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局中局》的“新复古主义”IP改编研究

王 凯 (韩国清州大学艺术学院，韩国 清州 28503)

《古董局中局》是由郭子健导演，雷佳音、李现、辛芷蕾、葛优等实力派演员共同主演的鉴宝冒险片，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马伯庸是当代文坛上颇受关注的作家，有“文字鬼才”之誉。马伯庸被认为沿袭了五四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谱系”，擅长写作具有实验性质的当代历史小说，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去讲述一段类型化的故事，包括历史、武侠、谍战、冒险等，具有极高的影视改编价值。如2019年热播的网剧《长安十二时辰》，小说文本在在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民俗风情的描写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文学想象，讲述了在长安城的十二个时辰内发生的保卫家园故事。有学者认为，“这种略显含混或多重的类型归属，已经显示出该部小说在文学想象层面的杂糅特质，而这种杂糅特质主要由类型小说的组合、影视资源的借鉴、现代时尚的融入三个部分构成”，《古董局中局》亦是如此。

《古董局中局》是马伯庸于2012年至2015年间发表的系列小说，共有四本，讲述了北京琉璃厂一家古董店店主许愿被卷入一桩桩与古董有关的大案，并在此过程中保护国宝、与造假帝国老朝奉抗争的故事。许愿是为古董界掌眼的神秘组织“梅花五脉”中白门的第三代传人，他的爷爷许一城因为曾将国宝武则天明堂佛头送给日本人而被枪毙，也让许家背上了汉奸的名声。许愿在鉴宝冒险的故事中，背负的是洗刷家族冤屈和文物保护这两个重担，在人物身上承载了历史文化的厚度，故事的可看性极高。2018年，由夏雨、乔振宇主演的36集电视剧《古董局中局》在网络平台播出，也是该文本的首次跨媒介改编。电影版《古董局中局》在此基础之上，再次进行了银幕重塑与IP改编。本文将对比这三个媒介文本，来分析电影版《古董局中局》的“新复古主义”改编策略与电影美学。

一、基于文学想象的类型杂糅

2006年，天下霸唱开始在天涯连载《鬼吹灯》系列小说，同年，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系列也开始在网络上连载。随着盗墓系列IP的爆红，寻宝、盗墓、文物类叙事题材开始进入观众的视野，并以其具有沉浸感的探险历程和充满异域情调的审美想象吸引了大批受众。可以说，马伯庸的《古董局中局》诞生在冒险寻宝类IP正值市场热潮的时期，但与前人之作不同的是，《古董局中局》更加注重历史细节，在以奇幻想象填补历史空白之处的基础之上，杂糅了多种类型元素，使影片的商业性更强。为了配合影片的类型化改编，电影将书中的人物角色进行了类型化的处理并加入了新的角色。整体来看，该片在“夺宝奇兵”式的叙事过程中，更加注重对“局”的设定，层层反转的线索之下不断地呼应“局中局”的概念，让各种类型的元素有了更加融洽与合理的融合空间。

首先是历史元素，这是整部影片赖以叙事的基础。影片中各派势力争夺的国宝古董是来自唐朝的武则天明堂佛头。武则天明堂是武则天统治时期的象征，明堂建成后，武则天命宠臣薛怀义铸佛像，据传佛像巨大，高于明堂，为了容纳佛像，又在明堂北侧修建天堂。薛怀义失宠后，火烧明堂，后被赐死。《古董局中局》中的明堂佛头便是取材自这一段真实历史，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合理改编。此外，影片对汉代灌注法铸印、茅拓法造假等文物制作工艺与鉴别方式进行了科普性解读，并提到了观音、济公等中国民间文化中为人所熟知的人物形象，借以体现影片“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的题眼和假中有真、真中有假的反转性叙事。在影片中，许愿的父亲许和平留给他六朝四大家之一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让他联想到张僧繇曾为南朝梁武帝所尊崇的宝志禅师画像，宝志禅师问张僧繇是画皮相还是法相，梁武帝说要法相。于是宝志禅师在眉心一点，顿时人面分开，现出十二座观音像。皮相与法相对应着真佛头外的假佛头和假佛头内的真佛头，真假一体，正如皮相与法相融于一人之身。通过这样带有民间传说色彩的故事，《古董局中局》为观众提供了获取猎奇性知识的乐趣，同时又将影片与朝代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在浓厚的历史氛围之下，塑造了许愿、黄烟烟、药不然等虚拟人物；在对文物辨伪知识的科普下，以文学想象的手法虚拟了“梅花五脉”、老朝奉、郑家村等文物界的正邪多派；在寄托于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这一真实城市地理与文化空间的基础上，虚构了沈爷这一地下拍卖行幕后大佬。换句话说，正是影片所营造的真实可信的历史环境为影片提供了艺术想象的空间，也使在此空间内发生的故事具有了假定的真实性。这其中的真真假假，留待观众去解谜的过程便也充满了趣味性。

