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到影像：谢晋伤痕电影叙事主题解读

陈秋雷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文学界开始出现以“人伤痕的透视与反思”为创作中心的主题。1978年8月，上海《文汇报》刊发的短篇小说《伤痕》引起了轰动，随后以此为开端，大批改造人内心苦闷与压抑的文学作品横空出世，“伤痕文学”由此诞生。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贤亮的《灵与肉》、古华的《芙蓉镇》，这些文学作品先后被谢晋导演改编为电影。电影用影像艺术的表现手法对知识分子命运、社会历史、道德情操进行反思。文学作品本身受到了文学权力阶层的认可，“暴露”因为它的事实而受到肯定，伤痕写作很快得到了认可，文学与电影始终是一对不可分割的载体，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与能动的作用关系，文学与影像的互动构成了诸多导演创作的动机。谢晋导演的“伤痕电影”从艺术手法上满足了受众对人性的思考，伤痕电影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彰显对人性与命运的关怀、对人性灵魂高尚与丑恶的批判与质疑、对人性道德的批判与历史的反思，谢晋导演深刻地把伤痕电影艺术主题付之于诉求与表达。

一、文学与影像——社会话语空间叙事主体文本的建构

文学是电影艺术素材的来源，电影自从诞生之日起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就从未分开过，文学对电影的创作与艺术表现力有着促进与催化作用，两者之间关系紧密，这也是一种社会话语空间叙事主题的结合。

“伤痕文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道主义、主体性成为80年代“新启蒙”文学思潮为主要创作背景下生成的，对现实进行批判、反思、触及人心灵的文学观念下，成为文学观念不断更新的“话语资源”，这种话语资源在新时期提出，重新建立启蒙者的主体性地位。在文学叙事方式上，借助于社会政治、人生问题、主体意识等观念，以人物性格特征、生命体验、尊重命运与人性为主线体现文学的艺术价值，如鲁彦周的长篇小说《天云山传奇》 、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从对人性解放与历史反思的角度出发，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从伤痕文学到反思现实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并不表现在相近的观念框架上，反而在不同的叙事空间内，作家以不同的个人体验和历史思考重新从人道主义和社会历史现实出发，对社会创伤记忆开始文学社会话语空间的叙事。谢晋导演对伤痕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并创作了相关的“伤痕电影”系列，用电影艺术表现手法把文学文本变成电影文本，借助于电影艺术叙事手法来传达视听艺术，让伤痕文学在电影艺术手法中把社会话语空间叙事主题契合在一起，透过电影影像表述中国、表述自我、表述人性，从而使文学文本传播抽离其文字的陌生性与想象性，改变了文学文本的封闭性与限制性，拓宽了电影文本主题的丰富性，在社会话语公共空间内展现文学作品中的生活情境与人物关系，融入一种新的道德批判与社会秩序的重构中。

文学文本的伦理性与电影文本人物鲜明个性的设置是社会话语空间叙事主题的有机结合。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是社会转型的年代，社会公共话语空间是需要重新建立新秩序，文学与影像的结合在结构模式与人物设计上接续了某些传统因素。拍摄于1981年的《天云山传奇》主要以人物命运变化为主，社会历史感强烈，以鲜明的人物特征为叙述手法，通过对主题的叙事设计，表现了罗群与冯晴岚之间的爱情，刻画了冯晴岚的高贵品质，对丈夫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坚信；宋薇与吴遙之间的关系，宋薇的立场、吴遙丑陋的面孔，片尾扫墓时宋薇复杂的心情，当她发现罗群与周瑜贞并肩而立，心里明白了一切，她愿意为死者献上一束鲜花，同时也暗暗祝福现实生活中的人。这是一部完全按照电影改编文学的思维方式改编的电影，这种改编的真实性不容置疑，电影的艺术性可谓是人物形象鲜明，伦理性特征明显，电影完全符合当时社会观念下社会发展的思想动机、行为方式、心理状态。影片通过对文学文本的真实改编，反思历史、反思社会现实、反思人性，通过叙事的方式来表达情感宣泄，理性分析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物特性。1982年谢晋导演把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成电影《牧马人》。西北贫瘠荒漠地区经受着饥饿、性的饥渴，一个被社会所遗弃的“读书人”许灵均忍受着精神上的困惑，善良的牧民们保护着许灵均，让他重新找到了温暖与希望。面对四川来的李秀芝，许灵均能拿出攒的40斤粮票让她回家，在道德与伦理上，人性的光辉得到影像化的展示。面对父亲寻亲，让其去美国继承巨额财产，许灵均毫不动摇，坚持对自己的爱人、儿子负责，回到了自己相濡以沫的爱人身边，对人性的光辉，无疑在叙述主体上围绕着“苦难”不断衍生出创作主题，跳出了人性恶的牢笼，重新塑造人性的精神存在，融入一种新的生活中去。

