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侦探皮卡丘》：漫画改电影的“好莱坞化”叙事方式

韩志玲

(黄河交通学院，河南 焦作 454950)

叙事性的方式探讨一直是电影创作语言的核心，无论是故事电影还是动画、动漫电影都是如此，从这些电影在审美叙事上的叙事艺术和叙事技巧，能够反映出当时某一时期电影的发展历程。纵观来看，叙事性的逻辑表达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在主流意识文化的具体显现。在电影的叙事性上从动漫改编成为电影的影片，这一点更加比较突出。一般文本型剧本创作的电影在叙事上多参照的是文本的文字逻辑，通过文字逻辑的构造凝造出审美画面，而动漫则直接以连续性的图像出现在导演面前，我们知道，图像的语言表达能力远远要超过文字的表达能力，通过对这种图像的叙事语言的理解，抓住他的镜头感和创作语言体系，在这些绘画语言中则感觉更加有趣。从叙事的另一个方面讲，想象力是动漫绘画改造语言的根本，是动漫为观众带来的最根本问题，由于动漫电影所面对的观众大部分是青少年和儿童，在影片的表现中则是更直接，通过画面的内容引申所要表达的思想。在这个定位中，观众所接受的知识建构和国家划分在这里被弱化了，单纯地作为一个欣赏者，民族的本质意识仍然没有被影响，影片在想象力方面表达的是一种人类共识。但在此背景下，电影《大侦探皮卡丘》在叙事语言上就形成了一个例外，在叙事逻辑语言上深受美国“好莱坞风格”的影响，体现出了由漫画到电影叙事语言的“好莱坞化”。

一、漫画改编电影叙事中的“文化意识”体现

早在一百多年前，世界上最早动画片在巴黎格雷万蜡像馆播出，就已经标志着漫画动画片在叙事上已经走向独立，生成自我发展的特点。在这部动画片中，动画片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与剧情叙事的波折已经在动画片中带来重要的影响，体现了动画片与电影科学技术的结合，推动电影叙事情节的发展。随着后来电影文化的发展，逐渐在剧情叙事中开始以塑造人物形象为目的，并充分地利用电影的创作方式和科学技术，很快就与文本型电影拉开，成为人们最喜欢观看的电影类型之一，之所以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就是因为漫画改编电影在叙事语言中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意识”。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一在叙事改变语言上，其鲜明的人物造型和单纯的角色安排，让观众在审美观看过程中就能够很清楚地将整个剧情理解清楚，并且与自我既定的审美经验相适应，能够引起观众心理上的快感；二是其典型的人物角色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有所关照，能够在现实中寻找到影子，通过现实与影片的这种逻辑叙事达到教化育人的目的；三是漫画改编成电影，实际上是三重文化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漫画的创作、电影导演的审美逻辑与观众的审美接受，在这三个环节中，每一个群体都有着自己内在的审美逻辑，并且在审美高度上保持着统一，在审美角色上保持着自我逻辑的特殊性，是多重审美经验下的结果。

而在多元文化的今天，电影叙事语言的“文化意识”已经不是单纯的民本意识，而是多元文化意识共同作用下的审美效果，作为主要的叙事载体，自然而然地就呈现为表达审美意识的具体体现，而文化意识的具体呈现就会成为其他艺术形式表现出的基本趋势。美国电影的“好莱坞风格”其实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民族的本土意识，其主要有良好优势：典型的人物形象与丰富的剧情，因为在人物形象视觉塑造中尤其突出和典型，在叙事性上从动漫改成电影实质上是互联网经济在全球文化交融下的一种具体体现，尤其是对于国产动漫电影来说，电影叙事风格的养成和文化意识的有效性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动漫电影《大侦探皮卡丘》在叙事语言上充分体现了审美价值的“文化意识”。该电影在影片当中改编为任天堂的3DS游戏，同时也是一种真人版妖怪抓捕行动的电影，好莱坞电影在之前的改编中因为有着各种各样的失败，但是在这部影片中则似乎收取了经验，筑造了一个真人版“宝可梦”电影。在这部电影中，很明显“皮卡丘”是作为电影叙事中重要的一个层面，是真人版“宝可梦”的重点之重，导演在制作过程中，并不满足于单纯的外表形态，而是通过当时立足于原地的“文化意识”，通过这种文化意识来理解“皮卡丘”侦探在整个影片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特点，通过角色的设置能够在观众的视觉上引起人们内心的愉悦之感，与其他好莱坞电影不同，《大侦探皮卡丘》并没有在最开始就已经设定了“皮卡丘”的人物角色，而是根据在不同时期“宝可梦”的特点来规范皮卡丘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皮卡丘”不仅是在外表上可以给人卖萌，而且能够在多元的文化中深入探索，并且在雷诺兹以名义侦探介入到“皮卡丘”生活中，就会引来观众的“大笑”，这里需要思考，“笑”的含义是什么？是因为皮卡丘的卖萌搞笑还是因为雷诺兹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实际上它包含两重意义，其一是在表面上皮卡丘的睿智和扮演角色的形象能够给观众带来震撼，另一重实质上是反映外来文化意识对本土文化的介入。“皮卡丘”与“雷诺兹”实质上是不同文化在影片叙事中的载体，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好莱坞文化”在现实中的介入，这也是漫画改编成电影文本意识在影片中的具体呈现。在这里呈现给观众的是无比的真实，也体现了这部剧在改编过程中的细节，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好莱坞风格化”在具体的介入过程中并没有直接的“挪用”其风格语言，而是以一种外来文化在介入过程中与本土文化的具体结合，这种结合以观众的审美为标准的，以他们所蕴含的“文化意识”为依据，《大侦探皮卡丘》漫画改编电影叙事方式的“好莱坞风格化”实质上是“文化意识”在公众审美当代性中的另一种解读。

