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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包式抗疫纪录片的创作特色探析

时间:2024-06-19

赵 娟

(伊犁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发展研究院,新疆 伊宁 835000)

从2013年《十万个冷笑话》发起拍摄资金众筹,到2015年《我的诗篇》发起放映众筹,影视创作与传播机制被不断突破。2017年,《厉害了,我的国》正式揭开了主流媒体以内容众包进行纪录片创作的大幕。2020年初,新冠疫情所致的特殊环境让众包纪录模式优势凸显,众多优秀抗疫题材众包纪录片纷纷登场。代表性作品如由主流媒体发起的媒体行业众包作品《武汉日夜》《今日龙抬头》;主流媒体发起的与医疗行业众包作品《我的白大褂——抗疫日记》;主流媒体发起的全民众包作品《武汉:我的战“疫”日记》《温暖的一餐》《战“疫”24小时》;网络媒体平台发起的全民众包作品《一日冬春》;自媒体人发起的粉丝众包作品《世界的“疫”天》《武汉,好久不见》;等等。众包模式不仅重新划定了纪录片生产者的边界,也改变了纪录片叙事表意的方式,进而较为全面地推动了纪录美学的革新。

一、多元拍摄者及其美学影响

谁是持摄影机的人?这不仅关涉影像风格的生成,也直接关乎纪录片内容的生产。在众包式抗疫纪录片中,持有摄影机的人除了有深入疫区的专业媒体人、记录意识鲜明的自媒体人,还有无数民间影像记录者。众包拍摄不仅带来了纪实影像美学的拓展,也让众多摄影机构成的捕捉网络网罗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百态、丰富细节与纤细情感。同时,摄影作为重要的叙事表意手段,众包拍摄也让多元话语的平等表达变得可能。

(一)纪实影像美学的拓展

纪录片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影像美学标准,其中真实、客观是核心。众包式抗疫纪录片由于不同类型拍摄者的技术水平、理念不同致使影像呈现出不同的美学风格。大致可分为:主流媒体人的“客观”影像,民间影像记录者的“业余”影像,自媒体的“风格化”影像。三种美学风格影像或独立或并存于同一部作品中,使众包式抗疫纪录片呈现出独特的影像之美。

专业媒体人是特殊的逆行者。2020年武汉疫情暴发,当地多名媒体人奔赴一线,在极其危险、有限的条件下,记录下许多极具文献价值的珍贵画面。如《武汉日夜》全部影像来源于30多名摄影师拍摄的1066个小时新闻素材。这些镜头客观、冷静地记录下武汉人民经受的创伤与困苦,付出的努力与坚守。在现实与精神强烈的震荡面前,拍摄者始终保持媒体人应有的理性与担当,充分发挥了摄影机静观记录的媒介功能。

民间影像记录者大都运用手机等便携式摄影机聚焦周边生活、讲述身边故事、表达私人情感。从传统纪录片影像标准来看,粗糙、晃动、失焦等技术欠缺以及强烈的主观色彩让这些影像难以达标。但在疫情特殊环境中,这些“业余”镜头跨越空间阻隔,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到最广泛受众的私人生活与内心世界中,彰显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度与真实性,并以摄影机为“自来水笔”,自由书写了极具个性的影像随笔。

疫情初期,自媒体人蜘蛛猴面包、林晨等拍摄的抗疫视频日记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且作为影像素材被纪实类节目引用。自媒体人的影像既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准,同时又呈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如林晨频繁运用无人机航拍疫情之下武汉特殊的地标空间:流畅的运镜、超大景别的偏好、抒情的旁白与音乐的运用让其纪实影像极具诗情意境与抒情气质;蜘蛛猴面包的《武汉日记2020》则具有显著的新闻性,尽可能发掘身边具有新闻价值的人物或事件并以类似新闻报道的方式进行创作,以极强的时效性将武汉的真实情况进行了传播。