文本语言与电影叙述文本的诗意结合是谢晋电影社会话语空间叙事的有机组成。1956年雅各布森在其《语言学基础》一书中对语言的隐喻与转喻对立做了详细的解读，他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出发，认为语言就像人类其他符号一样，具有双重性质，隐喻属于语言的选择轴，本质上是具有“联想式的”。在伤痕文学的叙述文本中，作家对历史的叙述就是一种隐喻，鲁彦周、张贤亮、古华等这些作家都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接受的教育，他们有自己的政治信仰、文学立场、阶级意识，经过社会变迁后，他们的信仰依旧在血脉里流动，他们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复出后，个人的信仰与社会留给他们的创伤仍然在心里，所以顺其自然地成为他们创作的主题。这些长篇伤痕小说无法摆脱社会背景，理想与信念仍然存在，探索这一历史现象时，要寻找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文本叙述过程就需要体现语言运用的优越感，在文本上每一个句子要分析它表现的意义所在，文本的选择就有选择性与相似性，在人面对压迫的时候，种种的矛盾与困惑构成了小说文本的矛盾与复杂性。1986年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被谢晋导演搬到电影银幕。作为伤痕文学改编的伤痕电影具有一定的隐喻性，女主人公胡玉音是一位勤劳勇敢的女性，电影中吱吱呀呀的“磨盘声”作为一种独特的视听元素将主人公的命运与磨盘联系在一起，用特定的文学语言中的隐喻暗示着女主人公的命运无论怎样都无法超越当时社会大环境。导演谢晋用极其细腻的手法勾勒了人物内心世界，呈现了影片中的世态炎凉，从而在电影中运用转喻的方式，代替了语言的共时性模式，直接的、并存的、垂直的关系与历史性叙事模式二元对立，用编年体手法，以1963年、1966年、1979年等时间轴为叙述线索，反映不同年代时代气息中电影的语言叙事与文本叙事的隐喻相结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以“芙蓉镇”为创作背景，让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忍受悲欢离合的痛苦，谢晋导演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忠实于原著、忠实于小说文本的美学特征，胡玉音两次出场的衣服颜色就是电影隐喻与转喻的表现。胡玉音努力劳动，希望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获取劳动果实寻找自己的幸福，第一次与黎满庚约会时，身穿红色外套，代表着幸福与生活憧憬，隐喻了胡玉音的个性，而当黎满庚为了自己的前途与胡玉音分手时，胡玉音身穿灰色衣服，隐喻了胡玉音的失望与黯淡，同时刘晓庆的表演入木三分，表演感情凝聚了大量的转喻手法，用表情、动作、神态、身体等语言成为另一个替代的语境，电影的叙述线索仍然以隐喻为主，而电影叙事文本转到了转喻，电影叙事的基本线索却是沿着转喻的轴心而发展，这种手法在所谓现实主义作品中十分普遍。现实主义电影的叙事大多数在转喻的水平方向上发展，这种电影叙事是通过某种叙事让观众通过某些独特的想象，去探寻、猜测、思索隐藏在文学文本之后的真意，所以现实主义文学文本在谢晋导演的电影艺术手法的编织下赋予隐喻与转喻的叙事特征，他们的标题多是举偶式的，在文学文本与电影文本叙事中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遐想。