其次是喜剧与武侠元素。将这二者一同论述的原因是，影片以葛优饰演的付贵这个改编化人物将这两种元素有机地融入了整体叙事当中。付贵不仅仅是一个关键的线索性人物，也为影片提供了情感的厚度。原著小说中的付贵是北京城的探长，也是亲手逮捕许一城的人。多年后，付贵是黑白两道都在寻找的人物，而他一直东躲西藏，直到被许愿找到。他给了许愿当年许一城交给自己的半面铜镜和一张照片，揭开了寻找佛头的序幕。而在电影中，付贵的身份模糊化了，影片只表明他是许一城旧友，在付贵的自述中他曾救过许一城一命。影片对付贵的性格做了复杂化的影视改编。在叙事前期，付贵的身份是亦正亦邪的，他是一个贪财好色的市井小人，却获得了许一城的信任，将重要线索交给了他。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人物张力，让付贵成为“局”的一部分。从许愿和黄烟烟走进男浴室寻找付贵开始，影片便呈现出了轻松的喜剧氛围，而后付贵设局将许愿交给沈爷，用铜镜大赚了一笔，又在医院拿走了铜镜中藏有的字条，登上火车，影片的叙事城市空间也随之转移。到郑家村后，付贵、许愿、黄烟烟一行三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团队，共同寻找许和平留下的线索，付贵也逐渐展现出了人物弧光，他阻碍许愿查佛头是出于一种保护，他最终也以自己的生命实现了对许和平的诺言。许愿追查佛头的过程，实际上是与父亲和解的过程，逐渐理解父亲的选择背后所承担的历史与家族使命。许愿和付贵在郑家村扮演父子的情节，在幽默性表达之外，也再次呼应了父子情这一情感线索。最终在密室中的枪战情节、付贵如神般的双枪枪法都体现了武侠类型元素，而通过这个人物形象所体现出的江湖情义与自我牺牲精神，也让《古董局中局》增添了武侠类型元素的审美趣味。

最后是侦探与谍战元素。影片以“找到真正的佛头”为由将各方势力串联起来，老朝奉和郑国渠是为了钱，药不然是为了揭露真相与家族权力，黄烟烟是为了证明自己，许愿是为了“去伪存真”的古董鉴定精神和为家族洗刷冤屈的使命。许、黄、药都是“五脉”的后代，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都追求“真相”。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影片加入了侦探与谍战元素，如许和平留给许愿的线索是以古董的真假代表的摩斯密码、以古代字画为线索的十二星宿和围棋棋局中的象征性符号。事实上，在马伯庸的小说中常常出现类似的密码解读。如《长安十二时辰》中的望楼系统、《风起洛阳》中的联昉等情报信息搜集组织和《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古代人工“数据库”大案牍术等，都具有鲜明的谍战元素，也为叙事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古董局中局》原著有四部，电影虽然仅取材自第一部中的“武则天明堂佛头失窃案”这一个故事，但仍面临着庞大的叙事体量。影片挑选出了最具冲突性与改编价值的情节，大刀阔斧地删掉了大部分情感线索，如药不然与许愿的兄弟情、木户加奈和许愿之间的暧昧情愫等，让整体叙事更加精简、集中。