(二)宽广入微的内容呈现

众包式抗疫纪录片中,既有专业媒体人对抗疫一线的客观记录,又有自媒体人以极其风格化的影像聚焦了公共空间,同时更有无数民间影像记录者将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丰富驳杂的内心世界。海量且广泛分布的摄影机由于众包创作而产生了密切的关联,如同无形的影像捕捉大网,穿梭于疫情笼罩之下的人间百态,生成镜照现实的全景影像。

由来自全国30多家省级电视台的500多名电视工作者拍摄的影像素材剪辑而成的纪录片《今日龙抬头》,以国际化的视野,客观的视角呈现了龙抬头当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36个战疫故事。不仅展现了一线医务工作者和基层防疫干部的牺牲与担当,同时也特别关注了疫情中媒体人的付出与坚守,更表现了众多普通人的善意与奉献。网络纪录片《一日冬春》是由大象纪录和优酷发起的全民共创纪录片。全国共计5000多名民间影像记录者参与了此次众包拍摄。这些影像跨越274座城市与乡村,海纳了与疫情相关的“大事件”“小情节”:既有无数无私奉献的抗疫英雄,也有那些在影像中一闪而过,现实中却默默付出的普通市民;既呈现出新冠病毒的恐怖与无情,更展现出人间的大爱与温情。

(三)多元话语的平等表达

“新媒体时代通过征集新媒体时代作者,构成一个不是单一视角的作品,更像是一个万花筒,试图把不同的视角都能结合起来,折射出疫情中的中国,打破单一视角叙述”,表达多元话语,构成复调文本。

首部全民合拍的抗疫纪录片《温暖的一餐》由100多位微博博主投稿的3000多条优质素材剪辑而成。该片坚持“在时代的宏大叙事里展现小人物的个体言说,强调纪录片要关注、平视百姓生活”。为此,电影运用了大量自拍影像,最大限度发挥了民间个体记录与表达的主体性。如影片中的母婴育儿博主多美妈妈和主持人小艳热忱而真挚地分享了疫情高发时期自己的家庭生活与情感状态,相对完整地以第一人称的身份与视角完成了家庭故事的叙述与呈现,让纪录片具有了坚实的平民美学底色。与此同时,导演组也以观点鲜明的解说词与央视新闻视频片段的运用丰富了纪录片的话语类型。平民话语、纪录片主创人员话语及由央视新闻所代表的官方话语,这三种话语在记录文本中平等存在,交替出现,“营造了一种开放多义的氛围”,促使文本呈现出鲜明的复调性。

二、核心叙述者及其叙事特色

众包式抗疫纪录片中的主人公大都体现出强烈的表达欲望与较高的讲述水平。但他们并不是纪录片真正的叙述者。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区分了观察者和叙述者:叙事文本中的观察者(谁看)与叙述者(谁讲)是有区别的,二者并不能简单地归为同一。众包式抗疫纪录片中有着众多观察者,他们观察并记录下自己视角中的一切,抹去或印刻个人痕迹于影像之中。但这众多的观察者并不是纪录片真正“讲故事的人”。作为完整、封闭的纪录片作品本身,真正的叙述者是纪录片导演。只是与常规纪录片能够以摄影机叙事不同,众包式纪录片中的叙述者主要通过对众包影像素材的处理来完成叙述表意。在众包式抗疫纪录片中具体表现为主题与结构的选择,以及有限的视听语言“再创作”。

(一)“见微知著”的主题选择

与《厉害了,我的国》《辉煌中国》等由国家媒体主导的众包式纪录片所采取的宏大主题不同,众包式抗疫纪录片的主题选择呈现出“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倾向。“家常餐饭”是《温暖的一餐》主创人员在众包素材启发下生成的极具“烟火气”的微小主题。《一日冬春》是中国大地无数民众日常生活的截取,平凡的片段尽显人们的怕与爱,也低诉着生命之不能承受之重。《武汉日夜》再现了英雄之城深受新冠病毒侵扰的日夜。对爱与牵绊的毫不煽情的表现,对创痛与死亡的毫不遮掩的呈现触发观者对爱与生死的主题思考。

