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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名立万》:实景“剧本杀”模式下的复古喜剧

时间:2024-06-19

吕世亮

(山西传媒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扬名立万》是由韩寒监制、刘循子墨执导,尹正、邓家佳、喻恩泰等人共同主演的悬疑喜剧。影片带领观众“直击”了一场剧本讨论会:上海滩名人陆子野将一群失意电影人聚集在了一起:“烂片”导演郑千里、潦倒编剧李家辉、过气女明星苏梦蝶、前“默片皇帝”关静年、武术替身陈小达……还有两个身份不明的顾问。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以上海真实凶杀案“三老案”为蓝本,讨论如何拍出一部能扬名立万的电影。每个人都将这次创作当作自己演艺生涯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表现得分外卖力。但他们没想到的是:陆子野将“三老案”的凶手齐乐山也请到了现场,作为顾问之一,以供创作者挖掘凶案背后的故事,而另一个顾问是负责看押他的警察大海。他们所在豪宅,便是凶案的现场。当众人试图逃出豪宅时,发现门早已被陆子野派人上了锁。于是,在一个封闭空间中,电影人和凶手齐聚一堂进行“剧本杀”式的互动。在“三老案”的封闭密室中,追寻齐乐山作案背后的隐情,由此探讨人物内心的情感。《扬名立万》以“戏中戏”的模式构建了一个层层反转的悬疑叙事结构,让人物在同一空间下展开冲突,从而建构故事结构与人物关系。

“悬疑+”是近年来悬疑类型电影的发展倾向,单纯以悬念推动剧情发展已经难以满足观众日益提高的文化审美需求,各类型电影都在寻求新的发展方向。悬疑电影通过与犯罪、推理、爱情、武侠等多种元素的融合,以辐射更为广泛的受众阶层。悬疑喜剧是悬疑类型片所进行的更符合时代需求的新的尝试,国内最早的悬疑喜剧或许可以追溯到2009年张艺谋执导的《三枪拍案惊奇》,该片以一个个乌龙事件讲述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血案,在贺岁档上映,也反映了该片所承载的娱乐性功能。悬疑与喜剧是不易融合的创作元素,在华语电影中,直到2015年《唐人街探案》系列上映后,才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悬疑喜剧系列作品。该系列以王宝强饰演的“废材”舅舅唐仁和刘昊然饰演的口吃神探秦风为主角,先后在泰国、纽约、日本三地取景,试图打造一个“唐探宇宙”,将悬疑推理和“合家欢”喜剧相融合,是常驻贺岁档的商业大片。《扬名立万》是国产悬疑喜剧的又一次尝试,在“实景剧本杀”的叙事模式下,又带有了复古情景喜剧的叙事风格,在固定的场景、固定的人群中,在“构建一个虚拟故事”和“寻找一个真实故事”之间,影片表现出了强烈的叙事张力,并形成了带有复古气质的独特美学风格。

一、喜剧人物的叠层与倒错

在《扬名立万》中,主要人物的身份都是围绕电影行业来进行构建的,有制片人、导演、编剧、两个跨年龄层的男演员、一个女演员、一个女演员粉丝的警察,形成了电影行业中一个完整的“生态链”,也形成了一个传统“七人组”的人物架构。古有“竹林七贤”隐居竹林,饮酒作诗,反抗当政的司马朝廷;今有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塑造的“江南七怪”,各有绝技,重情重义,行侠义之道。七人组合在艺术史上似乎有着某种特殊的含义。电影中的这七个人聚集在一起,发挥各自所长,以完成一个取材真实的虚拟作品。影片在开头即以丰富的对话细节简单交代了人物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是电影从业人士,互相熟识,人物关系层叠化地交织在一起,从他们的眼神、举止与话语中可以看出彼此的关系略有嫌隙,为下文埋下了伏笔。“人物关系的叠层化,就是指多个人物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交融,多个人物关系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最后构成一种多层面的人物关系网”。在叠层的人物关系中,往往有一个中心人物,辐射性地将周围人物关联起来。这个人物在《扬名立万》中乍看是陆子野,因为是他将众人聚集在了一起,买下了凶杀现场的豪宅,买通警局将齐乐山带了出来,召开了这场出乎意料的剧本讨论会,并锁上了门禁止众人离开。但随着剧情的推进,我们可以发现陆子野更像是一个功能性的人物,他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发挥了几乎全部的功用:发起人与密室制造者,为叙事的发展提供了合理性,但到了影片的下半部分,陆子野这个人物逐渐隐去,李家辉的重要性开始凸显。