从文本到影像，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曲线，在社会话语空间的构建中，既有伦理性与人物关系命运的设置是社会话语构成的条件之一，同时还有文学文本语言的构成与电影文本的诗意结合，使文学语言的隐喻与转喻运用到电影语言叙事中，使电影语言在社会叙事空间中出现厚度与历史凝聚感，细致、逼真地展示了社会背景的复杂性与人物的心理活动。谢晋导演用现实主义手法，反映社会观念的变化、人民群众的呼声、社会心理状态的矛盾性，没有给出任何主观感情色彩，让观众自己去评判事物的是与非。

二、人性与坚韧——国家民族与知识分子文化精神的契合

任何一部影片都需要考虑其主题，若是观众抓不住主题，就无法去评判、分析与研究它。在时代特殊性语境下，80年代初期电影艺术在主题创作上出现了变化，有其独特的主题特征。谢晋导演的“伤痕电影”在人物形象刻画上，其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人性与坚韧”，这种精神恰恰是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人性美的体现。从文化思潮角度而言，谢晋导演的伤痕电影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人的主体性认识上是积极向上的，也是以“中国儒家道德思想”为评判标准的，电影文本与文学文本的结合也对知识分子的文学精神给予了表达。电影《天云山传奇》的男主人公罗群是一个富有责任心、品行正直善良、深受百姓爱戴的人民干部。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虽然精神与生活都受到巨大摧残，他却得到了爱人冯晴岚的悉心照料，冯晴岚坚信罗群会重见天日的，体现了人性的善良与人品的正直，这与吴遙和宋薇之间的“政治婚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吴遙的诬陷，罗群与吴遙之间人性形成了巨大反差。文学文本与电影文本的互文性是人民群众内心底层的呼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电影塑造的人性美是受众从心底接受的形象，谢晋的导演风格更贴近实际、贴近百姓、贴近生活，在历史伤痕的记忆中重新反思社会的真善美、重新思考人性内心世界、重新揭露人性的丑恶与善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就是“思想启蒙”与“现代性”的结合体，这两者的结合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是时代的写照，从人性的心灵出发、以改造人性本质为目的、以国家民族意识形成体为构建方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使命任重而道远，文学与电影之间相互促进，共生互补。在影像呈现文学的时代，两者之间共同存在与发展，这也是文学作品与电影之间构建的关系所在。在拨乱反正的年代，国家民族意识仍然是电影工作者热切追求的基点与动机，这与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人民的勤劳善良与坚韧是文学与电影艺术创作主题的基础，不要忽视电影的文学性，更不要忽视电影艺术的特殊性。

1982年根据张贤亮短篇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在主题表达上也是以“人性、爱情、苦难、道德”为创作主题，对人性化、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了刻画与反思。张贤亮先生带有自传体的叙述小说《灵与肉》，通过谢晋导演的银幕塑造，形象化地展示了西北贫瘠的生活环境，许灵均这位知识分子面对一切困难选择过自杀，有过软弱的一面，善良的放牧人不断地给予他帮助，让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人性的温暖改变了许灵均的想法，他要生存下去。他的海外关系，让他抬不起头，资产阶级家庭的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来气，正统的婚姻关系把他排除在外，当他遇到了李秀芝后，原始劳动者李秀芝面对生活上的苦难没有任何退缩与怨言，选择积极向上的生活，能干、泼辣、质朴，让许灵均找到了情感归宿，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秩序中，家庭与婚姻生活使许灵均得到精神上的救赎，爱情与婚姻透过影片情节塑造与演绎，折射出人性美的主题，知识分子精神上得到了慰藉。电影表现手法真实、质朴，质朴中对人性善良蕴含着浓厚的温情。无论作家还是导演都揭示了作为一种文化群体的主题意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民族文学中的人性开展叙述，思考人性的美、国民性的改造、国家民族命运、知识分子的创伤、知识分子的精神回归，影片结尾以强烈的台词与旁白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民族主义精神、知识分子对回归社会正常秩序的渴望。

