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期刊杂志

1949—2020年国产主旋律电影的叙事嬗变与创新研究

时间:2024-06-19

孙 浩 洪 瑶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山东 日照 276800)

自20世纪80年代末概念被明确定义后,主旋律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鉴于对“意识形态贴合”要求的独特性,主旋律电影的内容也往往围绕着历史与现实展开。

宏观来看,国产主旋律电影的叙事方式大体经历了三个层次的阶梯式整体转变。基础层次中,早期的主旋律电影叙事多存在定型化的人物设置、类型化的叙事规律等问题,程式化明显、影片属性模糊,使得国产主旋律电影在政治与商业之间尴尬摇摆。第二层次中,张慧瑜从80年代“主旋律电影”到如今“主流大片”的转变着眼,认为叙事策略的演变已从使用人性化、日常化的书写策略转变为试图完成主流价值观与“去政治化”“去革命化”要求之间的和解,这相对于早期主旋律电影的模式化叙事来说是一种更为贴合受众心理的进步。在第三层次也就是现阶段,马潇提出主旋律电影的叙事策略不断随时代发展而改变,20世纪90年代随商业洪流改变叙事手法的特点尤为明显,从刻板陈旧逐步过渡为元素丰富的多元化叙事。

微观视角下,根据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背景,主旋律电影叙事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1949—1966(“十七年”发展期)、1967—1976(“文革”停滞期)、1977—1993(新时期电影复苏期)、1994至今(繁荣期)。1994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提出,主旋律应坚持“四个有利于”的指导方针。这为主旋律电影未来的创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此后国产主旋律电影也走向了全方位发展的新时期。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迅猛的发展态势,受众认知观念极速转变,电影题材内容与叙事策略呈现出全新的风貌。鉴于对主旋律电影特殊功用的期许及其对于弘扬民族精神、映照时代特征的独特要求,影片本身与历史现实往往会形成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

一、多重叙事结构打破程式化桎梏

从单一的线性叙事结构到以线性叙事结构为主、多重叙事方式并存,再到广泛运用非线性叙事结构呈现文本内容,国产主旋律电影逐渐打破了以时间线索叙述某场战役的壮烈场面或以逻辑顺序讲述某个人物传奇故事的程式化桎梏。新时期主旋律电影不仅叙事方式更为灵活,主旨的表达也渐趋柔和生动,规避了前期刻板的“宣告式”主旨烘托。

(一)单一线性叙事向非线性叙事的转变

在“十七年”发展期和“文革”停滞期,国产主旋律电影多采用单一的线性叙事结构,沿故事发展的脉络正向推进剧情,转场关键点与情感表达多采用人物独白、对话或歌曲的形式体现。例如,1951年歌剧改编电影《白毛女》,以主角喜儿的父亲杨白劳含恨自尽为其命运转折点,采用了独唱歌曲的方式表达人物角色内心的凄怆。同时期电影《上甘岭》《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等影片也采取了线性的叙事结构,停滞期电影《闪闪的红星》(1974)在线性叙事的基础上,同样具有利用歌曲《红星闪闪》和《映山红》表达人物心境与主题情感的特点。在复苏期中,非线性且多元化的叙事创作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尝试与发展。如1989年电影《开国大典》围绕三大战役与开国大典展开,利用交叉蒙太奇的表现手法非常灵动地使用了“有理”的重组式叙事。在国共两党对战事的战略部署上采用了“同时间异空间”的叙述方式,同一时间段下两方在不同空间的紧张状态穿插进行,带给受众战前状态中“备战”的刺激感。同时,《开国大典》中部分内容也采用了“映画式”倒叙,如战士朗读战报时镜头切回原时间顺序中已然结束的该场战斗,增添了故事的讲述感。繁荣期阶段,非线性叙事模式更是得到了广泛运用。如电影《湄公河行动》(2016)将案件侦破与抓捕的过程与人物的情感心境、复杂经历穿插描绘,使得故事多线并进,情绪饱满、叙事完整。《我和我的家乡》(2020)则是采取了互文叙事的方式,以不同角色对家乡共通的情感为主线,产生相互呼应、彼此映照的互文效果,将“东南西北中”五个地域环境中的五个故事串联到一起,给予受众耳目一新的视听感受。从上述典型电影叙事方式流变的总结中,单一线性叙事向非线性叙事模式广泛运用的转变可见一斑。此外,当下国产主旋律电影的叙事也并非只聚焦于非线性叙事,而是综合运用线性与非线性叙事两种方式,使得整部影片形成多元共塑、多线并进的叙事架构,从而达到了更好的内容表述效果。

