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红旗渠》的影音文献价值考略

苏 林 段瑞疆

(1.安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2.新疆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2021年10月，由康宁执导，于震主演的电视剧《红旗渠》作为建党百年献礼片在央视一套首播，连续三天创下收视第一的成绩，引发热议。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性节点，红色文化影像的时代价值成为近年来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红色文化借助于今天的影视媒介也得到了广泛传播。红旗渠位于河南安阳林州市，是20世纪60年代林县(今林州市)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太行山腰修建的一项水利工程。因其工程巨大，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总干渠全长70.6公里，因此被称之为“人工天河”，又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红旗渠于1960年2月动工，至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近十年。红旗渠的修建解决了林县“十年九旱”的缺水困境，在修渠过程中孕育而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也成为河南乃至全国重要的红色精神文化。查阅半个世纪以来与红旗渠有关的影像资料，最值得称道的当属1971年播出的纪录电影《红旗渠》。今天以影视人类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这部影片，追溯红旗渠影像传播的源流，探寻其中的文化意义和史料价值，不仅是对经典的重新解读，也为当下红色文化影像传播提供参照。

一、《红旗渠》与影视人类学的脉络传承

抗战时期诞生的延安电影团为中国民族志电影与影视人类学提供了“革命电影传统”，1953年成立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央新影”)正是延安电影团的直系传承者，延安电影团的领导者袁牧之、吴印咸、钱筱璋等人较早思考并实践纪录电影的创作观念与工作方法，也是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启蒙者之一。《红旗渠》是1971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发行上映的一部纪实电影片，拍摄记录了从红旗渠1960年开始动工到1970年修建结束的全过程。该片于1971年在国内播出，将红旗渠推向全国。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时将这部影片带到联合国进行展映，此后，世界多国元首和党政领导人走进红旗渠，为红旗渠国际化传播奠定了基础，这也使《红旗渠》的文化效用在影片传播中成为世界记忆。

图1 纪录片《红旗渠》(图片来自影片截图)

红旗渠工程修建近十年，纪录电影《红旗渠》以影视人类学扎根田野的耐心、深耕文化的决心拍摄了林县人民修渠的全过程，是一部集大成的影音文献作品。影片对林县的地理地貌，缺水原因做了详细分析，对修渠的起因、修渠过程、修建方法以及在修建过程中涌现的模范人物代表和红旗渠修建完成后对林县面貌的改变做了翔实的记录，这使得该片成为具有重大人类学意义的影片。《红旗渠》的影视人类学意义并不仅是对林县人民十年修渠经历的记录，也需要考量它记录其时其地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像民族志价值。影片以影像记录的方式对林县人民战天斗地塑造的“红旗渠精神”和“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豪迈气概进行展现，内容紧扣林县人民在极度困难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这部以影像为传播媒介对红旗渠精神进行“客位”立场文化表达的影片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解1960—1970年林县社会生活的整体风貌、政治、历史和文化细节的历史资料，也成为窥探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一面镜子。红旗渠作为地标性建筑，红旗渠精神作为河南精神乃至中国精神的代表，纪录电影《红旗渠》中保存了蕴藏在地域文化符号中的民族情感经验和行为模式，在传播过程中将影像文本的内外连缀起来，打破地域的局限，也将本土文化记忆融入人类历史进程中去。

正如中央民族大学朱靖江教授在《延安电影团与中国民族志电影的红色源流》中提到:“延安电影团在中国民族志电影中的发展历程中，是一条既影响深远却少有人关注的重要血脉。”作为展现红旗渠修建过程的纪录电影《红旗渠》，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水利工程建设和“红旗渠精神”影像传播有着重要价值，是研究红旗渠、“红旗渠精神”和其时其地政治、经济、文化重要的影像史料。