谢晋导演的电影一直都是作为现实主义电影的范本而存在的，尤其是在主流话语形态中，注重对人物命运的设计、反映社会生活、反映现实生活、以人物情感打动观众，现实主义精神表现深刻，在主题塑造上也是如此，能够把苦难的生活在时代的背景下，重新抒写与叙事，彰显着对人性的强烈关怀、对人道主义精神的渴望与回归、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诉求；在主题表达上，对人性深刻思考、对现实提出质疑，渴望从文化精神上获得补给，对人性与坚韧的思考、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思考、对知识分子与寻找精神家园的思考，构成了其伤痕电影主题的表意特征。

三、欲望与压抑——社会冲突的善恶与民族精神的契合

谢晋导演1981年的《天云山传奇》主题设计以及人物关系的取舍都立足于原著，忠实于鲁彦周的小说，电影在内容以及表现手法上略显僵化与探索的痕迹，1982年的《牧马人》以及1986年的《芙蓉镇》这两部电影有所突破与创新，但本质上仍旧以伤痕电影为创作主题，这两部电影在主题表达上有着欲望的写照，也有压抑的写照，这些归根到底都是以社会冲突的善良与邪恶的较量为主题，也是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从劣根性回归正常的体现。

电影《牧马人》中，许灵均从一个高才生变成了放牧的牧马人，内心的精神煎熬，对于自己前途的迷茫、生活上的困顿、生理与心理的双重煎熬，对欲望的无限压制，使其形成一种压抑的性格，自己的个体与精神受到外部阻挠的时候，变得挫折感强、内心情绪压抑、无法释怀，成为无法超越的苦难力量，当李秀芝走进许灵均的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中，他仍然以一种压抑的态度对待，给钱走人，自知自己的生活已经如此，灰心丧气，人性的善良与压抑并存，善良中透着悲观，知识分子的懦弱与灰心使其不敢与社会接触，成为社会秩序边缘的苦闷者，在精神与生理上遇到压抑时，无法救赎自己，可是李秀芝的到来，在社会矛盾冲突的背景下，人性的善良与民族精神中的和睦亲善成为电影叙述的主题之一。

电影《芙蓉镇》运用电影象征符号增强了电影主题的欲望与压抑，原本爱上胡玉音的黎满庚，胆子小、懦弱至极，在欲望面前选择了退缩，在镜头面前黎满庚的懦弱与胆怯是一种欲望的压抑，在黎满庚与谷燕山酒后交谈中就体现了黎满庚的自私与懦弱，他内心深深爱着胡玉音，但是为了政治环境，不得不选择离开，黎满庚的心理状态是特殊时代背景下一部分人的心理状态，电影镜头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怀，通过视觉表现艺术手法表达了对人物的塑造。同时，对于胡玉音与磨盘之间的关系用电影特写的手法叙述着，磨盘成为胡玉音追求幸福生活的欲望，想通过米豆腐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无论多么勤劳与努力，都是被贴上标签，遭到李国香的打击，人性的丑恶与丑陋在社会矛盾与冲突中变得血淋淋，丑恶的人代表着特殊年代中的一部分人，原本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勤劳、质朴是通向幸福生活的路途，可是在黑白颠倒的年代，扼杀了通过努力能够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望，用卑鄙无耻的手段与丑恶的嘴脸在狭窄的空间里挣扎，压抑与欲望之间的矛盾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特殊年代人性的善良与丑陋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当影片结尾，胡玉音平反以后，又靠着米豆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导演用特写镜头把两把扫把放在一起，在欲望与压抑的时代，这象征着秦书田与胡玉音的爱情，在影片的最后，李国香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变成了一个疯子。欲望与压抑的时代成为一个历史时期，唯有我们对伤痕不断地反思，历史的悲剧才不会重演，谢晋导演的伤痕电影在社会压抑与个人压抑的状态下，不断地表现人性的善良与邪恶，以“景深镜头”启发、引导观众从中思考，民族精神中的善良、坚韧在评判中寻找根源，欲望与压抑这种矛盾体也只有在社会冲突中能寻找到答案。