(二)从机械烘托到灵活展现的意识转变

由于题材的独特性,主旋律电影往往被赋予特殊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今,国产主旋律电影的主旨表达方式从机械刻板逐渐趋向灵活生动。在电影《甲午风云》(1962)中,李鸿章不抵抗政策的解读以及他与帝国主义侵略者里应外合的演绎,衬托了民族英雄邓世昌的伟大形象。然而历史的艺术化处理与人物形象的特殊化描摹却是单纯为宣告主旨做出的牺牲。“文革”停滞期电影《红灯记》(1971)中,李玉和、李奶奶、铁梅的人物对白则灌注了一定的“革命领袖权威意志”,凸显了该年代极大的意识形态宣传色彩与个人崇拜倾向。繁荣期电影《横空出世》(1999)则有了较大的转变,内容情感细腻、人物角色塑造生动,达到了从人物情感灵活自然地反映出“对祖国热爱之情”的主旨。另外,《横空出世》中采用了角色呼喊口号表达志向的叙述方式,如“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由于高度贴合时代背景与历史真实,这种手法规避了僵硬突兀的主题表达,反倒通过角色演绎更加具备真情实感。这使得影片在细致讲述故事内容的基础上完成了主旋律电影弘扬爱国情怀的使命,进一步烘托主旨从而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比起纯粹为凸显某一主题使用刻板僵化的电影叙事方式,选取具有讲述价值的故事,利用多样化的叙事策略巧妙融合精湛的视听语言表达故事内核,促使受众产生情感共鸣,增强代入感与认同感。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受众的接受程度,提高影片的传播效果,增强影片的影响力,以达到弘扬民族精神、体现时代精神的创作诉求。

二、宏观叙事转向微宏叙事的创新

主旋律电影诞生之初即拥有明确的国家政治理想诉求和意识形态宣教定位。为表现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爱国事迹,前期的国产主旋律电影遵循了描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准则,往往以革命历史或英雄人物为呈现对象,宏大的背景架构与说教化的主旨宣告容易导致艺术作品的魅力被弱化解构。而微宏叙事则是一种试图由微细处入手而传达宏大题旨的叙事范式,以“小人物”写“大时代”,或“共同记忆”写“历史瞬间”,让个体命运和情感与国家历史和事件“迎头相撞”,以日常细节表述策略弥合主流话语场域的内在裂隙,将主流价值融于个体体验以达成某种“最大公约数”。微观叙事能够充分利用微观叙事与散文化表达有效填补意识形态与受众心理之间的罅隙。

(一)叙述对象凸显真实的平凡

国产主旋律电影的叙述对象逐渐由个人英雄主义到凸显真实的平凡转变。在早期的国产主旋律电影中,往往能发现背离社会现实的人物角色存在。如“十七年”发展期电影《董存瑞》(1955)中,董存瑞仅带领四位战士就与几十个敌人组成的队伍战斗并取得胜利,帮助七连守住了阵地。由格雷马斯的六动素模型理论来看,主人公董存瑞集发出者、接受者以及叙事主体对象三种元素于一身,因而影片也存在一定的个人英雄主义。停滞期电影《智取威虎山》(1970)将杨子荣塑造成了一个集威猛打虎、深入匪巢、传递情报、舌战栾平等众多光辉事件于一身的“孤胆英雄”角色,个人英雄主义极为凸显。反面人物则过度丑化,甚至与正面人物使用暖色相对应地使用冷色打光,通过技术手段使得反面人物在镜头画面中色调幽暗、面貌难辨,以突出正邪两派的妍媸之别。实际上这与该时代对电影创作“三突出”和“十六字经验”的硬性要求相关。在微观叙事视角下,繁荣期电影《长征》(1996)中的周恩来在长征途中衣衫褴褛破旧、留着络腮胡,左手叉腰右手拿着小皮鞭亲切地指导红军战士过桥。成功塑造了一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真实领袖形象,自然贴近生活实际使受众接受程度升高,从而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认同感。2011年电影《建党伟业》中,描绘了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与进步思想家胡适、李大钊相遇时激动惊喜的场景,同时讲述了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时与杨开慧相识相知的故事。这种描述方式就更加能够凸显人物角色平凡真实的一面,可信度与代入感也随之增强。