二、客位视角下《红旗渠》中影视人类学的价值呈现

影视人类学是“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通过采取客观平静式的记录观察，让观众自发性地建构影像背后“隐藏的真实”。影视人类学在今天的研究范围愈加宽泛，而红旗渠精神也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以影视人类学的文化比较和客观平静视角与红旗渠精神的影像呈现与传播相结合，对于研究新时代下红旗渠精神影像传播的得失，挖掘影像背后的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驻留式的参与观察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是影视人类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也是文化深描的基础。参与式观察带给我们的感受是我们从客位理解文化持有者最便利的方法之一。参与到文化持有者的生存生活中去，可以追溯文化的缘起和发展历程，探寻文化流变带给持有者的改变和被持有者改变的内容，感受文化变迁在持有者身上所留下的痕迹。纪录电影《红旗渠》的拍摄贯穿了林县人修渠的始终，将红旗渠的修建起因(地质地貌、修渠前基本状况)、重点工程、重要人物、主要方法通过影像记录了下来，成为重要的影像资料。

纪录电影《红旗渠》关注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河南林县，同时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影片既有对个人的写照，也有群像式的描绘。“荒岭秃山头，水缺贵如油，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一首打油诗将林县数百年缺水的困境展现得淋漓尽致。解放后，全国上下兴修水利，解决老百姓的吃水问题，当时的林县虽然也新修了诸多水利工程，缓解了部分群众的吃水问题，但是每逢大旱依然缺水，百姓生活依然穷困。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村庄没有吃水井，即便有也是井深水浅，只能众人一起拉辘轳取水。缺水村庄一半以上的人力常年翻山越岭挑水吃，人们在盘旋的山道上排队前行，人挑骡子驮，连小孩子都要去挑水。红旗渠的修建，一方面是以国家兴修水利的大政策为背景，另一方面是忍受千年缺水困境的林县人已经被逼到了极点，时代大背景给予人们的动力成为敢拼敢干的精神武器。所以尽管当时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财政只有300万储备金，全县水利技术人员只有28人，且最高学历为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的情况下，这一大型水利工程依然上马修建。

图2 《红旗渠》中记录下的“凌空除险”(图片来自影片截图)

《红旗渠》中除了能看到修建红旗渠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记录了修渠的过程中，林县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自己创造条件修建红旗渠的自强精神。影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红旗渠工地上人们的工作样态：在抡锤打钎中，一名女性手扶两根钢钎，四名工人抡锤凿石；在除险石的过程中，除险队长任羊成用一根绳索捆在腰间，在悬崖上荡来荡去；在缺乏设备的情况下，技术员路银用水盆代替水平仪进行测量；在日常爆破中，放炮能手常根虎创造性地设计连环炮；没有大型工具，社员们就手拉肩扛，创造土吊车，把石料送上高空；没有地方睡觉，民工们“铺天盖地”，睡在山崖下、石缝中；没有足够的石灰和炸药，民工们就自己创造明窑堆石烧灰法，自己办工厂解决炸药难的问题。如今距离当年修渠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如果不是影像的记录，我们很难想象当初的林县人民是如何在没有大型机械工具，甚至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修建完成这样高难度的水利工程。纪录电影《红旗渠》不仅是对红旗渠修建过程的记录，同时也印证了红旗渠精神的来源并不是无中生有，红旗渠精神也并不是空洞无物。影片最后介绍，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红旗渠才能修建成功，也正是因为这一条先后有81位干部和群众献出了生命，用血汗修建的红旗渠才使林县从仅有1万亩水浇地扩大到60万亩，人们在地里种水稻，在红旗渠中行船，瓜果挂满枝头，丰收的水稻和小麦被排成长队的老百姓推回家。

