理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时代的变迁和电影观众群体的变化十分密切。如同什么样的时代有什么样的电影一样，什么样的时代也有什么样的电影观众。时代对电影观众有相当的制约作用。观众是一个不固定的社会群体，是社会的组成部分。观众的多与少，对一部作品的好与恶，不仅决定于作品本身，更决定于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思潮、政治、经济诸因素。”从“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观众群体来看，不同历史时期的观众由于时代背景、情感、知识积累、个性心理、审美趣味等不同，对于电影的期待视野、心理需求也不同。每一个时代都有占主导地位的审美趣味与社会思潮，这些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观众对于一部电影作品的接受和评判。时代不同，观众对于同一部作品的好恶、褒贬、理解有所不同。如果一部电影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社会审美心理主流，就会受到观众的欢迎和推崇，反之则会被批评、贬斥。比如观众对于电影《屠城血证》的评论，20世纪80年代，日本教科书事件和参拜靖国神社事件表明了日本政府企图否认日本侵华战争与南京大屠杀，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此时，确认以及重新建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实就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心理诉求。这一时期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与再现主要是为了对抗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而展开的，注重史实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集体心理语境下，产生了《屠城血证》。尽管《屠城血证》重在突出电影的见证功能，但是很多观众仍然认为《屠城血证》对于日军的暴行揭示得还不够，电影画面不够暴力、血腥。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电影观众的审美心理发生转变，在电影欣赏上趋于个性化、通俗化。可见，每个时代的观众对于电影作品都有自己的特定理解。观众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自身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价值取向也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