(二)“内外统合”的结构安排

尽管主题各不相同,但众包式抗疫纪录片的叙述结构却具有明显的相似性。由于众包式抗疫纪录片影像素材的多源性与碎片化,通过叙事线索与结构的巧妙安排来强化众包影像素材作为闭合叙事的整体性与故事性就成为后期创作的重要目标。抗疫众包式纪录片充分发挥了人物与时间的结构作用。在内部结构中,由不同人物引出的多条叙事线索齐头并进,有效整合了众包素材的多元视角;外部结构则强化了线性时间的叙事逻辑,注重首尾呼应,凸显了故事叙事的完整性。如《一日冬春》与《温暖的一餐》众包素材的拍摄与剪辑均依照事件实际发生的先后顺序,同时在后期剪辑中以时钟特写或动态日历特效强化了线性时间的呈现。

(三)“提纯化”镜头的转场运用

众包式抗疫纪录片中的转场镜头是叙述者对众包影像素材的“提纯”,不仅起着结构作用,同时也是叙述者“再创作”的重要场域。众包式抗疫纪录片中最为常见的转场镜头是空镜头。这些空镜头不仅起着串联素材与彰显视听审美的作用,同时作为众包影像素材的“提纯”,化为重要的表意符号,深嵌于文本之中。如众包式抗疫纪录片常以因封控而出现的空旷街景镜头转场。街景空镜头作为前所未有的反常景象,本身就富有极强的叙事性与奇观感,又因留白构图或航拍、车载等拍摄手法具有了特殊审美意境与意义传达。另外,声音也是叙述者非常重视的转场手段。《武汉日夜》主创团队后期重赴现场收录环境音响,特别是医疗器械发出的声响。这些环境音响超出纪实层面的需要而成为重要的表现性元素。

三、共同体意识作为核心与灵魂

导演秦晓宇引用了但丁诗句“宇宙纷飞的纸张,都被爱装订成一册”来表述众包模式在《一日冬春》中的运用;《温暖的一餐》主创人员在导演阐释中也提到:“在创作前期,导演从一线的观察者和拍摄者退到了更深处,我们是在众多体验者的各个独立记录影像故事中,寻找出内容的共性,把片段串联起来,重新为整片做结构,这个共性就成为整个大作品的灵魂。”如若将众包式抗疫纪录片作为整体观察样本,其创作的主轴、核心与灵魂便是这充满人间大爱的“共同体意识”。

众包式抗疫纪录片中无数感人的真实事迹本身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识的生动体现。如日籍在华导演竹内亮的抗疫短片《世界抗疫的一天》征集了全球网友的抗疫影像日记,真实地呈现出新冠病毒给全人类带来的创痛,号召全球携手战疫,宣扬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竹内亮以众包线索制作的《好久不见,武汉》毫无偏见地呈现出解封后武汉人民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状态,毫无保留地体现出对武汉人民的人文关怀与对中国防疫措施的赞赏。《武汉日夜》《温暖的一餐》等纪录片中不仅以强劲的姿态呈现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捍卫,同样也以看似“闲笔”的叙述体现出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体悟。不仅如此,共同体意识也是抗疫众包式纪录片影像素材的最强“黏合剂”,是统摄多源素材以及多元话语的深层结构、核心与灵魂。可以说,众包式抗疫纪录片中,无论是来自国内媒体的“主流之声”,还是来自全球平凡受众的“个体之语”,皆自觉地以影像方式筑牢了共同体意识。

结 语

众包式抗疫纪录片的集中涌现不仅让众包模式优势尽显,同样推动着我国纪录美学的革新。而其中鲜明的共同体意识更开拓了共同体理念表达的新路径。尽管后疫情时代,纪录片众包模式的普适性仍待考量,但协同生产的创作理念已经随之普及开来。一种更为开放和灵活的生产机制势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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