(二)叙事主题趋于贴合朴实人性本质

早期国产主旋律电影的主题多紧扣革命历史题材的主线。随着和平年代的思维沁入人心,国产主旋律电影在叙事主题上呈现出了更加贴合普通人的生活与人性本质的特点,指向现实、贴近生活,在更大程度上引发受众情感共鸣,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从国产主旋律电影的故事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发展期至复苏期的《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再到繁荣期的《中国合伙人》《中国机长》,国产主旋律电影的叙事主题越发趋于贴合“平凡人”的故事,叙事内容从“战役与历史”逐渐向“创业与成长”“责任与担当”等方向转变。如繁荣期电影《我不是药神》(2018)的主人公程勇最初只是一个小商贩,通过私自售卖“印度格列宁”与电影中众多平凡的草根人物产生羁绊,通过“假药”的供给与匹配问题体会到了贫苦病人生活的艰辛,通过牺牲自我完成了个人心理与他人生存上的双重救赎。体现了时代精神的同时,该电影推动了我国《药品管理法》的修订进程,为我国有序加快境外已上市新药在境内上市审批、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加强全国短缺药品供应保障监测预警等相关措施的落实贡献了一份力量。这种通过个体记忆映射时代历史的叙事方式实际上完成了一种“个体与集体的链接”,利用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悲戚命运触发观众作为普通人身份的情感共振,以达到在共鸣与同频中渲染电影主旨的目的,使传播效益最大化。

三、人物形象的多元化表征与重构

即人物形象的朴实化处理与平民化选择之后,国产主旋律电影在继承与发展的历程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从最初的“全能型英雄”转变到今天的“平凡而伟大”。不为凸显主角光环而塑造英雄模范,仅为展现平凡人的成长蜕变。国产主旋律电影的人物形象逐步实现了由二元对立走向多元统一的演进,在刻画电影主旨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当代女性话语的崛起使得电影中的性别叙事也随思想潮流的发展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重构。

(一)人物形象由对立趋向统一

早期的国产主旋律电影往往过于注重意识形态的表意,与观众具有一定的隔阂,导致了一批“超神”的人物形象出现。如电影《平原游击队》(1955)中,主角李向阳因接到司令部的紧急命令,与同伴在枪林弹雨中穿行,近距离穿越众多敌人组成的包围圈且毫发无伤。停滞期现代革命京剧电影《沙家浜》(1975)中,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的个人英雄属性显然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范畴。在敌方根据地中以一敌多,甚至一挥手就能打倒敌人,虽然情节与京剧相应的表现形式有关,但仍缺乏真实性。戏曲电影中的舞台表演动作不是单纯对生活形态的写实模仿,而是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对生活形态的虚拟表现,是一种基于真实基础的艺术化处理手法。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近些年来“抗日神剧”中“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等情节则是处于现实时空下有悖于底层逻辑的夸张表现桥段,与戏曲电影是有根本区别的。另外,电影《红色娘子军》(1972)中的吴清华和《艳阳天》(1973)中的肖长春都或多或少存在真实表达的缺失。艺术创作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但真实性往往能使受众产生共鸣,从而更好地凸显影片呈现效果。如繁荣期电影《战狼2》(2017)中冷锋一角有着军人的坚毅与担当,同时也会因为保护战友的家人而违反规则,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立体真实的军人形象。繁荣期电影《八佰》(2020)中的主人公们本是逃兵,面对战争胆小怯懦、畏首畏尾,但历经磨难与考验,他们最终成长为中国军人,接受了为国捐躯的命运。影片人物的情绪转折点安排得恰到好处且发人深省,使受众与人物“共呼吸、同脉搏”,受众对于人物形象的升华完全能够认可和理解。从“超神”人物的刻画到普通人的成长,国产主旋律电影人物形象塑造的转变传递给观众一种新时代的平凡信念。