李家辉也是在影片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他曾是记者,因故落魄后转行做了编剧和影评人,带着文人的清高范儿。影片跟随着他的视角走进了剧本讨论会的现场,首先呈现了李家辉和郑导之间的冲突,开始将人物逐一置入关系网中。李家辉酗酒又恃才傲物,谁都不放在眼里;郑导是有名的“烂片”导演,艺术修养有限;关老师在默片时代曾风光一时,如今只能混迹于交际场;海归功夫明星陈小达处处宣扬中国功夫,关键时刻却胆小如鼠……影片在展现了这些人物性格中的两面性的同时,通过他们对剧本的讨论以及对彼此的揶揄,来进行对电影行业中诸多现实现象的讽刺。如,当众人讨论如何将“三老案”进行类型化改编时,郑导表示观众喜欢看“拳头”和“枕头”,在影片中一定要有激烈的动作戏和缠绵的爱情戏——类似以行业生态为影片喜剧性建构元素的例子还有很多,并且我们可以看到,《扬名立万》恰好是没有“拳头”和“枕头”的一部作品,同样表达了创作者的态度。在剧本讨论会中,大家对郑导拍摄“魔女”主题的荒谬提案纷纷附和,而李家辉的角色恰当地扮演了一个讽刺者,一个“乌合之众”中的清醒者,他也是第一个发现齐乐山凶手身份的人。通过他犀利的问询推动了悬念的发展:齐乐山杀害“三老”的真实动机。人物关系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

整体来看《扬名立万》中的人物塑造,是遵循喜剧人物的塑造规律的,里面既有“丑角”(陈小达)、“隐嘲者”(李家辉),同时还有“欺骗者”(郑导、关老师)。“‘丑角’是最能制造喜剧效果的特殊人物,其义近于后世;‘欺骗者’在戏剧中出现与悲剧中不一样,一般需要有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特点,使其在诓欺吹牛中流露出滑稽;‘隐嘲者’是‘欺骗者’的对手,与‘丑角’一般聪明善辩,但又比‘丑角’厉害:‘丑角’娱人,‘隐嘲者’自娱。”当然,他们也都是小人物。饶曙光曾在《中国喜剧电影史》中总结到,“喜剧的主要表现对象就是小人物,喜剧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小人物文化”。《扬名立万》中的人物虽然不是通俗意义上的“草根”阶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失意与落魄。郑导因为“拍烂片”的名声已经被从执导的系列电影中换掉;苏梦蝶空有美貌却已经过气,离婚后被前夫要挟;陈小达在好莱坞做武术替身不过是充当“沙包”的角色。在《扬名立万》更接近于戏剧舞台的封闭空间中,人物更多地通过语言来交代他们的前史,并在剧情发展中产生了反转性的倒置效果,同时具有一种情景喜剧类的复古风格。所谓倒置,便是一种颠覆观众既有认知的叙事方式,在影片中(因场景的限制)同样也是通过对话完成的。李家辉一直愤恨郑导剽窃了他的作品,后来得知是因为他的正直言论得罪了权贵阶层从而被从作品中除名,郑导的隐瞒其实是对他迂回的保护;苏梦蝶一直记恨着李家辉说自己演技不好的言论,却得知曾替自己澄清绯闻的记者便是李家辉……人物关系随着剧情的发展产生了倒置的效果,人物对彼此态度的“反转”也成为影片喜剧性建构的一部分。在对喜剧人物层叠与倒错的塑造之下,人物形象丰富、立体了起来,他们并不像起初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固执、拜金、虚荣、怯懦,人性的厚度得到了戏剧性的呈现。

