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实与诗意的三位一体——论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整体思维架设

董星光 吴玉霞 (新疆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1)

2021年国庆档的集锦式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呈现出了历史、现实与诗意三位一体的高度融合状态，这是通过整体性思维去结构电影文本的一次成功实践。整体思维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探讨天与人、自然与人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以求得天、地、人、我(心)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中国电影人在整体思维的影响下，始终都在尝试着消弭历史与现实、现实与诗意的鸿沟，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电影民族化风格，比如早期吴永刚、蔡楚生和费穆等人的电影创作都为中国电影整体思维观的美学建构奠定了根基。集锦式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典型地体现着历史、现实与诗意三位一体的整体思维观，三个维度达到了一种浑然天成的融合与协调，废置任何一方都会导致影片整体艺术水准的滑落与情感共情力的下降。

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银幕数量最多的国家，无论每年电影的产量还是观影人次都呈现出稳中求进的势头，尤其在全球电影市场被疫情封锁的情形之下，中国电影率先复苏并取得突破性成就，产出像《我和我的父辈》这样的上乘之作，则非常值得回味。《我和我的父辈》分为《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四个独立篇章，把视角延伸到中国文化的历史深处，去触碰中国大众文化表述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影片以时间为轴串联了抗战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改革开放精神与科研创新精神，再现了中国人努力拼搏的时代记忆。《我和我的父辈》中的历史、现实与诗意作为三个不同的影像表述面向，在整体思维的观照下进行了三位一体的整体化架设。

一、历史纵深

历史作为现实表述与诗意呈现的源点，为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主流价值的表达提供了参照依据。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大国，诸多的历史与典故值得通过影像的方式去讲述，尤其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启的革命历史征程中，所涌现出的伟大时刻、伟大故事、伟大人物，都将成为银幕表现的生动素材。法国著名史学家马克·费侯(Mare Ferro)在其著作《电影与历史》中指出:“电影与历史两者间有许多产生交集的概率：例如，它们可以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交会；也可以在扭转未来局势，或造成社会变迁的那一瞬间彼此结合，在这类重要的时刻里，电影便介入历史。”而“我们必须用影像来支撑某个历史论点在理论上的可信度”。根据马克·费侯的论述，电影往往会与重大历史时刻产生交集，实际上，《我和我的父辈》作为节庆献礼片正是遵循着这一准则，承担了对历史上标志性事件讲述的任务，把历史叙述视角分别对准了抗日战争、中国首颗人造卫星、“长征一号”火箭的研发与改革开放，这都是我们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历史事实。影片也恰恰是通过现实与诗意的影像表述支撑起历史论点的可信度。

首先，现实的影像表述支撑起历史论点的可信度。影片对历史的讲述，一方面恪守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另一方面传递了一种现实精神。吴京执导的《乘风》篇章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冀中骑兵团为保护群众安全撤离拼死抵抗日军的历史故事。冀中骑兵团在历史上本身就是真实存在的，导演在创作过程中恪守着现实主义的原则，立足于通过历史去反映现实。其中一个场景是吴京所饰演的父亲在战场上不忘为自己的儿子特意采集一株草药治疗脖子的伤口，这一细节的展示非常符合父子间情感关系的现实逻辑。当群众面对日军生死威胁时，忍痛做出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的决定，通过自己儿子的牺牲换来群众的安全，传递了一种“为国为民”的现实精神。徐峥执导的《鸭先知》篇章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条电视广告的拍摄。在场景安排上做了最大限度的还原，逼真地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市井生活，通过写实的手法把历史空间应有的样貌展现在观众面前。沈腾执导的《少年行》篇章，整合起当下与未来两个时空逻辑，讲述了热爱科学的少年克服种种现实的困难，最终成为科学家的故事，鼓励当代青少年弘扬创新精神，敢于追求梦想。《少年行》篇章虽然涉及对未来世界的展望，但是这种展望是基于历史发展规律所做出的科学性推导。影片在当下与未来两个时空中，无论是对科研创新精神的追求还是对代际情感关系的描述都延续了一种历史的发展逻辑。

其次，诗意的影像表述同样支撑了历史论点的可信度。影片对历史的书写被赋予了诗意的内涵，张扬着强烈的抒情色彩。例如，《乘风》篇章末尾，冀中骑兵团击溃日军后，在夕阳的逆光下，红色的旗帜显得格外耀眼，前景则是吴京所饰演的马仁兴策马俯冲，通过诗意性的画面为我们谱写了一首英雄的壮美诗篇。章子怡执导的《诗》篇章，以一个普通家庭为切入点，回望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过程的感人历史。这一篇章本身就以《诗》命名，大量使用了诗意化的镜头去承载更为宏大的历史命题，比如，孔明灯这一诗意化符号的运用，姐弟两人放飞孔明灯实际上意味着两代人对航天梦想的传承。中国电影要表达我们的航空航天精神一定要饱含诗意，中国把过去的一些优秀文化传统与今天我们对未来的设想关联在一起，像“神舟号”“嫦娥号”等航空器的命名，通过诗人的情怀与诗意的表述，体现出中国人对宇宙空间探索的美好夙愿。可以看出，中国父辈所呈现的浪漫精神，走向宇宙也是一种崇高的理念，也是对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精神的阐释。