谢晋导演在其电影叙事主题中，把中国民族化的精神主题、大众化的叙事方式、强烈的个人风格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社会冲突的善恶与民族精神结合的叙述策略，巧妙地运用电影艺术表达人物命运、人性善恶、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等现实主义精神，同时民族主义精神始终贯穿于伤痕电影叙事中，从中国儒家思想整体性出发，坚韧与忍耐作为其伤痕电影叙述主题，面对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不公时，容忍与坚韧作为人物心理矛盾的主线，将电影叙事大众化、民族化、现实化，使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契合，在社会冲突中彰显民族主义精神，这也是其主题叙述的历史性与文化性的美学风格。

四、善良与认同——道德批判与历史反思的融合

人性的善良是任何一个正常人内心的表态，在道德范围内人性的善是社会对人性评判的标准。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大众文化兴起时期，用大众文化来阐释与认同转型时期颇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对现实问题的表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心态、社会心理、社会矛盾、思想观念的形成都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认同，这种人性的写照以及身份的认同，在道德框架下，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思，若是失去了历史反思，文学文本的表现与电影叙事的结合无法形成共同的社会话语空间，电影用其艺术表现手法与文学结合，文学文本与电影主题折射出的主题意义令人反思。

在《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与罗群的婚姻是在道德底线下的选择，也是信念的选择，更是身份的坚守与自信。冯晴岚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坚信罗群是个好人，宁愿舍弃自己的一切留在罗群身边，照顾罗群的生活，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们结了婚，有着共同的理想与信念，这种理想与信念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与自己身份的认同是人性善良在道德底线下的选择，这种主题的选择是一种信念与道德情操的构建，当一切水落石出后，对于历史的反思需要理性态度，终究是正义压倒邪恶，邪压不住正，这是社会秩序重新建构的道德自律。

影片《牧马人》中，许灵均与李秀芝结婚后，李秀芝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包括喂马、和泥，这些体力活都承受了，因为在李秀芝的心目中，许灵均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应该做一些与文化相关的工作，丈夫是有身份的知识分子，她心底里是十分敬佩的，当得知许灵均的父亲从美国来寻找许灵均去继承遗产之事，李秀芝没有表现出与自己身份相悖的神情与语言，试试问了问，你们家的钱有多少，能折合成多少人民币？坚信自己的丈夫能够顺利回来，与自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人性内心的美与信念的坚守在电影叙事身份中得到认同，电影情节与主题现实而真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当《敕勒川》这首民歌回荡在许灵均的耳边，许灵均内心深处有着自己深爱的祖国、爱人与孩子，还有用汗水浇灌的土地，即使受到再大的委屈，许灵均仍然在道德体制内做着自己的选择，这种主题在情感表达上需要反思历史。电影从文艺美学角度而言，把电影叙述元素表现得纷繁芜杂，艺术手法更精巧，在电影主题上能做到以持续、深入、精细的想象力来阐释大众的审美与认同的社会身份，这也是写实主义电影的表现手法。

谢晋导演的伤痕电影把伤痕文学与伤痕电影完美结合，主题契合完整，彰显了社会转型中身份的回归与认同，民族精神与道德评判在历史反思中不断反省，错误的事情不要重蹈覆辙，尊重人性内心的世界、遵循人性主体性，对于角色的塑造、人物情节的设定、人物性格的设计，始终是在真善美的人文主义情怀下展开，这种主题的累积性与设定性是其伤痕电影主题的特色，在反思历史与人性、苦难与磨难、传统文化与社会现实之间，其主题表现具有时代性与人文性，这种时代性与人性的善良、自尊、自爱、忍耐、坚韧是有关系的，同时电影叙述的人文性与其主题创作的目的性、思想性、反思性、大众性也是有关系的，总之，在道德底线的评判下，人性的善良与社会认同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需要反思。

谢晋伤痕电影“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把文学文本与电影文本相契合，从主题入手，用电影情节与电影语言对文学文本进行解读，对特定历史时期与历史环境中构建的人物关系比较研究，折射出人性、欲望、善良等民族精神与历史反思，将传统中国电影叙述主题技巧重新组合，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国民文化中的劣根性重新思考，电影文本主题与文学文本价值取向的伦理性、意识形态的主流性、大众性的审美情趣相契合，从伤痕文学文本到电影文本构建上，以历史评判与道德评判为主题构建新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