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地方性知识与总体性文化建构

徐 翔(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9)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倡导本土化，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建立文化自信、讲述中国故事成为当下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方式。“中国”作为立场、观点、方法，近些年来已成普遍自觉，在这种情况下，文艺也应当去表现“中国”，作为历史的、实践的、价值的和审美的主体的中国，中国故事的讲述、中国经验的表达、中国精神的呈现是当下建构总体性文化的重要路径，对塑造民族情感、凝聚国家认同有重要的意义。影视艺术是以视听元素为基本单位，具有重要的传播功能，也是讲述中国故事，建构总体性文化的重要路径，影视艺术能否在当下的现实中，以视听形式呈现独特的中国经验与美感，在更深层面上，关涉到“文化政治”这一命题。

在如何表现“中国”这一问题上，地方性知识无疑是重要的资源，美国人类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基于对爪哇、巴厘岛、摩洛哥的田野调查，并通过对当地社会和文化形态的研究提出了“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吉尔兹这一观点的提出与西方殖民和文化霸权有关，试图用“地方性知识”对抗全球化视域下的“普遍性知识”，具有后现代意识。以宏观视域来看，中国是世界的一个“地方”，中国经验本身就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从微观视域来看，中国经验的生成需要不同地方的地方性知识，影视艺术同样如此。电影《柳青》所传递的内容是当下时代讲述中国故事，建构总体性文化所需要的，从更深层次看，电影《柳青》也是建构于地方性知识之上的，影片呈现出地方性知识融入总体性文化的可能性与路径。

一、地方性知识与中国电影

电影是一种典型的文艺表现形式，在文艺的起源问题上，中西方的种种观点尽管各不相同，但都脱离不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总是需要一定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文艺总是会与“地方”发生关联，作为文艺之一的电影无论是其创作者的个体生活经历还是影片所讲述的故事、表现的人物都与地方性知识有关，或者说电影某种意义上需要启用地方性知识。以当代中国电影为例，即使是在文艺一体化的20世纪50—70年代，电影中仍然不乏地方性知识，如《李双双》中的河南地方戏曲豫剧和极富中原气息的农民的日常生活、民族题材电影《刘三姐》《阿诗玛》中的少数民族文化等。新时期及至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大量启用地方性知识，《人生》中的黄土地和信天游、《芙蓉镇》中的湖南水乡风光、《红高粱》中生机勃勃的高粱和山东的民间风俗、《双旗镇刀客》中的西部风情、《金陵十三钗》中的南京方言和秦淮河、《春江水暖》中富春江四季风景和人们的市井生活等地方性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支撑起中国电影的繁荣。对电影而言，地方性知识就是可资利用的具有地方色彩的电影元素，可以体现在电影的创作酝酿过程和具体的电影文本当中，电影《柳青》就是建构于陕西的地方性知识之上，同时，电影中的地方性知识也存在于不同的方面。

首先，地方性知识在电影《柳青》中表现为导演的地方意识。导演田波是陕西人，其以往的作品几乎都是陕西题材的，田波导演的第一部纪录电影《佛陀墕》呈现了生活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叫作佛陀墕的村庄里的农民的生活现状，并由此透视陕北的民间文化形态，影片的对白也是陕西方言。纪录片《走马水》同样也是讲述黄土高原的民生故事，纪录片《路遥》呈现了陕西作家路遥的文学人生。由此可以看出，田波在其创作中体现出极强的地方意识，他的创作总是建构于某一“地方”之上，“这些地方可能是导演的家乡，也可能是他潜意识中对某个地方的向往，这里的山水人文都是他们对生命的隐喻和体会。”对于田波而言，陕西既是他的家乡，也是他潜意识当中的向往之地，这里的山水人文构成了他艺术创作中的“地方”，这种地方意识使田波必然会关注柳青，走进柳青的世界，感受柳青的精神，创作电影《柳青》。创作者深层文化心理中的地方意识是电影《柳青》中一种“隐在”的地方性知识。

其次，电影《柳青》的地方性知识还表现为启用陕西文学创作资源。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电影的一种重要知识来源，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具有极强的地方性特征，那么，地方性文学作品就是中国电影的一种地方性知识，中国当代影坛的很多经典影片如《芙蓉镇》《红高粱》《白鹿原》等就改编自极具地方色彩的文学作品。陕西文学与影视艺术结缘颇深，也是中国电影地方性知识的宝库，《人生》《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高兴》《青木川》《装台》等作品都被改编成影视剧，这些作品本身就含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陕西的自然地理、人文景观、民风民俗都有丰富的呈现，这些地方性知识进入电影中成为不可或缺的电影元素。电影《柳青》由刘可风的《柳青传》改编，并不是直接改编柳青的文学作品，但柳青的一生始终与文学创作息息相关，表现柳青的人生无法脱离《创业史》的写作，影片最触动人的恰恰也是柳青写作《创业史》的过程。电影的上映让早已淡出人们视野的小说《创业史》浮出历史地表，当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王家斌、王老汉、董柄汉、郭富明这些有血有肉的农民时，小说中的梁生宝、梁三老汉、任欢喜、郭世富等角色也走到了观众面前，电影穿越岁月以影像的方式呈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农民的创业历史，无论是柳青还是《创业史》都是陕西文学宝贵的财富，也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性经验，进而成为电影《柳青》所启用的地方性知识。由《柳青》可以看到，地方性的文学作品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资源都是电影可资借鉴的地方性知识，而中国的文学重镇并不只有陕西，这也意味着不同的地方性知识可以敞开中国电影更为丰富的空间。