《红旗渠》纪录片从他位视角出发，由此记录下在时间的变迁中林县的山河变化，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将时代特色融入其中。在全国上下“学大寨”的风潮下，影片第一句就指出河南省林县是我国著名的大寨式典型，也是我国水利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在影片中，多次在房屋上，山上拍摄到“学大寨”字样，同样也佐证了当年的“大寨风”在林县的推广。这样的时代印记在片中还有很多，如人们坐在地头读报纸，社员们手持毛主席语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场景也多次出现。在影片解说词中还提到：“毛主席指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林县妇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敢想敢干，苦干加巧干。”纪录电影《红旗渠》中也为我们生动诠释了20世纪60年代女性在建设过程中“敢想敢干，苦干加巧干”。为了赶工期，在修建隧道的时候通过打竖井的方法扩大工作面，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东岗北角大队韩用娣带领铁姑娘队破除女性不能下深井的陋习，在井下抡锤打钎，和男同志展开竞赛。由于井下通风较差，爆破之后，浓烟久久不散，铁姑娘郭秋英带领姐妹们下深井用衣服赶烟，为修渠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这些影像画面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记录，同时也生动诠释了女性在那个特殊年代所做出的贡献，更印证了20世纪70年代毛主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而形成的全国性“铁姑娘运动”。

在“客位视角”下，我们把镜头当成一支笔，真实记录、记录、再记录，让生活静静地流动，让镜头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自然。《红旗渠》纪录片从他位视角出发，尽可能保持镜头的真实自然，由此记录下在时间的变迁中林县的山河变化，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将时代特色融入其中，“学大寨”“铁姑娘”这些印有深刻时代烙印的名词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我们在观看影像时依然能深切体会到那个热情似火的年代带给我们的震撼。

《红旗渠》中也有“复原”式拍摄，如郭秋英带领女突击队员们下深井赶烟便是红旗渠修建结束后进行的“复原”式拍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拍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中，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场景的“复原重现”式拍摄法也多为当时的民族学者和电影工作者所采用。学者蔡家骐认为：“根据田野资料，用忠实的、审慎的态度与做法进行复原拍摄，是可以做到近似于原来的真实的。”据郭秋英回忆，《红旗渠》的拍摄虽为“复原式”拍摄，但是却是根据真实情况在真实场景中以真实人物完成的，因此即便是“复原式”拍摄，也同样具有人类学的意义和价值。

时间的变迁对于记录者来说是宝贵的财富，无论是纪录片还是影视人类学影片，时间的流逝都会给影片留下厚重的印记。长期跟踪记录的过程是对文化的深入探析和找寻，是对文化的进一步理解和感受。历时性记录除完整展现文化本体之外，还能够在时代语境下观察文化的变迁和文化持有者日常生活的变迁，在社会土壤中探求文化变迁的动因和文化持有者对民俗风情和地域文化的活态传承。红旗渠精神在表面上看是一种精神，但是当我们透过《红旗渠》的影像表面看问题本质，深入到林县的生活中才能体会到这是当地人对恶劣环境的反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994年林县改称林州市，今天的林州市已经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和享誉国内外的建筑之乡，在遍布全国甚至走出国门的林州建筑人身上，依然能够看到当年修渠人不怕艰苦、敢拼敢干的精神。

三、文化持有者在《红旗渠》中自我影像表达

在与红旗渠有关的影像作品中，大多知名的影视作品还是以客位视角的形式呈现出来，如上文中列出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老电影《红旗渠》，或是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再或是央视拍摄的《国家记忆——红旗渠》系列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主位”表达。

纪录片《红旗渠》的解说词中引用了大量林县百姓为修渠创作传播的顺口溜可以视为文化持有者的理解和表达：“贫下中农志如钢，千军万马战太行，劈山引水为革命，定牵漳河回家乡。”“毛泽东思想炼红心，铁肩能抬一千斤，修渠架桥为革命，敢叫山河日日新。”“人民公社力量强，凿通隧洞八里长，毛泽东思想指方向，迎来曙光照太行。”这些顺口溜是林县人从自我认知角度出发，以文化持有者的身份对红旗渠修建的记录和表达。这些顺口溜把林县百姓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及引漳入林工程的信心和决心展现出来，不仅是工程中思想宣传的印证，同时也是时代特色的体现。文化持有者正是以这种不可复制的内心感知从深层次触碰文化现象，利用自身的便利性和在文化时空中的相对自由度呈现自我眼中的种种，能够最大限度地为我们展现出所在地域文化的广度，这是文化持有者利用人类学影像的自我观察、书写和表达。