二、奇观化场景下的文物保护意识

正如上文所说，在盗墓小说成为当今中国文学市场最热门的IP后，大众文化市场上掀起了一阵“文物热”，2017年，文博探索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在中央电视台热播，该节目在介绍九个省级博物馆所收藏的“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的过程中呈现它们的历史价值，《国家宝藏》的诞生与热播再次证明了大众对于“文物”的热情与其巨大的市场价值。“大众对文物的热情和兴致在阅读结构上的反映，即是召唤着新的能够将‘文物’作为‘主物’得到展示和表现的文学表达”，《古董局中局》便是在这种语境下诞生的作品，电影作品则更以其视听结合的艺术特征将文物进行了奇观化的展现，更具感染力。

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在《奇观社会》一书中表明了“在现代生产条件蔓延的社会中其整个的生活都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奇观积聚”的批判性观点。人们对于未知事物的探索欲望也让创作者开始探索更多的奇观化叙事元素。在盗墓类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中，往往以充满异域色彩的地理空间和寻宝过程中人物所遭遇的机关陷阱及玄幻法力来进行奇观化叙事，更偏猎奇与灵异风格，免不了面对“华而不实”的批判之语。马伯庸的作品始终依托于真实的历史背景与文物知识，致力于拆除学术与大众间的藩篱。影视改编后的《古董局中局》更遵循了这一原则，在奇观化的呈现中，开创了一条“新复古主义”叙事路径。

《古董局中局》横跨了三代人的历史跨度，从许一城所在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许和平所在的六七十年代，再到许愿所在的八九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五十年。许一城的时代，时值日寇入侵，外有对我国文物虎视眈眈的侵略者，内有老朝奉和各方军阀势力的争抢，许一城选择了将真佛头隐藏在假佛头内送给日本文物爱好者木户有三。一方面不惜背上汉奸的罪名被枪毙，让木户认为佛头是真，一方面在木户有三的后人归还佛头后，能够让老朝奉鉴定佛头为假。许一城的选择体现了在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时期文物保护者的家国大义，许和平则继承了这种精神，十几年来隐姓埋名，设下了假佛头还在国内的烟幕弹。从《古董局中局》中升华出的民族情绪让整部影片的共鸣性更强。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祖国日益强大的背景下，木户加奈归还佛头的举动更体现出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影片采用的是内聚焦模式，开篇即以许愿的口吻去描述家族的现状与历史的表象，以日常化的语言迅速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让受众能够尽快进入影片所构建的古董世界中。在内聚焦视角下，受众与人物的视角是平齐的，我们跟随许愿一点点深入历史核心，最终得出在历史长河中被埋没的真相。这个过程更能让观众体会到，无论是许一城的“局”，还是许和平的“局”，都凝聚了怎样的苦心与抱负，他们最终选择了什么，放弃了什么，又背负了什么，保护了什么，一种民族责任感油然而生。

鉴宝与寻宝是影片的两大看点，影片也在这两处进行了奇观化的呈现，一是鉴宝过程的奇观化，二是对寻宝场景的奇观化。前者让文物“活”了起来，生动形象地表明了文物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后者则以“密室逃脱”的形式让剧情更加一波三折、惊心动魄。在开篇古董交易市场上，许愿设局鉴定飞熊金印的真假，运用了“悬丝诊脉，隔空断金”的鉴定技术，以耍棍式的手法较为夸张地呈现了鉴定过程，迅速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在许愿和药不然鉴宝对决的一场戏中，影片运用了大量推拉摇移等镜头调度，让静态的文物动了起来，极具视觉观赏性。尔后许愿、黄烟烟与药不然、老朝奉形成了两路寻宝小队，会集在暗藏玄机的古庙中，在密闭空间中进行对战。封闭空间在具有空间挤压感与紧迫感的同时，也具有情绪上的紧张感。机关与暗道的设定，在不至于喧宾夺主的情况下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感。奇观化的影像表达很容易落入猎奇好异的窠臼，《古董局中局》把握了叙事的尺度，在紧张惊险的元素表达之外，牢牢地抓住了情感表达的内核，在对原著IP的改编上实现了不错的完成度。