二、地方性知识与总体性问题

电影是一种普遍性艺术形式，可以用来呈现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人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就是一种普遍性知识，当作为普遍性知识的电影启用地方性知识的时候，地方性知识的最终指向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如果电影只是单纯地呈现地方性知识，那这样的电影仅仅是地方性知识的展览馆。一部真正有大格局的电影在启用地方性知识的同时一定会将之置于对总体性问题的求索中，直面当代中国、当代人的共同问题。《红高粱》对山东高密火红的高粱和民间风俗的呈现最终指向人的生命力和血性，继而带出对中华民族的隐喻；《人生》中对陕北黄土地及地域文化的呈现也是将之置于乡村/城市、传统/现代、中/西等宏大命题之中的。电影《柳青》启用了陕西的地方性知识，陕西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具有悠久的农耕文明传统，其地方性知识当中实则蕴含着普遍性的中华民族经验，因此，影片的最终指向则是建构具有凝聚力的总体性文化进而塑造中国的主题形象。

首先，电影对总体性文化的建构呈现在对柳青作为人民作家的形象塑造上。电影中的柳青极具人格魅力，这源于柳青本人及其对待创作的人民伦理，电影的主线是柳青扎根农村十四年以及写作《创业史》的经历，这既是一种创作经历，更是一种生活经历，正如柳青说的“要想写作，就先生活”。电影中，柳青深入生活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影片最初的镜头中，柳青是年轻的、意气风发的，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西装、背带裤、金丝眼镜，柳青的装束是现代的。但当柳青以这样的现代装束去接近农民时，双方之间总是存在着隔膜，外形的不同实则隐喻着两者之间无法在精神深处达到契合，这也阻碍了柳青的写作过程。转折点出现在影片中柳青的换装，当柳青剃光头发、脱掉西装、戴上瓜皮小帽、穿上粗布衫衣服时，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不是知识分子柳青，而是农民柳青，换装后的成泰燊与柳青本人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不仅如此，柳青把家也从招待所搬到了皇甫村的古庙里，换装后的柳青真正走进了生活深处，也走近了农民，柳青换装这一情节别具深意，这不仅是外在装束的改变，也是人物精神深处观念的转变，意味着柳青“和过去的写作告别”，从另一层意义上，这也是对以往生活方式的告别。成为农民的柳青开始真正同当地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亲身参与农业合作社的创办，真正融入到农民的生活中去。柳青将全部稿费捐给王曲公社修建机械厂和医院，分文未留，后又预支了《创业史》第二部的稿酬给皇甫村拉上了电。柳青真正做到了想百姓所想，时时处处将老百姓利益放在首位，柳青在那个时代并未被时代所裹挟，遇事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出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抉择，柳青的所作所为无愧于一个真正的人民作家。

影片呈现了柳青作为人民作家的一生，在这个意义上，影片通过真实、典型的文艺形象回应了“新时代呼唤着怎样的人民文艺”这一时代之问。柳青及其创作中所体现的人民性则是源于延安文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先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整个《讲话》也是围绕“为人民”和“如何为人民”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文艺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尤其是在与当下的不断碰撞中逐步深化，参与当下中国主体形象的建构、中国故事的讲述。面对当下中国多元化的文化氛围，影视艺术一方面应当表现作为个体的人，但同时也应当表现中国社会普通的劳动人民，“这里的人民是带着鲜明精神印记和思想图谱，在漫长的五千年文明史中一路浩歌的中国人民，也是在传统与现代不断裂变的剧烈阵痛中一路跋涉的中国人民。”电影《柳青》通过对柳青的人生及创作生涯的呈现，体现了对延安文艺精神的传承，真正具有人民性的文艺作品具有极强的凝聚力，也能积极参与当下总体性文化的建构。