二、“戏中戏”结构的功能性建构

《扬名立万》又名《一部佳作的诞生》,顾名思义,是一部讲述拍电影的电影,影片采用的是“戏中戏、案中案”的嵌套结构。“戏中戏”最早作为一种戏剧构造手法,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在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作品《哈姆雷特》中,就有伶人进宫表演《捕鼠器》的情节。在戏剧发展史上,这种结构方式常有沿用,当代学者认为:“基于戏中之‘戏’含义的界定和表现形式的不同,对‘戏中戏’的理解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戏中戏’包括直接出现和间接提及的戏剧、戏曲、歌舞、说唱曲艺等诸类杂艺,而狭义上的‘戏’仅指直接出现的戏剧、戏曲曲目。”在当代电影发展过程中,“戏中戏”结构已经是一种较为成熟的结构模式,成为表达导演美学风格和创作理念的一种标志性叙事方式,国内导演如侯孝贤、娄烨等,都善于运用嵌套式的戏剧结构,去实现“故事中的故事”的个性化叙事手法。如娄烨导演的电影《苏州河》将牡丹和马达的故事嵌套在美美和摄影师的故事中,融入美人鱼等具有隐喻性的意象,营造出整部影片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后现代氛围。一般来说,“戏中戏”的叙事结构有类比、反衬、串联、隐喻、审美等功能性,本文在此不一一展开,仅结合《扬名立万》的剧情内容,对其中的几点进行阐述。

整部影片以一个剧本讨论会开场,一群民国电影人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拍一部卖座的电影”,郑导和李家辉的分歧让影片产生了两个叙事方向:一方面,以郑导为代表的群体热衷于制造“噱头”,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他们要以“洒狗血”的方式刺激观众的感官,影片随机呈现了两段郑导想象中的“电影大片”——做作的表演、夸张的情节,将对电影行业审美乱象的讽刺建构成影片的喜剧内核;另一方面,李家辉作为坚定的真相追寻者,和凶手齐乐山上演了一出解构真实的戏码,也是齐乐山作案的真实动机。对此,齐乐山给出了“童年遭受家庭暴力”“借了高利贷铤而走险”等不同的说法,编造了一个个能够迎合郑导对于“爆点”追求的虚构故事,并提供了“我叫他爸,他打我马”这样让人会心一笑的具有当代流行性的笑点。对于齐乐山所编造出的悲惨故事,郑导提出了基于个体想象的情节。但在虚拟接近真实并试图重构真实的过程中,李家辉始终以冷静理性的目光审视着“再创作”的过程,并给出合理的质疑,戳破了一个个谎言,并最终在关老师的帮助下,认清了第一重真相:齐乐山是个军人,曾经跟随远征军去过印度战场。当众人面对这个真相时,对于剧本讨论的热度忽而消散了,都惧怕因此案牵涉到特殊阶层而牵连了自己,除了李家辉。

在影片中,人物既是倾听者,也是讲述者、创作者,李家辉的创作基础是“真实”,他曾因追求真实而得罪权贵阶层,被剥夺了作品的署名权,影片以这样的人物前史塑造了他刚正不阿、为人清高的性格特点。在影片将空间从会议室转移到凶案现场前,设置了一个宴客厅的“转场”,这里有豪华的舞台。李家辉在此向被他冒犯的苏梦蝶道歉,二人跳了一支配乐舞蹈。歌舞的插入缓和了密室推理的紧张气氛,也顺理成章地推动了齐乐山逃跑、众人躲入凶案现场的情节发展与空间转移。歌舞作为广义上的“戏中戏”表现形式,在整个叙事链条上起到了衔接与润滑的作用。在凶杀现场,李家辉破解了第二重真相:这不是真正的密室,顺着通风管道可以爬出这座公寓。一个悬念揭开后紧密地链接着下一个悬念:齐乐山为什么又回到房间里束手就擒?故事发展到这里,“夜莺”这个关键人物开始浮出水面。

整部影片以“戏中戏”由浅入深地讲述了四个层级的故事:第一层,也就是最后众人创作出来的“戏中戏”,退伍军人为了保护战友之女,杀害了对她犯下罪行的大佬,这是拍给电影中的观众看的故事;第二层,是拍给银幕外的我们看的故事,也就是整部影片所讲述的,由一个剧本讨论会所引发的对于社会事件真相的追寻和个体对强权的反抗;第三层,穿插在第二层故事之中,在影片与现实的互文中所呈现的虚拟向真实的触及,即对电影业与电影从业者现状的讨论;最后一层,便是银幕之外的故事,是在电影结束之后,观众基于电影内容对社会现实做出的引申思考,在言语之外,影片想说的还有很多。