总之，历史作为现实表述与诗意呈现的源点，为影片主流意识的表达提供了参照。同时，影片通过现实与诗意的影像表述支撑起历史论点的可信度，从而完成历史、现实和诗意三位一体的影像系统缝合。

二、现实之维

现实层面的架构始终在寻求缝合历史书写与诗意呈现的缝隙。虽然《我和我的父辈》的叙事时空横跨历史与未来，但是不管对历史的书写还是对未来的设想，本质上都在弘扬我们当下所需的现实精神，所以，正是这种现实精神缝补了历史与未来、现实与诗意的界限。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发表著名文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认为“即使是已形成的历史，若真是历史，即若具有一种意义、并非如回响的空洞无物的演说，则也是当代的，同当代史没有丝毫区别”。这实际上意味着，所有历史的书写都是当代对历史的见解，需要回归到现实的维度去考量历史书写与诗意呈现的边界。

首先，现实的逻辑负载着历史书写的任务。像《我和我的父辈》这一类献礼片的创作思维中存在两个逻辑：分别是历史逻辑与当代现实逻辑。因此，“回溯历史，关照当下”是献礼片创作的本质。《我和我的父辈》中《诗》篇章带我们回望了我国研制首颗人造卫星的历史，但是影片也在极力寻求与当代现实的呼应。当航天梦想从父辈传承到子一代之时，影片跳脱了通过色调所渲染的那种历史厚重感，拼接了大量的现实性画面，像火箭点火、中国载人飞船遨游宇宙等画面，这样的处理就把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进行了整合，通过现实成果论证了历史的必然。此外，“任何文本的阐释都是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和文本意义的重释”。《我和我的父辈》讲述的是代际的精神传承，因此，寻求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是影片的宗旨。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考量，《我和我的父辈》的文本的建构始终在寻求缝合中老年观众所代表的历史话语与青年观众所代表的现实话语之间的裂隙。对于中老年观众，他们与共和国的成长历史是同步的，比如，《诗》篇章的叙事年代是1969年，《鸭先知》篇章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故事，很多中老年观众都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还原他们所经历的那段峥嵘岁月，从而更容易通过文本唤起中老年受众的共情；对于青年观众，影片所体现的抗战精神、航天精神、改革创新精神都是当代青年在现实生活中所需要的，与青年的成长是极度关联的。因此，影片通过精神的传承实现了历史与现实对话的可能性，进而使得中老年观众所代表的历史话语与当代青年所代表的现实话语进行了巧妙的连接。

其次，《我和我的父辈》成功处理了现实与诗意的对立问题。一般来说，现实所对应的现实主义与诗意所对应的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悖论，很难兼容。过度地追求对现实的反映会消解诗意的浪漫，而过度地追求浪漫精神会降低对现实反映的力度。《我和我的父辈》通过整体思维观化解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其达到“通天一气”的效果。徐峥执导的《鸭先知》篇章的结尾升华了主题，儿子作为工程师亲自带领团队完成世界第二高的建筑“上海中心大厦”的建造后，邀请父母一起站在建筑的楼顶眺望远方，写实性的镜头被赋予浪漫主义情怀，呈现出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意画面。因此，影片一定意义上完成了现实与诗意的统一。父亲所讲的“打电话可以不用电话线，黄浦江上一定会有大桥，浦东会盖很多高楼”的预言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语境下是极具理想主义精神的，通过两代人的奋斗，让这一切成为现实，而子一代恰恰是改革创新诗篇的履行者与续写者。

此外，《我和我的父辈》的四位导演都是七零后，他们的父辈跟共和国的成长历程是同步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是下一代的父辈，选择这样一批中生代导演来执导，就是站在现实的立场上去回溯历史与衔接未来。基于他们现实经验所建构的文本，打通了代际之间情感沟通的隔阂，完成了文本重释中的现代性转述。