红旗渠自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至今已五十余年，与红旗渠相关的影像资料中，也不乏主位视角的表达。红旗渠工地上替父上阵，年龄最小的张买江；腰系绳索凌空除险的除险队长任羊成；下深井赶烟的铁姑娘郭秋英；舍己救人后落下终身残疾的李改云等如今依然在世的建设者在各级各类媒体和纪录片的采访中讲述当年的亲身经历。2007年，林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河南省红旗渠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李蕾走进央视《百家讲坛》栏目，讲述红旗渠的故事。红旗渠总设计师、原河南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在2018年离世前曾与央视知名主持人张泽群录有口述访谈纪录片《巍峨山碑·杨贵篇》，以高瞻远瞩的视角讲述了红旗渠设计及修建过程。这些影像的存在是红旗渠故事主位表达的重要体现，也是红旗渠精神传播中的重要环节。

图3 郭秋英(左)接受苏林(右)访谈

笔者在参与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举办的“2021年口述历史征文大赛暨口述历史研习营”征集活动中，对修建红旗渠并参与纪录电影《红旗渠》拍摄的“铁姑娘”郭秋英进行了详细的口述访谈并全程拍摄记录。1950年出生，1968年参与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建设，后被评为红旗渠特等劳模的郭秋英以红旗渠修建者的身份讲述了她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

在这些影像作品中，红旗渠修建的亲历者和领导者将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以口述的方式呈现出来，是对文献历史资料的丰富和补充，在黑白文字之间，这些影像的出现让历史增添了人的色彩，而影像作品的拍摄者，在扎实广泛田野的基础上，以文化亲历者的口述呈现出集体记忆的消逝感，同时也完成宏大叙事的个体补白。文化亲历者的讲述为文化的深层次解读提供了窗口。影视人类学领域的重要人物加德纳相信，放弃转译和代言，让拍摄对象的主观世界通过他们自己的语言、行动等视觉资料呈现出来，虽然在信息层面上可能导致模糊，但却有可能呈现出深层次的真实。要引起注意的是在“本位视角”中，拍摄者长期生活在这一文化氛围中，容易把握文字难以传递的情感，但是也容易忽视重要但是却被本地人习以为常的内容，无法把握人类学中需要呈现和保留的信息，同时在面对熟悉文化时往往缺乏对这个文化的批判精神。

著名人类学家保罗·基奥齐提出：“为那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文化留下可以看得见的证据并不是要刺激人们回归到以往时代，而是应当把这些证据视为一种可以促进人类本身的认识的信息资料。”这些影像的存在就是对红旗渠精神的最好注解，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红旗渠精神。尽管《红旗渠》中影像表现丰富，但更多还是以客位视角来呈现，缺乏文化持有者的认知表达。这一方面有技术原因，当时的拍摄录音设备有限，同时也有时代的原因，在强调统一集中的年代，这样的客位视角更符合表述要求，但大时代背景下文化持有者声音的缺失也为我们以后的拍摄指明了方向。

为社会留影像，为人类做传记。“人类学纪录片的存在，不单是为了向我们展示各种异域风光、民族风情以及神秘仪式，更重要的是它以科学、直观、可视的方式来观察和记录我们当前正在变化的或即将消失甚至消逝的行为和文化现象。”在这个“视觉社会”，影像发挥的作用已经没有任何一种形式能取代。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影像包围着，尤其是在公共传播领域，影像作为一种简单、直接且极富吸引力的传播媒介，无可推卸地担负起了教育的功能，而且这也是其主要作用和价值之一。当我们看到人类学影片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解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的一个过程。从这方面来说，所有的影像人类学家都在扮演一个“司马迁”的角色。纪录电影《红旗渠》的教育功能便在于为传承红旗渠精神，让后代人能够通过影像的感染力，重温当年的艰苦岁月，传承当年的精神财富。红色文化作为当下社会急需的一股文化潮流，对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提高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唤起社会群体的爱国热情，追寻历史发展脚步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