其次，电影对总体性文化的建构呈现在创业故事讲述与新人形塑上。电影讲述了三种不同的创业故事。第一种是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创业故事，影片中王家斌母亲的回忆引出了农民在旧时代的苦难生活，在小说《创业史》的题叙部分，也讲述了旧时代梁三老汉三次创业三次失败的故事。1953年，中国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影片并未涉及这场运动的背景，事实上，在1953年的农村，贫富分化现象已经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推行合作化运动，让农民以互助合作的形式走上富裕之路是历史的必然。创业是艰难的，这关涉到“个体家业”和“合作大业”的矛盾，农民身上因袭着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传统思想，这注定农民走上合作大业的道路是艰难的，不仅是和过去的生产方式告别，也需要一个在情感和心理上与“旧我”割裂的过程。第二种是柳青写作《创业史》的创业故事，一部作品从无到有，从一个字、一句话、一个个丰满的人物到最后成就一部完整的作品，如果说农民在土地上创业是艰难的，柳青在文学世界里创业也是艰难的，也需要“和过去的写作告别”。从柳青扎根农村到“换装”将自己变成农民再到以作品中的人物的视角去观察生活思考问题，柳青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地走在这条文学创业之路上。第三种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创业故事。当时的新中国一穷二白，各行各业百废俱兴，社会主义并无现成的经验可以汲取，一切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皇甫村农民们的创业故事，也是那个时代中国的创业故事的一个缩影。以当下的视角反观历史，当初的合作化运动或许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与不完善，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无疑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尝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无到有的摸索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值得深思的教训。中国的发展无疑是需要创业精神的，当下中国的方方面面仍然处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运动过程，尤其是当下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带来了种种挑战和机遇，如何面对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仍然需要中国以一种创业精神迎难而上、奋力开拓新局面。

影片在讲述创业故事之外，也塑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文艺工作者都将目光投向中国的巨大变革，塑造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以电影为例，《李双双小传》塑造了走出家庭、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农村新女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表现了农村的年轻人用劳动改变家乡面貌的热忱。无论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王家斌、董柄汉，都是那个时代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代表，他们既是时代精神的创造者，又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合作化的时代已经远去，新人形象在影视作品中也鲜有出现，但任何时代都需要有朝气、有激情、有担当的年轻人，用一个时髦的词，可以称之为“后浪”。***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新要求，这恰恰说明了新人对于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所在。近年来的影视作品中也涌现了很多“新人”或“后浪”形象，如《觉醒年代》中的热血青年，《山海情》《我和我的家乡》中年轻的扶贫干部等，这些新人构成了百年中国的新人谱系，呈现具有正能量的新人形象对形塑年轻人的价值观无疑有重要作用。

最后，电影对总体性文化的建构还呈现在土地意象与寻根情怀上。土地是电影中一个重要的意象，“中国导演选择土地意象作为其叙述基底，因为土地是恒定的，是基础常识状态。不论它是丰收的或是荒芜的，肥沃的或是贫瘠的，只要这些土地存在，就有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就有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有土地才有其他一切，因此，它是所有故事发生的前提和背景。”陕西有悠久的农耕文明传统，陕西人也有浓重的土地情结，陕西同时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这也意味着土地情结既是陕西人的地方性经验，同时也是华夏民族的整体性经验。就影片《柳青》来看，农民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柳青的创作也离不开土地，电影中多次出现柳青孑然独立凝视这篇土地的镜头。电影中，广袤田野中矗立着帝王陵石雕，农民在金黄的稻田和葱茏的玉米地上劳动，这样的画面诗性涌动，美不胜收，引发人绵密的乡愁，触动了每个人灵魂深处对于土地的感情，从这个意义上，电影也是一次对农耕时代的回望，带有某种寻根的情怀。在某种程度上，土地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与生命有着密切联系的所在。电影中，农民在土地上劳作，辛勤耕耘，迎来收获，尤其是打谷场那一幕，即便是远离那个年代的观众看到，也会生出喜悦之感。农民在土地上劳动，这是他们的生活常态和生存方式，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融于大自然的四季变化之中，这是农民的价值追求，也是乡土文化的传统。影片是一部有关土地的史诗，影片中土地意象的呈现可谓是一次寻根之旅，是人们对生命之源、精神家园的回归。

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电影，《柳青》启用了地方性知识，但影片真正的诉求则是通过地方性知识实现总体性文化的重建。电影将柳青个体生命的顿挫与国家民族的坎坷联系在一起，极具历史厚重感。电影通过柳青这一艺术形象呈现了作家身上“胸中有大义，笔下有乾坤”的人民性特质，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上至国家下至普通群众的创业激情和那个时代新人的朝气蓬勃与责任担当，也勾连起了华夏民族数千年来积淀的农耕文明的精神内核。影片对总体性文化的重建有着重塑“共同体”的诉求，这一诉求呈现出了当下影视艺术树立中国的主体形象、讲述中国故事并进而形塑时代文化的担当，在世界舞台上彰显中国形象不仅需要硬实力，也需要软实力，即一种具有凝聚力、彰显正能量的总体性文化。在全球化时代，总体性文化的建构需要重启地方性知识，尤其是地方性知识中那些勾连中华民族经验的内容，也只有这样的地方性才能呈现中国性，陕西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其地方性知识当中本就蕴含着中华民族经验，影片所传递出来的总体性文化是有着地方性知识根基的。影片也给当下影视艺术提供某种经验借鉴，文艺创作所关涉的“中国”问题需要重视地方性知识，也需要在更为宏阔的视域中完成不同知识系统的融通，唯有此，才能产生兼具思想文化包容性，呈现国家社会时代诉求和现实概括力的优秀文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