三、类型突破与互文性解读

《扬名立万》是一部突破了传统类型片禁锢的作品,影片中的喜剧元素取材现实从而具有了现实性,密室推理类型与悬疑元素在“戏中戏”的结构下消解了叙事本体的依赖性,故事从起初浓郁的悬疑色调逐渐被剥开了犯罪元素的内核,到最后升华为能够与受众产生情感共鸣的个体情感表达。在齐乐山这个人物身上,影片设置了“案中案”的反转结构,他的凶手身份是没有隐藏的,影片在探讨他为何杀害“三老”、他保护的“共犯”是谁的过程中,揭露了更加让人触目惊心的真相,齐乐山的身份也由凶手转变为让人同情的复仇者。同时,影片还加入了法国医案作为“障眼法”,将“夜莺”的真实情况隐藏起来,构成了影片最后一重反转。“把凶手带到现场”是突破类型片固定套路的第一步,挑战了观众对于类型杂糅的既定预想,从而带来了一种具有陌生感的杂糅,不在一种类型上“停留”过久,不断地通过巧妙的设置让观众从对一种类型的想象中跳脱出来。比如,大海这个角色戏份不重,大多是承担了喜剧性的功能,起初他的警察身份让众人包括观众都产生了安全感,但他拿不稳枪的行为很快便暴露了他只是一名文职人员的事实。大海的每次出场都会带来一种简单的喜剧效果,与他呆愣的外表十分符合。所以,在大海牺牲时,观众也会产生一种单纯的、不加修饰的悲伤情绪。有一个情节是大海中枪后气若游丝地说:“我想和他说句话,我是他的影迷……”这时旁边的陈小达急忙凑了过来,却听到一声“滚”。原来大海指的是被陈小达挡住的苏梦蝶。在悲剧性的时刻,影片反而选择以喜剧性去进行表达。

喜剧和悬疑是两种“拧巴”着的类型,在悬疑类型中,语言要让位于情节逻辑结构,而在层层编造的逻辑网中,没有太多供喜剧元素发挥的空间。《扬名立万》选择以一种弥散性的方式将喜剧元素穿插进各类型的叙事缝隙中,并在各类型文本的融合下完成了互文性的表达。“互文”指的是“文本与文本之间存在的某种相关性及相互转换、吸收的现象”,《扬名立万》中有许多可供影迷津津乐道的与经典电影互动的情节,表达了影片的审美旨趣的同时,也与现实形成了具有隐喻性的互文。在影片中,齐乐山的身份经历了从凶手、马夫、家暴受害人,到军方势力,再到守护者的转变。每一次关于齐乐山人设的反转,都为案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故事版本,在此过程中,摄影机始终在场。随着人物的转场,摄影机也被搬来挪去,镜头对准了人物,其间有两次被按下了暂停键。这个举动具有强烈的隐喻性,暗喻着观众所能看见的,始终是“可以被人看见的”,而那些不能被人看见的部分,或许已经消失在时间的裂缝中。当众人最终逃出密室后,他们决定将所得知的一切拍成一部电影,让真相被更多的人知道。这部电影一年后在越南辗转上映,这部作品以喜剧性消解了案件的沉重性,试图以一种稳妥的方式描绘真相,以虚构传递真实,同时表达了影片所表达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批判性。影片设置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尾,电影在越南放映后,国内的报纸上已经有了关于真相的言论,众人去赶回国的船,国内却传来了该船只失事的消息。这样的情节设置表达了创作者主观情感上的悲观态度,但人物的命运最终还是留给了观众去想象。而观众的解读、感悟、思考,便是影片中富有象征意义的“火苗”在现实的延伸,这或许便是该片最大的意义所在。

《扬名立万》是2021年国产电影的“黑马”,上映六天票房近1.7亿元,实现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影片在呈现方式上具有对当下娱乐趋势与审美的考量,在固定场景中代入角色还原事件真相,同时还要面对现实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事件,为观众创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剧本杀”现场。在层层反转的人物身份与故事情节中,人们得以瞥见黑暗处的真实。如果说齐乐山是守护者,那么李家辉便是追寻者,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勇敢且坚毅。在影片的最后,李家辉在距离“夜莺”几米外收回的手是媒体人与文字工作者真正的良心,也让影片在构思精巧的类型叙事之外,更加余韵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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