二、漫画改编电影叙事模式中的“好莱坞式”英雄化

《大侦探皮卡丘》这部漫画改编电影叙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美国好莱坞的影子，我们知道，漫画在改编电影过程中实质上并不是对剧情的照搬，而是导演对漫画内容的再一次创作，利用图像的视觉转换呈现给观众的面前，尤其是在后美学时代的今天，观众们观看电影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性地观看，并不会关心电影在叙事过程中所表达的内涵精神含义，一眼看过去的只有是视觉上引起的震撼。但无论如何观众在观看内心体验上都不会离开两点：视觉上引起的震撼和来自现实生活上的经验，科幻片在叙事技巧和方式表达上超越了人们目前自我的认识，在碎片化的审美经验上可以引起人们内心审美的表达，呈现给观众的是能够真的引起视觉上的震撼，引起心灵上的慰藉感，能够给人们认知上提供很多新生的事物。而另一种是对现实生活的关照，人们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有着具体的审美经验，在他们既定经验上是有参与的，那么这些文化符号呈现给人们眼前的就是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大侦探皮卡丘》中的主要角色“皮卡丘”就是其典型代表，“皮卡丘”通常给我们日常审美经验形成的一种感觉就是“萌”和“可爱”，但是不乏代表的是在这个影片当中，除此之外它具有特别霸道的一面，能够利用极其聪明的脑袋进行逻辑思考，能够与喷火龙进行大战，似乎这样奇特的本领在“皮卡丘”的身体上是一种怪相，但这并没有引起人们对皮卡丘形象的误解。对于外行来说，口袋妖怪是一个拥有超能力的神奇物种，它们和人类合作的训练师合作，通过自己有力的攻击技能来争夺霸权。似乎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英雄主义和中心主义，这与后现代美学是相悖的，后现代美学主张人的审美应该“去英雄主义”和“去中心化”，但由于《大侦探皮卡丘》是由漫画改编成的电影，其与文本型电影在叙事审美上有根本不同，其镜头设定和人物典型的个人形象就已经设定在叙事的过程中与后现代美学相悖，但这种“英雄主义”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主义崇拜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人物形象本身并不包含情感色彩，其英雄主义叙事性的表达是“好莱坞”式的英雄化。

有人面对皮卡丘说：

可达鸭，可以预测未来

那是最初的战斗音乐

如果你面对一个陌生的口袋妖怪皮卡丘，你觉得非常陌生，那么你可能会错过很多彩蛋。这些描写是为了给皮卡丘做侦探当铺垫，在叙事情节中其铺垫作用，叙事风格的“好莱坞”化在审美上的艺术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对文化意识的发掘上，而且体现在文化意识落到具体的人身上，来借此引入对人生的思考。事实上“皮卡丘”在审美上只是一个虚构的形象，并不会侦探也不会与喷火龙战斗，“喷火龙”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只是存在于人们面对自然中恶劣一面的代名词。许多国产动画都希望采用较小的花费来表现不深的道理，但《大侦探皮卡丘》却做到了将叙事性的巧妙与艺术的文化内涵结合在一起，在叙事上形成“好莱坞式英雄化”模式，切合了当下观众内心所想要的追求，这也是它成功的一面。

三、漫画改编电影叙事方式的“好莱坞化”的具体体现

漫画改编电影在叙事模式上是动漫和电影双重作用的统一，并在叙事中融入美国“好莱坞”艺术风格，其叙事方式具有多元性。电影《大侦探皮卡丘》的叙事方式“好莱坞化”的具体表现在：一是多重角度下的“皮卡丘”。影片采用了多重角度的电影设计，更加多元形象，并采用真人版的形象设置，让观众在视觉审美经验方面更加具有现实性，“皮卡丘”在形象塑造中既是可以与喷火龙进行对抗的英雄，又是可以撒娇卖萌的小宠，也是一个不太成熟的侦探，这一些都来自于“宝可梦”在现实中的特点，而这些在成年人的思维中，带给他们的是自我心灵上的感悟，还给儿童的则是拯救和平与和谐相处的寄托，具有多元中心此为其一；二是典型的人物造型。“雷诺兹”形象在整个影片中看似不是重要角色，但正是这个角色介入了不同的文化，将电影叙事与动漫形象连接在一起，这样的设计不显复杂，让剧情更加丰富贴近现实，人物角色形象的设计正是叙事结构的一部分；三是画面中心的表达。《大侦探皮卡丘》在剧情表现手法上没有沿袭后现代审美的“去中心化”和“去英雄主义”，相反的在剧情结构上应用“英雄主义”，表现出“皮卡丘”的神勇与睿智，这种情节性的表现与美国的角色利用形成了融合，不夹杂主观情感的“英雄主义”，成为漫画改编电影在叙事方式上的“新突破”。

《大侦探皮卡丘》在叙事方式上是对动漫改编电影类型的一种成功尝试，其叙事方式上有美国“好莱坞风格”的介入，是一种多元的叙事表达方式。但这种叙事方式要想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大力推行尚欠缺，需要中国本土文化意识和审美机制的构建做保障。

如果说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化是当下所追求的快乐原则，那么电影《大侦探皮卡丘》就将这些意识放置到隐喻表现手法之中，鼓励人们追去热爱、追去和平，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包容自我。对于叙事方式的“好莱坞化”能够在本土文化当中寻找到一片土壤，对于自我设定的壁垒，即使再强大也无法剥夺反抗的权力，而这种叙事方式的成功实践正是对所谓壁垒的最好诠释。