(二)性别叙事重构角色认知

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用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念讨论了视觉快感的本质。劳拉认为,性别区分下的表述之所以会存在视觉快感,其本质在于电影制作者、故事人物角色以及观众的审视都接受以男性为主体的叙事内容,而将女性塑造为由男性界定、观看和审视的被动对象。戴锦华指出,女性的表象与相关话语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历史与文明中随处可见,但女性本身及其自主话语却永远是“在场的缺席者”。女性角色在电影中的作用可见一斑。鉴于国产主旋律电影主题的特殊性,其围绕的历史与战争、民族与时代题材往往对女性角色的塑造存在一定的缺乏,甚至是带有时代烙印的“贬损”。“十七年”时期电影《上甘岭》(1956)中,连长张忠发起初对部队中有一位女性卫生员非常排斥,甚至在台词中含有性别否定之意,但坚毅勇敢的卫生员最终用行动打破了刻板的性别偏见。同样,电影《地道战》(1965)和《英雄儿女》中,女性角色也只承担了挖地洞、规划统筹或组织文艺汇演等工作,并未与电影真正的核心任务产生关联。停滞期当中,电影《难忘的战斗》中的女性参与了粮食工作队工作的情节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进步。电影《海霞》(1975)以渔家孤女李海霞为主要描写对象,刻画了海霞组织女民兵守卫海岛的光荣事迹。繁荣期,女性视角在国产主旋律电影的比重中得到了提升。如电影《任长霞》(2005)描绘了时任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局长的任长霞的传记故事。在2018年电影《红海行动》中,“蛟龙突击队”队员佟莉及记者夏楠与核心任务产生了直接性关联。她们不仅参与其中,更是通过自己过人的专业能力和顽强英勇的品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赢得了应有的尊重。电影《流浪地球》(2019)中,医护中尉周倩不仅承担了治病救人的工作,更在运送关键物品“火石”时为保全队友的生命将其击毁,彰显了新时代女性的独立与魄力;韩朵朵在做出选择时不要布偶要子弹的自主权意识觉醒也鲜明地诠释了女性话语叙事的新局面。2020年电影《夺冠》以女性群像为主要叙述对象,通过描写中国女排夺冠问鼎、折戟沉沙、逆袭归来的三段历史,展现了坚毅拼搏的女排精神,刻画了国家身份表征的认同感。

早期的国产主旋律电影中女性的影像表现往往太过片面,甚至存在对女性地位的不认同。实际上,女性话语的崛起是社会化、时代化、全球化的趋势。20世纪末的大众已然进入了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时期,也称之为“高跟鞋女性主义”。这一阶段的女性往往会从一种自主决定的女人性出发要求男女平等,即拥有自主权、主导权,而非只做配角。在此角度上国产主旋律电影的叙事话语就很好地完成了随时代语境进步赓续重构的任务。

四、叙事话语中家国情怀的巧妙呈现

伴随性别叙事话语的重构,国产主旋律电影的叙事话语体系与语义表达方式日臻完善。作为展现家国情怀与宣传意识形态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主旋律电影的内容与主旨均具有凸显时代风貌的使命。在沿袭与变革中,国产主旋律电影叙事话语也逐渐从教条守旧转变为新颖亲切。观影过程中,受众对于柔和生动的话语处理认同度逐步提高,观影体验进一步提升。

(一)由国家话语向时代语境的贴合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论及国家民族的起源时,以“想象的共同体”来概括它们的本质。他认为在共同体生成的过程中,共同的记忆、语言、仪式和风俗,是维持共同体稳定性的重要来源。电影作为大众接受度高、理解门槛低、传播见效快的一种艺术欣赏形式,承载了重温历史、铭记先辈等记忆功能。

在早期的国产主旋律电影中,叙事话语往往有一种宏观的国家话语感。如发展期电影《中华女儿》(1949)中,胡秀芝跌落山底奄奄一息,脑海中的思维却依旧是对战士的鼓舞与激励。虽意在体现革命精神斗志,但生命濒危时刻出现上述话语未免略显宏观刻板、虚浮无力。1975年停滞期电影《难忘的战斗》中,角色缺乏一定的自主意识与灵活的思考判断能力。复苏期电影《周恩来》(1991)以“人民心中的周恩来”为创作主旨,生动展示了周恩来总理的人生缩影。影片不避讳“文革十年”的复杂语境,着重刻画了周总理四十年中的闪光时刻,利用“领袖情、战友情、同志情、人民情、夫妻情、父子情、家国情”等多个维度渲染周恩来总理对国家赤诚的热爱。这种利用情感块面构筑起情感阶梯的叙事方式能够真正感染观众,使得受众对领袖、对国家的认同感自然迸发。繁荣期电影《唐山大地震》(2010)终场镜头跟随一位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走过密密麻麻的纪念碑,电影借由历史中鲜活的人物将受众从电影的虚幻空间中拉出,倏尔进入现实,使受众加深了唐山大地震破坏性与灾难性的认知。这种创作与现实边界的融合能够巧妙地贴合时代语境,带给观众足够的真实感。