三、诗意呈现

诗意的呈现升华了历史与现实的文本主题，为影片的主流价值表达注入了更多的情感温度。历史讲述与现实主义方法的结合是一贯的影视创作手法，而《我和我的父辈》在以往电影作品历史与现实组合的二维平面中加入了第三维度的诗意纵深，实现了历史、现实与诗意的三位一体。黄建新在访谈中提到，“诗意表达进入美学层面必须超越普通叙事，一旦情节进入，诗意表达就不见了，必须很好地平衡叙事和抒情的关系，必须准确地组织画面，构成意象化的、诗意性的情节”。由此可见，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之上，融入诗意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所以，电影升华的关键在于平衡好历史、现实与诗意的关系，《我和我的父辈》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创新性的延伸。例如，章子怡执导的《诗》篇章中，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贯彻了诗意表达的宗旨，但又没有忽视对历史与现实的表述，这是对中国电影整体思维模式的一种延续。

首先，从内容上来讲，章子怡以女性导演特有的温柔、细腻的笔触，把镜头对准“两弹一星”中的“一星”，以此致敬中国航空航天。黄轩所饰演的父亲告诉儿子：“我是个诗人，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天上写诗”，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跨越千里的浪漫精神呈现。“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凭借中国几代人不畏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最终实现了所谓“巡天遥看一千河”的美好夙愿。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与其说《我和我的父辈》是父母写给孩子的诗，不如说是中国航天人写给宇宙的诗。“九天之际，安放安属？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屈原《天问》)是古代诗人屈原对“自然宇宙”的发问。从“神舟号”“嫦娥号”到“天宫号”都体现了我们当代中国航天人对父辈那种探索创新精神的传承。父母用生命在天空书写的浪漫诗篇，源源不断地被子一代所延续，这是影片所要表达的主题。诗与航天以及浩渺宇宙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把诗与航天进行关联，通过对历史的展望，其实就是把历史与现实进行诗意化表述的过程。中国人如果缺乏浪漫主义精神，就无法支撑自己的远大理想。因此，从屈原的《天问》到如今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对这片星辰大海的探索一直是中华民族千年的愿景。

其次，从形式上来讲，诗意效果需要通过光影、色彩等诸多视听要素进行强化。篇章的开始，孩子们站在屋顶望向远方，通过远景镜头，把观众带到了那片荒蛮但又充满生命伟力的“黄土地”上，在影像形式上营造出一种王维诗篇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空间即视感。傍晚，姐弟两人放飞孔明灯的场景中，以深蓝色的天空为背景，搭载着传承火种的孔明灯冉冉升起，简洁、诗意的画面轻描淡写间触碰观众的潜意识，同样也完成了我们每个中国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图景的一种理想想象。此外，从演员要素来考量，如同影片色调所呈现的历史厚重感，章子怡作为演员，在《我和我的父辈》中所饰演的母亲比当年在《我的父亲母亲》中所饰演的招娣多了些许情感的温度。这份温度来自个体情感追寻向家国情感转述的诗意化表达。章子怡本人也完成从《我的父亲母亲》到《我和我的父辈》的成长蜕变。

诗意呈现拓宽了影片书写历史与表达现实的维度，在结构文本中实现了历史、现实与诗意的三位一体。除了章子怡执导的《诗》篇章之外，其余的三个篇章也无不彰显着一种诗意的理想主义精神，通过种种意象化、诗意化的画面，表达出中国人潜在的思想追求。

历史、现实与诗意作为集锦式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三个表达维度，形成了一种共存与互渗的关系。整体思维除了强调事物与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外，其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部件的普遍联系。《我和我的父辈》基于拼盘式“分则独立、合则统一”的结构特点，这就从单元内部和单元之间两个层面实现了历史、现实与诗意的三位一体。例如，徐峥执导的《鸭先知》篇章，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的回溯，以诗意的理想主义视角，映照一种现实的创新精神，实现单元内部的三位一体。另外，在不同的单元中也会有不同侧重的情形，像吴京执导的《乘风》侧重历史记忆，章子怡执导的《诗》侧重诗意呈现，徐峥执导的《鸭先知》与沈腾执导的《少年行》力图传递一种现实精神，因此，单元之间的并置共存从宏观层面也实现了三位一体。在整体思维的作用下，《我和我的父辈》单元之间也存在一种内在的整合和相互之间的关联，没有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热血就不会建立新中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艰苦奋斗就没有改革开放以及对未来宇宙的深入探索。

总之，集锦式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所呈现的“三位一体”特点是具有理论启发价值和电影实践意义的。影片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电影思维方式找寻与中国电影美学探索提供了一份实践性样本，其所呈现的“三位一体”话语表达模式对今后中国电影美学升级与未来实践两个方面都具有推动作用。尤其在当下全球电影被疫情大面积所阻断，唯独中国电影一枝独秀的背景下，回溯中国历史传统，延续一种电影整体思维创作模式，则显得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