三、从家族到个体：影片人物形象改编

马伯庸认为2005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起陇西》是他探索并形成主要创作特征的起点：“一是注重古代生活细节的精确；二是根植现有史实，注入现代思维，渲染涂色，寻隙补白，做出全新的解读。”在十余年的写作历程中，马伯庸延续了这两点创作特征，并逐渐形成了“马伯庸宇宙”的独特风格。一方面具有历史写实性，另一方面又融入了现代元素，可读性极强。在本次电影化改编中，影片基本遵循了原著的创作风格，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了符合当下电影市场审美的人物形象改编。

在电影中，许愿的出场身份从古玩店老板变成了家电维修店老板，整日醉酒，不学无术，给人一种强烈的“混日子”的感觉。影片这样设定的目的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让许愿这个人物形象出现强烈的反差，以人物的成长实现影片内置的反转性。因此，影片将许愿塑造成了一个看似浑浑噩噩，实则一身鉴宝功夫的人物。他的颓废是由于家族的历史，祖父是“汉奸”，父亲又无故消失，许愿心中有着强烈的对家族与古董界的抵触情绪，所以，他追回佛头的过程，也是与家族和解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影片将整个叙事的重心都放在了许愿的身上，对于家族背景只以闪回的方式进行了简单的交代。但在原著小说中，许一城才是整个《古董局中局》故事的灵魂，是他在五十年前设的“局”将三代古董界中人都联系到了一起。影片的另一条“寻宝”支线是“五脉”另一支玄门药家的药不然。药不然的太爷爷药慎行曾与许一城一起发现佛头，也为保护国宝牺牲了自己。药不然这个角色在原著中是亦正亦邪的，投靠老朝奉是为了寻找真相的权宜之计，他与许愿之间是敌也是友。但影片将药不然这个角色简单化了，将其刻画成了一个执意寻找佛头真相、想要恢复药家地位的海归精英形象。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影片淡化了整个古董界的家族背景，而将重点叙事集中在了个体人物的身上。依托许愿“颓废度日—参与追查—解开父亲留下的谜—克服重重阻碍—理解父亲—找到佛头”的心路历程，从人物自身的情感波动辐射开去，回望整个许家为了保护国宝的坚守与牺牲。《古董局中局》的表层是鉴宝，内层反映的是人性的复杂。许家人世代恪守“去伪存真”，而“梅花五脉”却早已将这四个字抛弃。许愿追查佛头，是对家族精神的传承，也是对古董界秩序重建的呼唤。这种改编方式能够让整个叙事过程的重点更加突出，同时削弱了故事的历史厚度，也引起了受众对于许一城送出“假包真”佛头的合理性的讨论。如果影片能够对许一城这个人物在战乱年代所做出的选择进行更多的心理刻画与困境书写，或许可以让影片的主旨性更加明确，民族情感的表达也更加深厚。

近日，改编自马伯庸尚未出版小说《洛阳》的电视剧《风起洛阳》与《古董局中局》同步面世，在网络平台热播。而马伯庸已被买下版权，等待与观众见面的作品多达十余部。马伯庸的作品用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让历史变得生动起来，拉近了受众与历史的距离。“文学首先是一种社会政治实践，人们总是或鲜明或隐蔽地用文学来表达对社会的期待、关怀和批判。”马伯庸在《古董局中局》中呼唤社会对文物保护的关注，也深刻表明了文物的历史价值，它们跨越了千百年的时光，最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仅仅是曾经流逝的时间，还有无数爱国人士在困境之中的坚守。影片的改编牢牢把握住了这一情感内核，不论是我们回望许愿所在的年代，还是许愿回望祖父的年代，都能看到守护国宝、去伪存真的精神传递。影片抓住了精神的传承脉络，在历史真实中进行艺术虚构，“新复古主义”不是回归历史，而是在现代思维下，在虚虚实实之间让历史在不失真实的基础上更加鲜活。而在屏幕之外，若能有更多的人想要走进博物馆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也便是这部影片最大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