(二)意识形态宣传的软处理

在早期的中国电影市场中,主旋律电影往往承载着极为鲜明的“教化”目的,对于意识形态的宣传是生硬强势、不容置喙的。停滞期电影《英雄儿女》(1964)的主人公之一王芳,在面临哥哥在战场中为国捐躯的场面中,情绪转变极快,过于注重宣传英雄事迹而忽略了人丧失至亲后本能的悲恸描述。“文革十年”期间,宣传浮夸狂热缺乏理性的现象尤为明显。到了复苏期与繁荣期,意识形态宣传则逐渐得到了软处理,主旨与情节更为糅合。如电影《焦裕禄》(1990)描绘了一位勤劳奉献的人民公仆形象;电影《战狼》(2015)塑造了一位颇有个性、热血无畏的特种兵形象;电影《中国机长》(2019)则刻画了遇事冷静、拯救乘客的职业飞行员形象。这些描摹通过故事的精雕细琢自然地过渡至人物特点,使受众能够与影片中的人物产生共情,达到意识形态的宣传效果,建立起正向反馈机制。

五、新世纪以来国产主旋律电影的叙事方向

除了叙事方式、人物塑造、话语体系的改变与成熟外,新世纪以来国产主旋律电影呈现出了新动向与新态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影中的“科技感”与“现代化”渐趋明显,体现出了广泛融合多媒体元素与积极融合商业化元素的特点,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趋势逐步明晰。

(一)广泛融合各项多媒体元素

随着各项视听语言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新世纪以来的国产主旋律电影对于先进科技的应用愈发合拍。以电影《智取威虎山》为例,由1970年的“样板戏”电影到2014年徐克导演的创新改编,3D技术的运用可谓是锦上添花。相较2D电影而言,3D电影对于视觉、听觉等感官的刺激更强烈,真实场景与虚幻故事的界限模糊进一步增强了受众的切身体验感及参与感。其中,杨子荣打虎的镜头也通过后期的数字技术完成了老虎动作的模拟,为《智取威虎山》成为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为一体的电影做出了巨大贡献。2019年电影《流浪地球》被誉为“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开山之作,电影采用“悟”Inspire2搭载禅思 Zenmuse X7云台相机采集城市地标建筑和街道,花费三天时间拍摄了绿幕画面并利用后期的CG特效处理呈现了一场生动的视觉盛宴。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的同时,也让“硬科幻”出现在受众的视野中。电影与多媒体的发展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在宏观视域下,为满足文化消费需求的知识型、创新型转型,电影行业供给侧改革亟须摆脱传统作坊式生产的限制,通过建构智慧化的工业模式来推动产业流程升级(Process Upgrading)。从微观视角深入解析,多媒体元素的应用与发展也具有倒推主旋律电影焕发新生机的磅礴之力。正如电影《开国大典》于2019年完成4K修复工作,以4K分辨率、HFR 60格/秒高帧率以及HDR高动态范围的精美画质重新与受众见面,使得影片有了“第二次生命”。

(二)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发展

主旋律电影作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扬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具有极大的宣传意义和教育意义。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邹红所言,“作为最大众化、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载体,电影除了体现艺术审美价值,还在政治与艺术的结合上创立了一套充满政治激情的电影语言体系。”新世纪以来,主旋律电影结合时代特征与受众偏好,进一步融合商业化元素,进行类型化转型。诸如《建国大业》(2009)与《建党伟业》(2011),影片选取了众多流量明星作为重要历史人物的扮演者。这些流量明星往往具有较为庞大的青年粉丝基础,这对于青年受众群体基数的增加与未来主旋律电影市场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电影《中国合伙人》(2013)描述了三个年轻人由学生时代到创业打拼的故事,契合了国家创新创业的政策主题,给受众焕然一新的感受。受到好莱坞电影制作理念与生产营销模式的影响,一些国产主旋律电影也渐趋将商业化元素进行巧妙的融合。电影《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影片在收获良好口碑的同时也成功实现了商业回报与国家意志的对接。国产主旋律电影作为“中国故事”的主力讲述者,正积极融合各项商业化元素,同时利用新颖的制作理念、营销模式与生产方式着力表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努力完成“走出去”的对外传播使命,为形成“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商业电影主流化、艺术电影市场化”的中国电影市场贡献力量。

结 语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产主旋律电影的叙事策略演变,我们不难发现主旋律电影正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机械走向灵活,从对立走向统一。在建党100周年之际,中国主旋律电影更应扎实奋进,消除国家主义的局限性、着力弘扬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争取打造出更多集思想性、艺术性、商业性为一体的优秀电影,向更远更广阔的天地传达出属于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时代最强音。

免责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